上埃及的尼肯（Nekhen），公元前2180年前后。在饱受异见和饥荒困扰的埃及，安赫提菲（Ankhtifi）是一个权势熏天的角色。他身为州长，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至少在理论上算是法老的臣属；可实际上呢，他却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人在庄重严肃的队伍中，由全副武装的守卫簇拥着，走向太阳神阿蒙（Amun）的神庙。他身穿一袭白袍，头上的假发整整齐齐，脖子上挂着几串由次等宝石串成的项链。这位贵族大人沐浴着明亮的阳光，毫不左顾右盼，似乎对聚集于路边的一群群沉默而饥饿的民众视而不见。他手持自己那根长长的官杖和一根仪式用的权杖，腰间则系着一条装饰华丽且打着结的腰带。士兵们的目光来回扫视，提防着矛和刀。百姓们全都饥肠辘辘；他们所得的口粮少得可怜，偷盗与轻微暴力的现象正在日益增加。号角响起，这位大人物走进了神庙，太阳神就在那座阴暗的神殿里等着他。州长向太阳神阿蒙献祭，祈祷来一场充沛的洪水以缓解近年的灾情时，全场一片寂静。
安赫提菲墓中壁画，描绘了农场生活场景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代之久，连许多的当地农民也记不清了。在尼罗河的下游，祭司们多日来都在观察洪水的情况，在河岸边的台阶上标出洪水的上涨位置。其中有些祭司摇了摇头，因为他们感觉到，洪水的流速正在变缓。不过，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相信，众神掌管着这条河流，掌管着来自遥远上游且滋养了这里的洪水。安赫提菲是一位强悍直率的领导人，用铁腕手段统治着子民。他定量配给食物，控制人们的流动，封锁了治下之州的边界；只不过，这个能干而又魄力非凡的人心中也深知，他和子民都任凭众神摆布。向来如此。
安赫提菲及其同时代人所处的埃及世界，位于尼罗河流域。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的埃及深受河水泛滥与饥饿的困扰，这两个方面都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这一点，与我们如今这个世界并无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风险是全球性的，其严重性也史无前例。从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到基层活动家和科学家，有无数人士都已强调，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许多专家则提醒说，我们还有机会来纠正人类的前进路线，避免可能出现灭绝的命运。的确如此，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我们其实继承了人类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遗产。
人们普遍认为，古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与当今这个工业化的世界无关。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学习过去的做法。但是，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自身；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都是如此。而且，我们也开始更加理解长期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对碳形成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几乎没有降低。2020年肆虐美国西部的灾难性森林火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了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持续变暖，飓风与其他一些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发，海平面上升，史无前例的干旱，屡创纪录的气温……种种威胁，似乎不胜枚举。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浪潮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我们人类就是造成大气中碳含量升高和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尽管有了这种研究，但许多否认气候变化的人（通常会获得他们捍卫的产业提供的资助）却声称，如今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日益频发，都属于事物的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这些“怀疑论者”花费大笔的资金，精心策划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运动，甚至是炮制出一些阴谋论来诋毁科学。他们言之凿凿，以至于很大一部分美国公民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不过，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来得出这种结论的呢？在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对于人类在过去的3万年里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前的人们，是如何应对天气与气候中的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哪些有效，哪些又无效呢？我们能从他们的生活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来指导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决策呢？否认气候变化者的主张，在这些讨论中都没有立足之地。
哪怕是在25年之前，我们也还不可能讲清这些问题。在所有的历史学中，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研究人类社会在极其漫长的时期里发展和演变的情况。考古学家的历史视角可以回溯的时期，要比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和古罗马帝国时代久远得多。与人类600万年的历史相比，约51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是一眨眼儿的工夫。在本书中，我们会把透视历史的“望远镜”的焦点集中于这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即从最近一次“大冰期”[1]处于巅峰状态时的顶点到现代这3万年间的人类和气候变化上；这一时期，也是人类社会一个显著的变革期。古气候学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最终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气候的认知。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并且发展迅猛，每周都有重要的论文问世。掌握这门知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几乎引不起外行的兴趣。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头扎进大量的科学细节中去，而是先撰写了一篇关于气候学的“绪论”，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做，是想概述一些重大的气候现象（比如厄尔尼诺现象和北大西洋涛动），以及人们在研究古代气候时运用得最广泛的方法，它们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利用所谓的“替代指标”（proxy）、较为间接的方法。由于本书内容是以考古与历史为主，故我们认为最好是对这些主题分别进行讨论，以免偏离叙述的主要方向。
