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大夫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莫不以忠臣孝子自期。在天下无事之时，忠孝两种德行固能并存；但在改朝易代之际，两者颇难兼顾。明季士大夫遭逢国难，便感到进退维艰。如御史陈良谟慨叹：“为子为臣，不能两全。”兵部左侍郎张煌言（1620-1664）拒绝清人招聘时，亦有“忠孝已难两全”的感触。诚然，对明季士大夫而言，忠孝确是难于取舍的。虽然陈良谟与张煌言最后都殉国而死，透过上述的话，可见他们先已考虑取舍问题，才做出抉择。另一方面，有些士大夫虽在明亡后意图捐躯殉国，但为了家有高堂而偷生，如黄宗羲称不殉国乃系“届身养母”，陈确亦谓“未死皆缘母已老”。可见他们也有考虑忠孝的取舍问题，才做出尽孝的决定。既然忠孝难两全，谁人应尽忠？谁人应尽孝？忠孝是否有高下之分？这些问题，颇为明清之际士大夫所关注及讨论。
尽忠的例子
明季的忠臣义士，无论为抗清而死或自杀殉国，无疑都视尽忠比尽孝为重要。
就抗清者而言，如张煌言在“忠孝已难两全”的情况下，“倡义辞家”，终至“吾父见背，路隔华夷，奔丧无所”。虽然张煌言为此“抱恨终天”，但他并不后悔“忘家”的决定，因为他相信：
两间自有正气，万古自有纲常，忠臣义士，惟独行其是而已。
又如苏观生“镇守南安，粮运不继，动辄掣肘”，知道大势已去，仰天叹息说：
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岭头几日地，岂不怀归？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
又如候任南昌知县刘曙（？-1647）在“南都之变”时本欲殉国，“特以父丧未葬，老母在堂”而不死。后因牵涉“通海”为清廷所捕，“械至南京，洪承畴霁颜相劳苦”，不屈。洪承畴说：“汝不念老母邪？”刘曙答道：“君亲原非两人，臣子岂有二理！”最终下狱被杀。刘曙对忠孝的态度实先后不同：被捕前，他以孝为先；被捕后，他虽将忠孝相提并论，但从他不屈而死的事迹看来，他显然是舍孝取忠。
就自杀者而言，如陈良谟在嗟叹“为子为臣，不能两全”之余，选择了“为臣”之道，所以对执友李芳泰说：“吾为国死，义不顾家。”在自杀者殉国之前，家人亲友每每希望以尽孝为理由，打消他们的死意，但都被他们以不同理由驳回。现以崇祯十七年的死者为例，加以说明。
户部尚书倪元璐（1594-1644）“投缳”前，“所亲皆劝”他“权忍耻，出外举兵，再图匡复”。倪元璐不从。“所亲”于是说：“太夫人在堂，亦不为之地耶？”倪元璐初时“默然，一泪及颧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犹健康，夫复何憾！’”马世奇自杀前“南向遥拜辞母”说：“母生儿不能养，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欲长依膝下不可得矣！”于是“闭一小室中自经。诸仆排户入救之”，并“泣劝”马世奇说：“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马世奇答道：“不死，正恐留此身为太夫人辱耳。”申佳胤在明亡前已萌殉国意念，“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养京邸，左右以此为解”。申佳胤却说：“吾业以身许国，势难两全。”从上述例子可见，殉国者明显认为忠重于孝，所以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前者。
在重视孝道的风气下，有些士人在取舍忠孝之前，或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如傅日炯（？-1646）与族父平公在“江上师溃”后讨论说：“吾辈义固当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于老母，许死则死耳。”结果，“平公白于母，不许；日炯白于母，许之，遂赴湄池死”。而“平公乃养日炯母终身”
