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关于季札的疑问
在吴越争霸的腥风血雨中，失败的夫差固然难逃众人的指责，即使是获胜的勾践也并非获得了全然的赞誉——至少在复仇后对功臣们的态度上，他还是招致了许多非议。不过，有一个人物却赢得了两千多年来一致的肯定。他就是阖闾的叔叔季札。
大家可能还记得，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当寿梦病危之时，就是想把王位传给他。可是季札明确表示了拒绝。无奈，寿梦薨后，只好由长子诸樊继位，随后依次把王位传给了二弟余祭和三弟余昧。可是余昧去世之后，季札还是不愿意接受王位，于是余昧之子继位，是为吴王僚。这才有了公子光的不满，起意谋反，刺杀吴王僚，自己做了吴王阖闾。随后吴国称霸，再遭灭国之灾。
不管吴国的命运如何，季札从当时至后世，都为人所褒扬。他被夸赞的品德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让位，二是守信。《吴越春秋》中详细描述了季札的让位，不过涉及守信的笔墨不多。当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吴国上下血雨腥风之时，季札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隐身的状态。于是有一个问题自然就浮现出来：为什么像季札这样一个有“德行”的人，会允许谋杀篡位这般不伦之事发生在吴国？
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吴越春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季札的疑问，让我们对季札两千多年来的盛名产生质疑。季札的让位究竟合适不合适？季札对吴国的衰落要不要负责任？季札在外人那里所展现的“信”，为何没有对吴国产生任何的影响？要言之，季札的所谓“德行”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自以为行有德之事，而事实上却不过只是构建了自我的正义形象而已？
季札与寿梦：不孝？
让我们先从他的让位说起，再次回顾一下寿梦临死前的场景。赵晔说：“季札贤，寿梦欲立之。”这是一句极为微妙的话语。我们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季札“贤”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寿梦的眼中季札的的确确是“贤”的，但问题在于，寿梦的眼光行不行呢？我们不要忘记，寿梦把王位继承之事搞得一团糟，如果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靠谱的人，那么他眼中“贤”人的品行就可能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关于寿梦靠不靠谱，《吴越春秋》有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寿梦）二年……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为敌。”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寿梦结束了自太伯以来吴国不与诸侯为敌的和平状态。那么，寿梦自己是不是一个贤人呢？
不要忘记，虽然当年寿梦的祖先古公也认为孙子姬昌贤能而要把王位传给幼子季历，但古公本人也是位贤明的君王，带着老百姓迁徙到了岐山，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古公眼中的“贤”方是真正的贤，事实也证明他的眼光非常准确：孙子姬昌成为了千古圣王“周文王”。因此，可以说《吴越春秋》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对季札之“贤”提出了隐晦的质疑。
然而，季札显然也觉得自己“贤”。他一开口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正义感”。季札对寿梦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这是一句义正辞严的话，但是请注意，这是儿子对父亲说的。在《吴越春秋》之中，儿子对父亲说话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从有限的几次来看，没有别的儿子会像季札这样用不客气的语气对父亲说话。当季札口口声声地说“礼有旧制”时，他显然觉得自己熟谙礼制，殊不知自己所言不但拒绝了父王的美意，而且还有顶撞父王的嫌疑。季札的自欺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
季札的样子让我们想起了质疑孔子不懂礼的陈司败，更让我们想起了《论语》中的叶公。《子路》篇说：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一个有趣的画面，简单来说，就是叶公和孔子对“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叶公认为当父亲偷羊时，儿子向失主证明父亲的行为，这样才是“直”；而孔子则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子互相隐瞒不说实话才是“直”的体现。如果让季札做选择，那么他应该会站在叶公这一方。