有史以来头一次，我们这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开始讲述古代气候变化的情况了。我们认为，过去的人类如何适应长期性与短期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与如今人类导致的（即人为的）全球变暖问题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即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应对或者没有应对好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困难的。诚如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1980年所言：“唯有了解过去，方能理解未来。”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一书不但吸收了最新的古气候学研究成果，而且借鉴了一些新的、经常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涵盖了人文学科与人类科学，范围广泛，其中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与环境史学。我们还会为您提供那些在过去20年里对人类行为与古气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所做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都深藏于专业期刊与大学图书馆里。我们搜集了这些资料，以便生动地将过去人类对气候事件所做的反应再现出来。
长达3万年的故事
本书并非一部论述古代气候变化的科学教科书，而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祖先如何适应各种大小变化的故事。气候变化这门科学，则只是我们在本书中讲述的人类故事逐渐展开时的背景；它们讲述的是过去的人，即构成了各种不同社会的个人——无论他们身为猎人和觅食者、农民和牧民，还是生活在工业化之前各个文明中的人。这些故事，跨越了万千年历史，发生于政府机构、天气预报、全球模型、卫星，以及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任何一项技术出现之前。
我们的故事始于“大冰期”末期，距今大约3万年。我们理当如此，因为此后的数千年里，人类一直采用服装、技术和各种风险管理策略去适应极端的寒冷。“大冰期”的艺术，尤其是洞穴壁画有力地证明了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尽管有着不同的形式，却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世界。“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在大约18000年前达到了巅峰，接着出现了一段漫长而没有规律的全球自然变暖期。“大冰期”晚期人类的适应技能，就成了15000年前之后那些后来者面对快速变化和不断变暖的世界时一种充满活力的遗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气候变化的一种现实，那就是气候变化反复无常。它环绕着人类的方方面面，在寒冷与温暖的循环、降雨与洪水的循环、长期与短期的严酷干旱的循环，以及偶尔由大型火山喷发引起的气候变化中消长交替。
本书前三章讲述的是大约15000年前“ 大冰期”结束到公元1千纪之间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间出现了从狩猎与采集到农业与畜牧业的转变，随后不久又兴起了工业化之前的第一批城市文明。直觉与社会记忆，对自给农业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农业中，经验与对本地环境的深入了解始终都是风险管理和适应能力当中一个利害攸关的组成部分。然而，日益复杂和产生了等级分层的社会不但很快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快速变化的影响。通过将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并且让城市人口依赖于国家配给的口粮，统治者又反过来开始严重依赖于城市腹地的粮食盈余，以及由政治精英阶层掌控的集约化农业。随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的发展，它们开始严重依赖于从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等遥远之地进口的粮食，风险也日益增加了。这些城市还越来越容易暴发流行性的瘟疫，比如公元541年那场灾难性的“查士丁尼瘟疫”[2]。
第四章至第十章讲述的，则是公元1千纪，直到罗马帝国终结、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崛起，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人们对气候的记录变得精细多了。我们会再次看到，工业化之前那些复杂的中央集权国家变得日益脆弱，有时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柬埔寨的吴哥窟复杂的供水系统受到压力之后，这座伟大的城市便土崩瓦解了。从安第斯山脉南部的冰盖与湖泊中开采出来的岩芯，记录了1000多年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原上的蒂亚瓦纳科与瓦里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这个词，用在此处恰如其分）。强季风和弱季风，则要么是对东南亚与南亚诸文明发挥着支撑作用，要么是危及了这些文明，并且对非洲南部那些变化无常的王国产生了影响。
吴哥窟