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深明大义”的父母。例如，和州知州黎弘业（？-1636）在崇祯八年十二月（1636年l、2月间）“城将陷”时，“系印于肘，跪告其母”李氏说：“儿不肖，贪微官以累母，奈何！”李氏哭着对他说：“汝勿以我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于是自缢而死，黎弘业亦随后殉节。又如成德的母亲在北京城陷后“争欲先引决”，反为成德“止之，以慷慨、从容二义为告”。后来“母见子女及媳皆已殁，亦恸而自缢”。又如金铉当“贼攻城急”时，“跪母章氏前”说：“儿世受国恩，职任车驾，城破义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八十岁的章氏却说：“尔受国恩，我犹不受国恩乎？事急，庑下井是吾死所。”终于在金铉投河死后，章氏“亦投井死”。
此外，有些父母虽没有与儿子一同殉国，却成就了他们的节义。例如，当傅日炯的母亲知道儿子要自杀殉国后，“特来戒其酒，恐人以炯为酒误”而自戕。又如傅日炯自杀之前，“母躬具酒肴，命幼孙持浆满觞而三酌之，庆慰备至。至末觞”，傅日炯“跪而勿饮，母诘之”。傅日炯说：“子乐母戚，是弗忍饮。”母说：“儿饮！予勿戚也！”于是傅日炯才饮，“更涤觞献母”说：“惟愿我母无楚于家！”母又“笑饮之”。这样，“母子劝饮半日，炯乃扶母上坐，四拜永诀而去。炯回顾母，母亦顾炯。母又即命曰：“儿勿顾！”于是竟往上浒”，“投入冲中而死”。又如张煌言“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清廷以张煌言父张圭章尚在，“弗籍其家”，而令张圭章写信劝识张煌言归顺。张煌言复信说：“愿大人有儿如李通（？-42），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177）以自赎。”而张圭章暗中“寄语”张煌言说：“汝弗以我为虑也。”诚然，父母的开明态度，可使儿子较安心于尽忠。
从孝的例子
明亡以后，有些士大夫或欲投身复明，或欲轻生与国同亡，但因为家有老亲而不能遂志。
就前者而言，陈子龙便是一例。当夏允彝决意投水殉节后，与陈子龙“手疏见诀，不责以偕亡”，而“勉以弃家全身，庶几得一当”。可是，陈子龙在夏允彝死后“一载于兹”，“窜处菰芦之下，栖伏枋榆之间，往来缁羽，混迹屠沽，若全无肺腑者”。陈子龙报书亡友，解释自己的苦衷如下：
仆门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于大母，报刘之志，已非一日，奉诏归养，计终亲年。婴难以来，惊悸忧虞，老病侵寻，日以益甚。欲扶携远遁，崎岖山海之间，势不能也；绝裾而行乎？孑然靡依，自非豺狼，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亲之间，交战而不能自决也。悲夫！悲夫！亲以八十之年，流离野死，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仆真非人哉！
上海松江跨塘桥，陈子龙于此自沉
可见陈子龙在夏允彝死后，反复考虑应尽忠抑或尽孝的问题，虽然他把祖母的“流离野死”视为不孝，而自责于“忠孝大节，两置涂地”，他的抉择反映了他把尽孝放在尽忠之上。因此，“自慈亲见背”，“藁窀粗毕”之后，即“日思芒南奔，荷一殳之任，分身陨首犹生之年”，“虽懦弱，安敢宁处”了。陈子龙先亲后君的态度，昭然若揭。张煌言向同辈说：
应念同仇多死友，休言有母不售人！
就是呼吁时人：国难当前，须以忠为先，孝为次。
