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活水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持续提高是一种错觉

【编者按】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试图利用“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本文为该书引言《人类之旅的奥秘》。

在美国布朗大学一座威尼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里，一只松鼠正沿着窗台奔跑。它稍作停留，好奇地瞥到房间里有人正在撰写书稿，而不是把精力用来搜寻食物。这只松鼠的祖先曾在几千年前遍布北美洲各处的原始森林。与远祖和全球各地的当代同类一样，它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用于采集食物、躲避天敌、寻找配偶，以及在糟糕的天气中找寻庇身之所。

事实上，从大约3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Homo Sapiens）这个独特物种以来，对绝大部分人类而言，生活的基本动机其实与那只松鼠颇为相像，都在追求生存和繁殖。在数千年中，在全球各地，人类皆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并极少发生改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过去短短几个世纪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漫长历史的尺度看，人类的生活品质完全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

假如有若干生活在两千年前的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居民，踏入时光穿梭机，穿越到公元1800年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耶路撒冷。他们无疑会叹服于壮观的新筑城墙、巨大的人口增长和新出现的发明创造。不过，尽管这个时期的耶路撒冷与罗马时代已大不相同，这些时光旅行者仍能较为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当然必须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新的文化习俗，却基本可以保留在公元1世纪之初所操持的职业，并足以维持生计，因为在当时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到19世纪初依然有用。他们还会发现，自己面临与罗马时代类似的某些危险、疾病或自然灾害，预期寿命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假如这批时光旅行者再度走入穿梭机，快进200年，来到21世纪初的耶路撒冷，情形又会怎样？他们将被彻底震撼。此时，他们的技能将完全过时，因为大多数职业都以接受过正规教育作为前提条件，许多看似巫术的技术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还有，随着过去的若干致命疾病被根除，他们的预期寿命几乎可以瞬间延长一倍，这要求对人生有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更加长远的打算。

时代的壕沟让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不久之前的世界。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坦言，人生是丑陋、粗野和短促的。当时约四分之一的新生儿会在满周岁前死于寒冷、饥饿及各种疾病，女性常常在分娩时遭遇不幸，人们的预期寿命很少超过40岁。太阳落山后，整个世界便陷入黑暗。男女老幼要花很长时间给家里挑水，极少洗澡，冬季数月困在烟尘弥漫的屋子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广袤的农村，很少离开自己的出生地，依靠劣质而单调的饮食为生，不会读书写字。那时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远不只勒紧腰带，而是会造成大规模饥荒和死亡。让今天的人们心烦的许多日常琐事，与并不算遥远的先祖们面临的艰辛与悲惨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水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持续提高的，但这是个错觉。尽管技术进步大体上的确是一个渐进过程，并且在逐渐加速，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过去几个世纪中生活质量的惊人提升，其实是突发转型导致的结果。

几个世纪前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更接近于他们在数千年前的远古祖先，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其他同类，而与如今的我们相去甚远。16世纪初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同11世纪的中国农民、1500多年前的玛雅农夫、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放牧者、5000年前的埃及农民乃至11000年前的耶利哥（Jericho）牧羊人，其实并无多大差别。然而自19世纪初以来，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不过一刹那光景，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翻了一番多，最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提高到过去的20倍，全球平均也提升了14倍。

这一持续改进可谓翻天覆地，以至于经常让我们忘记，与之前的历史相比，这段时期是何等不同寻常。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增长谜题”：健康、财富、教育等反映的生活质量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不可思议的改善，让智人物种自出现以来取得的所有其他进步都相形见绌？

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让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马尔萨斯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因此或迟或早，人口的增长将消耗掉富余的食物，使生活状况返回到基本生存水平，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

的确，在所谓的“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近期的巨大飞跃发生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稠密的人口，对长期的繁荣富裕则无甚影响。人口在增长，生活状况却陷于停滞，挣扎在基本生存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成就与土地生产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口密度上，对生活水准却只有短时期的作用。可是讽刺之处在于，正当马尔萨斯完成他的著述、宣布这一“贫困陷阱”将永远维持的时刻，他发现的机制却突然消退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蜕变过程业已发生。

人类是如何摆脱这一贫困陷阱的？停滞时代延续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弄清楚哪些因素造成了漫长的经济冰期，哪些因素帮助人类逃离出来，可否有助于我们解答：全球目前的生活水准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理念与证据都表明，要解释世界各国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异，必须弄清楚整体发展进程背后的基本驱动力。因此，我提出了一套试图涵盖整个人类发展历程的统一理论，以此来分析从停滞时代向生活水准持续提升时代的转型动力，让我们看到遥远的过去给各个国家的命运留下的印记。