这七章里，描述了工业化之前各种不同文明的情况，对古代的气候变化进行了重要的概述。长期或短期的气候变化，从来就不曾“导致”一种古代文明崩溃。更准确地说，在那些专制的领导阶层为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社会里，它们是在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脆弱性方面助长危险程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您不妨想一想，把一颗鹅卵石扔进一口平静的池塘里，涟漪从撞击点向外一圈圈地辐射开去的情形。气候变化所激起的“涟漪”，就是一些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它们会结合起来，撕裂繁荣发展的国家看似平静的表面。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大家更加熟悉的、过去1300年间的气候学和历史领域，其中就包括了“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edieval Climate Anomaly）与“小冰期”这种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在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里，我们将加以论述。同样，我们的论述视角是全球性的，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欧洲1315年至1321年的“大饥荒”和1346年的黑死病，以及太阳黑子活动减少的影响，其中包括了1645年至1715年间那段著名的“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我们将描述寒冷对北美詹姆斯敦殖民者的影响，美国西南部的古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如何适应漫长的特大干旱期，以及气候如何促进了尼德兰地区所谓的“黄金时代”，那里的精明商人和水手曾经利用寒冷天气造成的盛行东风远洋航行。第十四章里还会描述1816年那个有名的“无夏之年”；它是前一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而那次火山爆发还带来了全球性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最后，我们还谈到了始于19世纪晚期、由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
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历史之旅，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第十五章里会强调指出，人类过去应对长期性和短期性气候变化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于我们如今应对史无前例的人为变暖至关重要。在这一章里，我们会仔细列举出今昔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今昔气候问题的规模差异。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对气候“末日”（Armageddon）的预言比比皆是，以至于它们听上去常常像是现代版的《圣经·启示录》，带有“末日四骑士”。相比而言，我们认为，无论是古时的传统社会，还是如今仍在兴旺发展的传统社会，都有许多重要的教训可供我们去吸取。例如，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中，必须包括长期规划和财政管理两个方面，可古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安第斯地区的社会除外，因为他们了解长期干旱的种种现实。我们已经知道，就算是到了今天，许多方面也是既取决于我们对具有威胁性的气候变化做出地方性反应，也取决于以过去不可想象的规模进行国际合作。
来自过去的礼物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但首先来看，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与祖先一样，我们属于人类；我们继承了与前人相同的前瞻性思维、规划、创新以及合作等优秀品质。我们是智人，而这些品质也始终帮助我们适应着气候变化。它们都是宝贵的经验遗产。
来自过去的第二件礼物，是一种持久不衰的提醒：亲族纽带与人类天生的合作能力是两种宝贵的资本，即便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也是如此。我们只需看一看美国西南部古时或者现代的普韦布洛社会就能认识到：亲情、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一些打破孤立的机制，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压力之时一种必不可少的黏合剂。如今，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俱乐部）中，我们仍能看到那些相同的关系。亲族关系是一种应对机制。分散和人口流动两种策略也是如此；数千年的时间里，它们都是人类应对干旱或者突如其来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时极具适应性的方法。非自愿移民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如今仍然是人类面对气候变化时的一种重要反应；看一看成千上万从非洲东北部的干旱中逃离的人，或者试图向北迁移到美国去的人，您就会明白这一点。如今，我们经常会说到生态难民。但我们见证的，实际上就是古时人口流动的生存策略，只不过其规模真正庞大而已。
教训还不止于此。过去的社会与其生活环境联系得很紧密。他们从来没有得益于科学的天气预报，更不用说得益于电脑模型，甚至是得益于如今可供我们利用的众多替代指标中的某一种了。古巴比伦人与包括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探究过天体的奥秘，却无一成功。直到19世纪，连最专业的天气预报也只涉及一些局部的天气现象，比如云的形成或者气温的突然变化。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靠的都是历经一代又一代习得的一些细微的环境提示，比如浓云密布预示着飓风即将到来。同样，渔民和水手也能看出强风暴到来之前海洋涌浪方面的细微变化。过去的经验提醒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是人们根据地方性的经验与理解而采取的地方性举措。这种适应措施，无论是修建防海堤、将房屋搬到高处还是共同应对灾难性的洪水，靠的都是地方性的经验与环境知识。小村庄也好，大城市也罢，古时的大多数社会都很清楚，他们受到气候力量的制约，而非掌控着气候力量。
古代巴比伦
回顾过去数千年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祖先们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的一般类别。像秘鲁沿海异常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大规模火山喷发带来的破坏性火山灰云毁掉庄稼之类的灾难性事件，虽说持续时间很短，却会让人们苦不堪言，有时还会造成重大损失和伤亡。但是，一旦这种事件结束，气候条件就会恢复正常，受害者也会康复。它们的影响一般是短期性的，且会很快结束，常常不会超过一个人的一生之久。从此类气候打击中恢复过来，需要合作、紧密联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就是过去留给我们的一种永久性遗产。