就欲轻生者而言，如方文（1612-1669）“虽未仕金马门”，但因“父祖十世承国恩”，所以在明亡时“几欲捐躯励微节”，最后“以亲故遂苟存”。\[23\]又如按察副使郑溱（1613-1698）知道北京陷落的消息后，“恸哭投继”，但为父亲劝阻，“瞿然中止”。郑溱父亲的话引录如下：
汝祖母以十七岁孀妇遗腹生吾，荼苦数十年，唯汝一块肉耳。汝纵不念吾，犹不念祖母乎？
又如殉甲申之难的吴麟征的儿子吴蕃昌（1622-1656）“遭国变，慨然有殉君父之志，伯父（吴麟瑞，1588-1645）责以为人后之义，乃不果”。又如徐枋（1622-1694）的父亲徐汧在南京失陷后欲“殉节”，徐枋“誓必从死”，但父亲不许，命“长为农夫以没世”。于是徐枋的“死志未遂”，而“谨守”父亲的遗言，终身而不变。又如魏阀（1609-1678）在“甲申国变”时，“自念尊人年高，不即死，奉尊人避乱湖滨”，并且“弃诸生服，潜心易服”。又如张罗喆为军都督府佥事张纯仁第五子，助二兄张罗彦守保定，以拱卫京师。北京“围急”，张罗喆妻王氏对丈夫说：“我妇人惧辱，义必死。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即绝尔父母后，何忍？”于是张罗喆听从妻子的话，“变形易服，从水门亡去”，而他的兄弟则在保定城破后殉节。上述数人虽在亡国后有过殉节的意图，但因他们重孝多于重忠，所以选择了尽孝的道路。
此外，另有士大夫不但因有父母而不死，而且变节背主。如王孙蕙在北京陷后游说同乡赵玉森同“诣贼报名”。王孙蕙说：
百行以孝为先，君太公年高，图锦足矣。不为徐庶，忍心为赵苞耶？
又如张家玉在“流贼”入京后“三上书于贼，责以大义，请宾而不臣”；“见贼”的时候，“长揖”而不跪。“贼怒，缚柱上欲刳之，颜色不变，异而释之。”由于“愈欲其降，不可”，所以“流贼”要挟“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又如吴伟业在“甲申之变”时“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大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其后吴伟业自责说：
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
顺治十年（1653），清廷征辟诏书下，“有司敦逼”，吴伟业“控辞再四”；但双亲惧祸，“流涕办严，摄使就道”。吴伟业“难伤老人意，乃扶病入都”，出仕清廷。
表面上，上述诸人都为尽孝而不死，甚至改节事二主，其实可能只是借口而已。韩菼（1637-1704）批评明季官员说：
呜呼！彼仕而不死者多矣。其人又未必皆有父母之养于其身也；又或徼幸于父母之存，而借口以逭其不能死之罪者，比比也。
韩菼所说甚是，如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赵士春（1599-1675）便承认在“乙酉之变，借口母在，不敢图死”。近人推原吴伟业的心迹，亦指他说“我因亲在何敢死”，“不过是借口罢了”。又如张家王为“广东人，父母在籍，未尝到京”，竟为“流贼”吓到，无怪时人批评他“抗怯焂忽，殊自无谓”。
如何取舍忠孝的意见
忠孝既难两全，而忠孝都有人选择，谁人应尽忠、谁人应尽孝的问题因而出现，并且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经常讨论的话题。
有关忠孝的取舍问题，当时有不同的意见，就官员的取舍来说，有两种相反的说法。第一，有父母在堂，不必死。前述王孙蕙劝赵玉森效法徐庶的话，虽或是变节的借口，却反映出时人的一种想法，即父母健在，不必殉国。如孟兆祥在北京陷落以前已萌殉国之念，却对门人司勋郎熊文举（1631年进士）谓，“子有老亲在千里外”，“尚可从容”。又如金声与江天一在徽州城陷被清军所执，金声便对江天一说：“汝有老母，不必死。”当然，家有老母就不须尽忠的观念，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第一节举例甚多，兹不赘说。