在这场探索旅程的第一部分，我们将考察增长谜题，特别是聚焦于导致人类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限于维持基本生存状态的机制，以及最终让某些社群突破这一陷阱并让今天的许多居民享受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的变革力量。旅程将从人类自身的出发点开启，即大约30万年前智人在东非出现。接下来将经过人类发展旅程的几个关键里程碑：智人在数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居到世界各个大洲，社会从狩猎采集部落逐步过渡到定居农业群落，以及更近期爆发的工业革命和人口大转型。

人类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充满趣味的细节：伟大的文明此起彼落，传奇的君王率军征伐又遭遇挫败，艺术家留下不朽的文化瑰宝，哲学家和科学家拓展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还有不为常人熟悉的众多社群及亿万民众。在如此浩瀚的海洋中很容易迷失，随波漂浮，觉察不到下方的洪流。

反之，本书要探讨和分辨的正是这些历史洪流：支配发展进程的力量。本书将展示，这些力量如何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及漫长的经济冰期中永无停歇地默默发挥作用，加快频率，直至技术进步速度在工业革命中突破一个临界点，使人们必须通过接受基本教育来掌握适应变化的技术环境所需的能力。此时，生育率开始下滑，生活水准的提升得以摆脱人口增长的反向影响，由此带来直至今日仍在持续拓展的长期繁荣富足。

这一探讨的核心涉及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马尔萨斯时代，不利的气候和瘟疫导致了人口的灾难性灭失。如今，增长进程引发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的物种如何能够持续生存下去，避免过去那种可怕的人口损失。我将给出一个令人宽心的前景展望：世界在不久之前翻越的临界点造成了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的加速，这让人类可以缓解发展的有害影响，也是实现人类物种长期可持续生存的核心理由。

令人关注的是，最近几个世纪中的繁荣程度提升只发生在世界部分区域，由此给人类带来了第二个重大变化：不同社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许多人或许认为，该现象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世界各地逃离停滞时代发生的时间不同。西欧国家及其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某些旁支国家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生活水准的显著提高，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则是到20世纪下半叶才进入这一过程。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地区能够比其他地区领先一步启动这个转型呢？

增长谜题的破解，将帮助我们在探索旅程的第二部分分析不平等谜题：不同社会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以及生活水准差异在过去200年里急剧扩大的根源。挖掘这一全球分化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在历史长河中逆流而上，通过若干关键顺序回到遥远的过去，直至一切开始的地方，即智人在数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时刻。

我们需要考虑制度、文化、地理及社会的诸多因素，它们发端于遥远的过去，推动各个社群走上独特的历史轨道，影响着脱离停滞时代的时机，并导致各国财富水平的差距。历史进程中随机的关键节点上发生的制度改革，会偶然地把各国置于不同路径，继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日渐分化。与之类似，不同文化规范的涌现同样扩大了全球不同地区在历史巨轮滚滚向前中出现的差异。

然而，植根于遥远过去的深层次因素往往还支撑着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和技术变革的兴起，从而决定了各个社群实现繁荣兴旺的能力。例如，有利的土壤和气候特征等地理因素培育出支持增长的文化传统，如合作、信任、性别平等，以及着眼于未来的心理状态。适合大型种植园经营的土地条件则鼓励剥削和奴役，并导致攫取性政治制度的兴起与延续。还有，不利的疾病环境会给农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和长期繁荣等造成消极影响。生物多样性推动人类进入定居型的农业社会，对前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进程发挥了积极效应。但令人惊讶的是，随着社会发展进入现代时期，这些有利作用不复存在。

不过，在当今的制度和文化特征之后还潜伏着另一个因素，与地理因素一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就是各个社群内部的多样性程度。它对创新具有积极效应，却会给社会凝聚力造成消极影响。考察地理特征的作用，将把我们带到1.2万年之前的农业革命的黎明期。而对多样性的起因及后果的考察，则需要回溯至数万年前首批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刻。

本书绝非首次尝试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曾指出，历史演进遵循着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各个社会对自身命运的塑造往往无能为力。与之相比，本书既不认为人类的发展旅程将无可避免地走向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也不打算对这一旅程的方向及后果的合理性做道德评判。我只能说，生活水准虽然在现代时期得到持续改善，但距离完全不存在社会和政治纷争的伊甸园仍相去甚远，巨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还在延续。

于是，为理解各国之间财富差异悬殊的根本原因并缓解这种差异，本书希望针对智人出现之后的社会演进过程，忠实地讲述一个基于跨学科研究的故事。根据把技术发展视为进步的文化传统，就全球各个社会的总体发展轨迹而言，我们将从本书的探讨中得出基本乐观的前景判断。

在聚焦人类旅程的总体路径的同时，我并不打算忽略各个社群内部及其间的巨大不平等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弄清楚哪些行动能够缓解贫困和不公，促进整个人类的繁荣富足。我将指出，虽然支持人类发展旅程的宏大力量仍在永不停歇地发挥作用，但促进教育、包容与性别平等，对人类物种在今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繁荣昌盛至关重要。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奥戴德·盖勒著，余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