在规模很小的社会中，领导责任落在部族首领和长者的身上，落在经验丰富、个人魅力能够让别人产生忠诚感的人身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族同胞之间的相互义务，同时也有赖于领导人掌控和统筹粮食盈余的能力。
气候事件与短期的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回事：一场漫长且周而复始的干旱，长达10年的多雨，或者持久不退、毁掉作物的洪水，都属于气候事件。过去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比如秘鲁沿海的莫切人和奇穆人，就非常清楚长期干旱带来的危害。他们依靠安第斯地区的山间径流，来滋养沙漠河谷中精心设计出来、朝太平洋而去的灌溉设施。莫切人与奇穆人的饮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沿海地区丰富的鳀鱼渔场；他们靠着精心维护的灌溉沟渠，在一个滴水如油的环境里对水源供应进行分配。他们的韧性，取决于在有权有势的酋长监督下以社区为基础的供水系统管理。
过去5000年中，工业化之前的诸文明都是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非巧合，因为社会维护的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一切都有赖于精心获取并加以维持的粮食盈余，因为像古埃及与东南亚的高棉文明这样的社会，都是用分配的口粮来供养贵族和平民的。在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的乡村农民，可以靠一些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作物，或许还有野生的植物性食物，熬过短期性的干旱。他们有可能挨饿，但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不过，旷日持久的干旱循环，比如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那场著名的特大干旱，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场大旱，通常被称为“4.2ka事件”，曾经蔓延到了地中海东部和南亚地区。面对这种干旱，法老们根本无法再养活手下的子民。于是，古埃及就此分裂，诸州之间开始你争我夺。干得最成功的州长们比较熟悉如何解决地方性问题，故能设法养活百姓，限制人口流动。人们不再说什么神圣的法老控制着尼罗河泛滥这样的话了。后来的诸王则在灌溉方面实行了大力投入，而古埃及也一直存续到了古罗马时期。
工业化之前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变化无常的实体，其兴衰速度之快令人目眩，这一点也并非巧合。它们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远距离运输粮食与基本商品的能力。尼罗河近在历代法老的眼前，而玛雅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却只能依赖人力与驮畜进行运输。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就再次说明适应气候变化是一种地方性事务，因为当时的基础设施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以至于绝大多数统治者只能牢牢掌控方圆约100千米的领土。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散货水运。虽然古罗马诸皇曾用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出产的粮食养活了成千上万的臣民，但这些偏远地区的作物歉收给古罗马带来气候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上百倍。
蒸汽锤
随着工业化的进步、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19世纪到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较大规模社会的种种复杂性，已经让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不过，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种乐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我们人类拥有抓住机遇和大规模适应气候变化的出色本领。过去的教训，也为我们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未来前景。
果断的领导与人类最核心的素质，即我们彼此合作的能力，就是过去在应对气候问题时的两种历史悠久的根本性策略。人性以及我们对变化与突发事件的反应，有时是完全可以预测出来的。掩埋了庞贝古城的那次火山爆发与其他灾难中，都记录了人类面对灾难性事件时的相关行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可以从我们共同的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假如不从现在开始，那么过不了多久，人类就将不得不转而采取艰难的办法，因为最终的现实是：有朝一日，或许就在明天，或许是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就将面对一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影响到所有的人并且像瘟疫一样严重的气候灾难。我们撰写本书旨在分析过去，帮助读者把握当下，并且借鉴古人的远见卓识，迈向未来。
注释
1.大冰期（Ice Age）指地质史上气候寒冷、冰川广布的时期，大冰期中又可分为相对寒冷的冰期（glacial period）与相对温暖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period）。小冰期（Little Ice Age）则一般特指距今最近的一次寒冷时期，始于约1250年，终于约1850年。——编者注
2.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 Plague），公元541年到542年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暴发的一场流行性鼠疫。它不但是地中海地区暴发的首场大规模鼠疫，肆虐了近半个世纪，还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导致东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据估计，这场瘟疫总共导致近1亿人丧命，与“雅典鼠疫”、中世纪的“黑死病”等并称人类历史上八大最严重的瘟疫。——译者注
本文节选自《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的前言。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英】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拉尼/著 欧阳瑾、黄春燕/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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