第二，“尽忠即所以尽孝”。另外有些殉国官员相信，他们必须尽忠，这样去做，不是忘孝，而是以忠存孝，无忝所生。例如，许直在北京陷后“归而觅死，家人以父阻之”。许直说：“曩父寓书于直云：‘无忝厥职，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臣生谓之无忝者乎？然则今日之死，父命之矣！”于是许直“叩头君父”，自缢而死。周凤翔亦于同时殉国，死前写信给父母说：
国君死社稷，人臣无不死君上之理，况身居讲职、官为侍从乎？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我事毕矣！
又如申佳胤在北京城破后，“左右请易服匿他所”，但申佳胤笑着回答说：“我以孤童随老母起微贱，主上（朱由检）不以为不肖，食禄十有三年，国家事至此，何所复顾？独念大安人年老逢难，长背罔极。然辱身以辱亲，不孝滋大，我志决矣。”后来便投入王恭厂“灌畦巨井”中死。又如左懋第使清议和，不屈被杀。拘留期间，思索“忠臣孝子”之道，得出下面的结论：
忠臣孝子，两全甚难，其实非难。从（伯）夷、（叔）齐死后，君臣义薄，纲常扫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叠山，青史于今万古传。他两人父兮与母兮，亦称大贤。
总括来说，上述类型的人明显是把忠放在孝之上，但为了为他们忘孝的行为辩护，所以提出“人臣当殉节，忠孝两无亏”的说法，掩饰他们“吾为国死，义不顾家”的行为。
就士人来说，明清之际的舆论已指未出仕者没有殉国的义务（参看第五章第二节）。因此，如果他们的父母在世，他们更不必死了。例如，生员许王家（1607-1645）未仕而死，时人便认为他有两个理由“可以无死”。第一是“不仕，可以不死”；第二是“不仕而父母在，尤可以不死”。家有高堂而殉国的士人，后来更受到非议。如徐启睿（？-1645）在鲁王朱以海时“白衣参军”，最后被清兵所执，“谕之降，则谩骂”，因而触怒了清兵，被刳腹而死。全祖望为徐启睿立传，虽谓“公之志则烈矣”，却指“其时公尚有亲也。君父良难兼顾，但公以环堵书生，未尝受国家恩命，而必弃其亲以从君，斯亦不无小过”；并就此而引申，批评明季“以笃老之亲，因抗节而有所不顾”的人，认为“揆之圣贤之处此，未必其然，斯论世者所当知也”。换言之，未出仕者应“从亲弃君”，才没有过错。
因为已仕与未仕者的角色不同，所以明清之际又有出仕者须尽忠，未仕者须尽孝的调和之说。如孙奇逢认为：
古来烈士英人值屯遭蹇，已入仕者先君后亲，未入仕者先亲后君，各有攸当。
屈大均亦说：
人尽臣也，然已仕、未仕则有分。已仕则急其死君，未仕则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
因此，就已仕者而言，如陆培自杀前作书遗母，便说：
儿不自意得陟科目，其自癸未（崇祯十六年），儿非母有，宁自溃乱以伤先人砥砺之意。有两弟可慰天年，譬儿夭折或襁褓不育，天下亦有此事。儿从先帝意适，勿以为不幸。
既然“得陟科目”以后，“儿非母有”，现在国难临头，自然应当“先君后亲”了。所以陆培强调他的殉国是“适意”，不是“不幸”。他的弟弟未曾出仕，因此他们的责任是慰母亲天年，即“先亲后君”，套用孙奇逢的话，可谓“各有攸当”。相反来说，彭之灿（？-1658）未曾仕君，遇到国变则“欲以此作首阳”而殉国，无怪孙奇逢规劝他宜“归首丘”以养亲，因为他的情况应是“先亲后君”。
其次，在传统社会里，忠与孝常常被视为一致和统一，如《礼记·祭统》说：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在明清之际已仕者尽忠、未仕者尽孝的观念里，尽忠与尽孝亦系两者恪守本分的表现，彼此地位一致，并无高下之分。例如，屈大均就《易经·困卦》“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而阐释忠孝之道说：