事实上，鼓吹“直”而不隐的叶公至少在字面程度上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分明是想批评孔子的“隐”，却使用了间接的表达方式，说起了他们家乡的情况。换言之，叶公用“隐”的方式来批评“隐”，这难道不恰恰说明了“隐”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吗？因此，当他试图攻击孔子的隐时，同时也暴露了他的自欺：他以为自己是彻底反对隐的，而事实上他却用自己所反对的“隐”来反对“隐”。
我们不难在赵晔对季札的描述中找到相对应的地方。当季札觉得自己拒绝父王的王位是在遵守礼制时，却忘记了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是“不辱君命”，赵晔明确告诉我们寿梦的考量并非出于对幼子的宠爱，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第二则是“孝”，当季札公开质疑寿梦的决定，并用强烈的疑问语气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他的表现无疑是值得商榷的。用孔子父子相隐的原则来说，即使父亲做错了事情，儿子也应当“隐”，何况身为父亲的寿梦并没有真的出于“私”而作出决定，作为儿子的季札却给他戴了一顶莫须有的帽子。而此时的季札也一如叶公，自信满满，觉得自己才是正义在手，殊不知他正是以不守礼的方式在宣扬守礼。
和季札相比，其长兄诸樊才真正地懂得什么叫做旧制。当寿梦告诉诸樊自己的想法后，诸樊明确表示祖先古公当年就采用了“废长立少”，才有了周朝和吴国的繁荣，因此一定会支持父王的决定。“敢不从命”充分体现了诸樊的守礼。有意思的是，吴国在诸樊的统治之下并未出现混乱，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寿梦的眼光并不准确。
季札与诸樊：不悌？
寿梦去世后，长子诸樊让位与季札，此时季札又有一场与兄长的“精彩对话”。诸樊对季札说，先王想要把国家给你，现在吴国是“子之国也”。诸樊表示自己“愿达前王之义”，支持季札为王。诸樊所言强调了两点：第一，这是先王的决定；第二，这是你的“国家”。前一点彰显的是季札继位的合法性；后一点强调的是季札所面对的是不可逃避的神圣“义务”。国不是普通的私人财产，当季札辞让的是“国”时，不仅辞去的是权力，同时也逃避了义务。
这并非是牵强附会。季札回答说，长子为王“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诸樊则回应说，只要能有利于国家，哪里需要拘泥所谓的先王之命。诸樊再次强调，古公传位于幼子季历，于是太伯和仲雍远赴荆蛮，在蛮夷之地领导人民创立了吴国，前人对此赞不绝口，而这一切是“子之所习也”。
这一轮对话进一步体现了季札的无知。“岂可变乎”彻底印证了季札的死板。众所周知，儒家思想讲究“经”和“权”，所谓“经”就是一般需要遵守的规则，所谓“权”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灵活应变。如果说在其他诸侯国“废长立少”还可能会带来麻烦，那么吴国本身就是“废长立少”的产物。正因如此，诸樊才回敬了季札一句“子之所习也”——这一切你应该是了熟于心的，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诸樊的话还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太伯创立吴国，绝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荆蛮的人民。言下之意，放弃王位并不是对权力的蔑视，而是对责任的逃避！
季札继续举例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然而，他举了一个完全不合适的例子。他对诸樊讲的是曹国子臧让位的典故。曹宣公死后，公子负刍杀死了太子自立为王，成为了曹成公。各国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新立的曹君不义，晋国抓住了曹成公，想要让周天子立子臧为曹君。然而子臧选择离开曹国，以成全曹君继续在位。后世赞颂子臧让国之举，子臧也就成为了品德高尚之人的代表。
当诸樊在对季札讲祖先时，季札却对兄长讲曹国。这本身就是忘本的表现——吊诡的是，季札还反复声称不能改变旧制。只要稍作对比，就知道子臧所面对的局面和季札全然不同。前者面临的是曹国政变后的混乱局面，如果子臧再争夺王位，可能会火上浇油；而吴国在寿梦去世之后则局势平稳，即使季札继位也完全可以顺利过渡。因此，季札只是抓住了子臧让国这一点，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细节，属于生搬硬套。按照季札的类比，若他是子臧，难道诸樊是杀了太子的曹成公不成？
坚持要季札继位的不只是诸樊，还有吴国人民。“吴人固立季札”，但是季札依然拒绝而“耕于野”。太伯当初建立吴国，也是“国民君而事之”，“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而到了季札这里，百姓的愿望也不再重要。那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他究竟是怕无法像太伯那样让吴国富强，还是满足于让国之名呢？