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后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后子之志乃遂也云尔。
由于“君得有其臣之命”，无怪屈大均以为“已仕则急其死君”；由于“父母得有其子之性”，所以屈大均认为“未仕者则急其生父”。这样，尽孝便能与尽忠等同起来。
殉国者由于弃亲从君，因而提出以忠存孝之说，以遮掩他们无法尽孝的遗憾。不死者或者亦因为舍忠取孝，所以采取传统的“移孝作忠”说，文饰他们未能尽忠的缺点。陈确在祭宗祠时的话，便是一例，引录如下：
国难殊足忧，家祸亦可怜。移孝即作忠，亲亲宜所先。
可是，无论未仕者须先尽孝或移孝作忠，都不能抹杀他们不能死的事实。于是，齐之千提出进一步的观点，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引录谢枋得“某所以不死者，以有九十三岁老母在堂耳”与“某不得为忠臣，犹愿为孝子”等语，及“经”所谓“资于事父，移孝以作忠”，申明“孝与忠非二道，死孝即所以死忠”的道理。接着，他又举出四个例子，阐述“不成忠者不成孝”的道理。引录如下：其一，“古无位而死忠者，推孤竹；首阳饿死，忠矣。其先以父命逊国，此孝子之所用心”。其二，“泰伯遵父命让季历，本孝子事，而识者又谓即夷、齐叩马之心”。其三，“陶渊明为晋处士，作《五等孝传赞》加丁宁焉”。其四，“李陵不顾老母，忘汉，病死沙漠”。透过这四个例子，齐之千得出下面的结论：
忠孝两成者，不在生死，可以死，可以不死。
这样，无论已仕者或未仕者，只要能够克尽孝道，并“移孝以作忠”，他们的不死便不是缺点了。然而，理论终归是理论罢了。陈确批评“全肤体为孝”说时指出：
如此解，则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偷生与死义，孰为无忝，孰为辱亲，儒者必有能辨之矣。
诚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还是可以辨明的。
薙发与忠孝之间的矛盾
北京将陷，有人对申佳胤说：“有变，薙发可免。”申佳胤答谓：
毁父母之遗不孝，不可。
上述所谓“薙发”，乃指削发为僧。马世奇在北京陷后自缢，死前写信给弟弟说：
衙门多有削发为僧者，虽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义未免有碍，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犹在南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当以一死报主上，数月前主意已定。所不能恝然者，母亲耳！吾幸全受全归，母亲自可无憾。
上述例子反映削发图生与孝道观念的冲突。因此，马世奇虽舍孝取忠，仍能以“全受全归”而自豪，以为未尽亏孝道。
顺治二年六月，钱塘失陷，知县顾咸建“弃官而走”。清兵追及，“令其薙头改冠”，顾咸建不从，答道：
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
同年八月，清廷“下薙发令”，许王家自杀。他申明原因如下：
父母冠我时，祝我为何如人？此发岂复可毁伤耶！
上述二例同系因儒家的思想而不肯薙发苟活，不过他们抗拒的，不是佛教的风习，而是清廷对汉族的压迫。
在清廷的“不薙发者以违制论斩”令下以后，“吏恫不薙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诚然，对自幼已熟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思想的士大夫来说，清廷的薙发令迫使他们走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迫使他们在国亡后面临另一次生与死的抉择，甚至更掀起一场反抗的浪潮。因为在明季士大夫看来，“薙发则亏体，亏体则辱亲，亏体辱亲”便不能为人。因此许多人都不愿意薙发，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以不薙发死”，便能“无忝所生”。陈确起初就本着这个信念，不肯薙发。后来，当他听闻“不薙发而见执者，法未必死，而大戮辱之，终亦不免于薙发”的消息后，立场开始动摇，以为“不杀而终薙发，则名垢身辱，而吾志不得遂，即愤而自杀而已，无解于亏体辱亲之罪”。在陈确心目中，自行薙发与被捕后强行薙发“同罪”，因而希望在两者之间选出一条“未甚戮辱”的途径，所以“亦思变计从俗”而自行薙发。毕竟，他仍感到“发非确之发，父母所遗之发也”，因此“不敢自擅”，所以“敬斋卜日，请命于显考而乃从事”。
上述陈确用来证明为何要改变对薙发立场的消息，谅非杜撰。如明末诸生卢象晋“念两兄（卢象升，1600-1639；卢象观，？-1645）苦为国死，乙酉后，不就试，率闭户著书。至庚寅（顺治七年，1650），尚发完。偶为仇者所持讦，逮清抚土（国宝），土重伤其家率忠主竭命，颇欲生之，故曰：‘知晋不敢抗清，当是薙后复生。’晋大言曰：‘此发故自明出。’士卒义之，出强薙入见，为已其事”。此事虽发生在陈确的记载以后，亦可作为陈说的佐证。然而，因为怕被强行薙发便想自行薙发，反映了陈确性格怯弱的一面。
其次，陈确一方面自称“生无益于时，正忧不得死所，而以不薙发死”，便能“无忝所生”，可是他为什么不“先死之”呢？陈确说这是因为“母在不忍也”。但问题是，既然说因为母在不忍死，那么从前又何以不薙发而又“不畏杀”呢？陈确辩护说：
苟虏而见杀，则是非人子之获已也，义不得不尔也。且吾昔之所为不畏死者，非扬扬然号于人曰：“吾发未薙，尔执于官而杀之也。”凡可以晦迹而全生者，无不至也。倘万不幸而卒见获而被投，而吾心亦可以无愧矣。与无故而先自杀以弃吾母者，微有间。
上引的设问设答，与其说是“告先府君”，毋宁说是陈确为自己的行为做合理解释的辩白，以求心之所安而已。幸而他的父亲有灵，“同意”他的“请命”，否则他便无法解决薙发与“亏体辱亲”之间的矛盾了。当他的女婿董世琮“以剪发作数日悲”时，陈确写了一首诗安慰他说：
守身昔称孝，儒者良所志。世乱相驱迫，悲哉忽捐弃！珍重千古心，捐弃须臾事。捐弃奚足悲？区区事已逝。一毛亦前定，得失非所意。吾体虽幸全，栗栗胡敢恃！君子忧其大，方寸难区置。时时惧有失，数茎岂为累！勉之勤进修，古贤宜可至。完亏在厥性，具形未云贵。
陈确等既选择生存，薙发苟活势所难免，唯有委诸天意，并且退而思自励及互勉，盼能有裨世道，将功补过。
明遗民既已薙发求存，当他们赞扬留发杀身的人时，实已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例如，崇祯七年（1634）进士曾亨应（？-1646）在顺治二年“南昌陷”后，“与同县知州揭重熙（？-1651）倡义抚州，人心涣散，无以支，乃使其弟和应（？-1647。按：曾和应为监生）奉父”。城陷，曾亨应与子曾筠（？-1646）“不屈死”；曾和应“奉父走肇庆”。后肇庆亦陷，曾和应欲自杀，说：“吾而髡发，何以见吾兄？”虽然许多人劝阻他，但他最后还是“整衣拜父投井死”，在留发而死与奉父而生之间，选择了前者，屈大均在记载上述事迹后，对曾和应的取舍做出这样的评价：
和应之去也以奉父，奉而不终，以两行在俱陷故也。至是生而奉父，孝而非孝，不若死而从兄，非忠而忠之为愈矣。
曾和应的死，表面上是“死而从兄”，不是忠君而死。但屈大均则从另一角度着眼，诠释曾和应的死。他大概认为曾和应不肯“髡发”而死，不但是忠于前朝衣冠的表现，而且更能凸显兄长忠节的影响力，所以说“非忠而忠之为愈”。另一方面，头发受之父母，“髡发”便属不孝。在这个前提之下，“奉父”虽为尽孝，但“髡发”而“奉父”，便变成“孝而非孝”了。既然屈大均用上述标准衡量曾和应，那么屈大均本人的生而奉母岂不是变成“孝而非孝”了吗？