事实上，季札的坚辞让他的兄长们非常为难。赵晔接下来的叙述意味深长：“诸樊骄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在此之前，诸樊都是一个有理有节之人，对先祖和父王充满了敬畏之情。忽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骄纵蛮横，肆意妄为之人。且慢，诸樊真的是一个糟糕的君王吗？真的一做了吴王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仰天求死”四字似乎作了解释：诸樊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么做来获得上天的惩罚，从而可以尽快地把王位传给季札。这也解释了诸樊在临死前对二弟余祭下令说：“必以国及季札。”一个“必”字蕴藏了诸樊的决心。换言之，诸樊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定”能让季札成为吴王。可能就是季札的让国促使诸樊“求死”，而季札却依然沉浸在自己让国之举的“仁义”之中，以为让国可以使自己赢得子臧一样的美名，却完全无视这一行为所带来的不孝不悌。诸樊死后，季札被封于延陵，世人称他为“延陵季子”。
季札与阖闾：不贤？
《吴越春秋》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提及季札的内容寥寥无几。也许我们可以把季札的隐身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他对吴国的称霸未有什么贡献；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阻止吴国所发生的种种恶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季札甚至于成为了公子光谋反的理由之一。当专诸质疑刺杀吴王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公子光就是用季札作为借口。公子光说，本来从他的父亲诸樊传到二叔余祭，再到三叔余昧，最后王位应该传到季札，可是余昧去世之时季札刚好出使他国，不在吴国，按照道理就应该轮到下一辈中最为年长之人，也就是公子光自己——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没想到余昧立了自己的儿子吴王僚。公子光信誓旦旦地对专诸说，自己不过是为了讨一个公道，而绝非真的为了权力，等季札回国后，也不会因此怪他把他废了的。
公子光的话让人感到，在这位侄子的眼中，叔父季札不过是一枚棋子。公子光会选择季札不在吴国的时候刺杀吴王僚，这究竟是出于对叔父的敬畏，还是为了保全叔父自我幻想出来的脸面，我们不得而知。毕竟，季札自以为他的让国是为了像子臧一样不给吴国制造麻烦和纷争，如果公子光当真在季札的眼皮底下弑君叛乱，那么也许会让季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彻底毁灭。因此，不如让他像鸵鸟一样，安慰自己吴国所发生的一切和他并无关系，一个侄子杀死另一个侄子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斗与纠纷，完全不影响自己的声誉。
有人也许会想起苏轼著名的《延州来季子赞》。苏轼告诉我们季札之所以知道吴国必亡，却没有做任何的努力，也没有说一句谏言，是因为他“知言之无益处也”。苏轼为季札辩解说，夫差毫不留情地杀了伍子胥，“岂独难于季子乎”，言下之意，要是季札乱说话，夫差还可能杀了季札。因此他得出结论：“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这论断听起来像是在为季札辩护，实则让人对季札的风骨产生了怀疑。苏轼眼中的季札最大的特点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他所谓的“不死者也”。问题是，既然只是为了自己的“不死”，那么也就无所谓“让”国。且不说夫差会不会对长自己两辈的季札下手，如果季札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祖先留下来的吴国更为重要，那么他又有何面目自称重“义”守礼呢？季札这样的自我评价，难道不是在对自己说话、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吗？
季札在《吴越春秋》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场面，是他回到吴国，已经从公子光变成了吴王的阖闾假惺惺地要把王位让给他。当吴王阖闾都会“以位让”时，我们就知道“让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一个谎言，一张用来掩饰自己丑恶嘴脸的面具。王位是阖闾费尽心思“抢”来的，他根本舍不得“让”，但是他会说自己愿意“让”。那么，季札所谓“让”的背后，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面对阖闾之让，季札说，如果余昧没有废了礼制，那么本来继位的就是你，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季札的话和阖闾想的理由一模一样。问题在于，如果不废礼制，成为吴王的应该是季札。季札用这样轻描淡写的话掩饰了自己的责任，也把阖闾杀死吴王僚的恶行一笔勾销。他最后说：“非我所乱，立者从之，是前人之道。”就好像终点又回到起点，季札再一次提到了“前人”，可是他已经偷换了概念：最初他所效仿的是前人让国，而现在则已经蜕化至自己不做什么坏事，谁被立为吴王就服从谁……季札的眼中已经没有了阖闾手中的鲜血，隐隐然有了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模样，而他却告诉我们，这就是“前人之道”！
也许在《左传》或是其他典籍的记载中，季札的形象并非如此。不过，《吴越春秋》中的季札的确充满了对自己的欺骗。能不能做一个既明哲保身又仁义贤良的人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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