顺治三年，“广州破陷”，屈大均心“怀忠愤，有捐躯报国之志”。他的老师陈邦彦（1603-1647）当时为兵科给事中，起兵攻广州。兵败，入清远。城破被执，不屈而死，弟子数人同时殉难。屈大均虽然追随陈邦彦起兵，后来又为他收尸，却没有捐躯报国。屈大均解释其中原因如下：
予少遭变乱，沟壑之志积之四十余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
此外，屈大均在他的诗中，常常提到因为母亲而不能尽忠报国，举例如下：
磨剑未屠龙，弯弓未射虎。郁抑英雄姿，念我有慈母。
涕泣辞宗国，间关出战尘。发肤归父母，薪胆献君臣。
母在身难许，年衰道未闻。
母老如何出？官闲未敢辞。
屈大均指出“已仕则急其死君，未仕则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的说法（详第三节），极可能是为自己的舍忠取孝而提供理论根据。可是，上述说法与屈大均称赞曾和应的意见，互相排斥，不能共存。因为，如果以“已仕”“未仕”之说衡量曾和应，由于他未仕，所以应“急其生父，于道乃得其宜”。曾和应既然不“生而奉父”，屈大均理应指摘曾和应“于道不得其宜”，不应反加赞美。相反，如果以“生而奉父，孝而非孝”之说绳墨屈大均，他诚难免受责。其实，屈大均“发肤归父母”这句诗，甚为反讽，诚如张秉纯指出：
发肤受之父母，不全归则不孝。
前引陈确亦谓“薙发则亏体，亏体则辱亲”。因此，屈大均薙发奉母而生，无形中就是以“不孝”存孝；套用屈大均的话，则是“孝而非孝”。由此可见，当屈大均称美曾和应的舍孝取忠时，已堕入自贬的窠臼而不自知了。然而，苛论古人，岂是笔者之意！不过就事论事，指出他们的矛盾之处而已。
忠孝不能两全下的遗憾
明季殉国者在忠孝难全的困境下毅然死去，虽然在忠君方面显得理直气壮，但在孝亲方面实有亏欠。如徐汧在“敌薄都城”时已“誓必死”，作《矢志诗》寄母说：
为臣贵死忠，义更无他顾。所伤有孀亲，就养在中路。
又如夏完淳（1631-1647）在临刑当日，作《狱中上母书》说：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夏允彝）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
诚然，殉国者虽或早已选定尽忠，但并不因此而能忘孝。至于徘徊于忠孝两途者，最后哪怕选择从忠，对孝道亦难释怀。如许德溥（？-1647）在“甲申闻北变”后，“号哭数日，寝食俱废”。及“剃头令下”，许德溥本以“头可断，发不可剃”，“誓以死殉”，但父亲对许德溥说：“尔不剃发，必死发；尔死父馁，奈何？”于是许德溥“剪其发，如头陀然”，但“于臂间刺‘生为明人，死为明鬼’八字”。事发被捕，许德溥不屈，以“谢叠山者，亦曾剃头，后始殉节”自况，并谓“叠山之剃头为老母，德溥之剃头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何辞”。“狱具，拟斩，坐其父城旦”。许德溥请求县令说：“死固当，愿释老父。”县令“义而释之”，许德溥高兴地说：“得脱老父，死无恨矣！”
由于不能忘孝，所以在死忠以前，他们多考虑过供养父母的问题。如果他们有兄、弟、妻、子、侄等，问题便较易解决。关于兄的例子，如许直在甲申殉国，客羊君辅尝“从旁慰解，动以亲老子幼”。许直回答说：“有兄在，吾无忧也。”关于弟的例子，如江天一在徽州起义失败，清廷“购天一甚急”，天一“归嘱其母于弟天表”，然后自投罗网，为国捐躯。关于妻的例子，如许王家投水前，“以父母属妻顾氏”说：“尔善事堂上，吾不能终养为孝子矣。”关于子的例子，如汪伟死前“手书贻子孝廉观生（1642年举人）”说：“老母不能终养……吾儿事也。”关于侄的例子，如吴甘来自缢前，“兄子家仪自外至，相与恸哭”，吴甘来对吴家仪说：“吾不死无以见（志），然祖母尚在，汝若死，无以终养。”如果殉国者没有子嗣，供养父母的事宜便须另作安排。例如，陈良谟虽谓“殉难之官，不应口言家事”，到底还是立下遗嘱，交代立嗣、分产、养母等事。史可法无子，特地收副将史得威为继子。本来，史得威想从史可法死，史可法不允，说：“我为国亡，子为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嘱子，子可勿辞。”又说：“为我祖宗父母计，我不负国，子忍负我？”这样，史得威才肯受命。于是史可法上书告诉母亲说：“得副将得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
为了弥补不能尽孝的过失，殉国者在死前仍设法安慰父母，希望可以减轻他们丧子的悲痛，如申佳胤投入井后，向两仆人呼叫说：
汝等归慰太安人，君亡与亡，有子作忠臣，毋过戚也。
就是希望以忠的观念开解母亲。又如周凤翔死前写信给父母说：
罔极之恩，矢之来生，万千珍调，不必以男为念。
以及马世奇所谓：
魂气无所不之，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固时时周旋母亲之侧也。
就是希望以孝子依依难舍之情，恳请父母珍重。又如魏学濂在绝命诗中告诉母亲说：
人生谁百年，寿夭死所同。我比兄与弟，我年为独丰。高堂无复悲，譬不生阿侬。辞母却就父，生死犹西东。
以及史可法上书谓：
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
乃是以天命为据，希望母亲能节哀顺变。此外如张国维命人“对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就是怕母亲知道自己的死讯后过哀，所以隐讳不报，免她伤心。
尽忠者固难死得安心，而尽孝者也活在内疚与惭愧的心境之中。如黄宗羲与张煌言共起兵于浙东，最后张煌言尽忠，黄宗羲尽孝，当黄宗羲为张煌言撰写墓志铭时，便流露出内心的惭愧说：
余与公，则两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鲸背蛎滩之上，共此艰难。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又如周颖侯在“甲申之变天地裂”时，“气激欲自尽”，并已“书绝命词”，但因“伤哉二老垂白年，乃祖八十尤皤然。抱持号泣互相守，解缚不得从所天”。由于他感到“君亲一理那可弃”，于是“且活余生俱粗粝，永栖陇亩为顽民”。然而，他对自己不能尽忠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偶对人言还自愧”。又如高承埏（1602-1647）“遭乙酉之变，痛愤不欲生”，但是“念太夫人春秋高，终鲜兄弟，未能即自引决”，因而“悲歌慷慨，低回结轖，以生为可厌，而以死为可乐也”。
陈确在明亡以后不断肯定自己生存的价值，反映出遗民因为尽孝而不能尽忠的痛苦一面。陈确的同学祝渊和老师刘宗周在顺治二年先后自杀殉国，陈确却因母老不能死，因而毕生难过不已。所以在文字中常流露“晚死惭师（刘宗周）友（祝渊）”的苦痛思绪，甚至自责说：
吾师吾友，循节安理。存为明臣，没为明鬼。予生惘然，曷究厥止！
又说：
先生（刘宗周）与开美（祝渊）俱死国难，而确独隐忍苟活，皇皇未知所税驾也，悲夫！
此后，陈确努力探求自处之道，并希望为自己的不死寻求合理的根据。然而，无论陈确的说法如何冠冕堂皇，到底不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因此，每当他想起殉国的师友，内心仍感到苦恼。由此可见，舍忠取孝的抉择，始终令他感到遗憾。
（本文摘自何冠彪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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