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间”与“小空间”——走出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本文摘自《引子与回旋》，刘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图源于网络

一、晚近以来，我先是几乎脱口而出地，但此后则又是念念不忘地，提出了所谓“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解框架。而开诚布公地、开宗明义地讲，这个框架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避免以往在普世主义—特殊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所遇到的各种纠缠与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文化观的钟摆”一文中，描绘过在这两者之间的左右为难。

正是鉴于这样的困扰，我这一次毋宁从传播学的意义上，再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框架，希望它能从思想的出发点上就排除掉对于作为绝对观念的“普世”价值的执迷。也就是说，为了防范任何个体都只能占有的相当短暂的历史时间对于他们各自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或误导，这个框架想要预先就阻止人们去坐井观天般地，只是从自己那个时代的受限眼光出发，便对某种观念进行肯定。

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要用一把新的“奥康姆剃刀”，来切除人们那种不由自主的做法，即把自身所占有的相当有限的时空，视作通用于古往今来的普遍历史时空。这意味着，哪怕对于那些已被当代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包括所谓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这个框架仍要预先就从方法论上指出，就算它们看似已经很接近具有“普世”的性质了，而且也确实在调节和校准着当代人的生活，但它们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二、我所以要发出这样的思考，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类“大空间”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正如米歇尔·福柯所精辟地读出的，从来都并非单纯是由话语在起作用，权力也同样在起作用，而后者或隐或现的强势存在，就难免要妨碍我们去直面赤裸裸的事实和真理。—此外，这种总是居于主导位置的、人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且暗中会受到权力支撑的话语，它作为人们基本的教育背景，作为马克思所讲的那种意识形态，一般都潜伏在思想的地平线之下，也就构成了人们往往并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实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亚伯拉罕宗教的各种变态形式，也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然而，一旦时过境迁，或者一旦等到那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衰落之后，其实也没多少人会继续认为，像那种确曾被普遍奉行过的价值还会具有怎样的“普世”的意义；相反，他们往往还会用“恐怖统治”或“黑暗世纪”这样的语词，来描述那个曾经“普世”过的政治空间或价值系统。

当然，这样的国际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仍是由当代的西方世界来取而代之了，而且，它对于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类似的覆盖作用，而且也肯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产生一种“普世”的错觉。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尖锐地挑明这样的原则：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有限阶段，就有权认定自己能从“经验上升为先验，心理上升为本体，历史上升为理性”，从而是绝对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即使曾几何时，它切实地居于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处，甚至也曾经以自己不断重复的雄辩，暂时征得了大批群众的广泛信从，那也并不自动意味着它本身的价值，在逻辑上就注定是属于“普世性”的。

三、从“文化圈”及其传播的角度来看，任何较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从来都是源于较小文明的相互接触，乃至边界叠加。由此可知，正如中国古代先哲早就认识到的，实际上“小大之辩”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方面，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间，一个文化空间就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狭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各个较小空间的相互叠加，也就不会在它们所共享的那个部分，基于富于生产性的文化间性，而形成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比如，作为中国主体的华夏文明，是由所谓“炎黄子孙”来共同承当的，可在远古的时候，其实黄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却本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然则，正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这个华夏文明也便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经由原本两个较小空间的叠加而形成了。再比如，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实则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公元前5 世纪，那几个差不多在同时产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表现为经过了反复叠合的、由其内部的单元所共同支撑的、范围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同样的道理：到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对话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也如此致命，也正是因为当年的这几大轴心文明，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彼此的接触、叠加与组合。换句话说，大家休要只为文明间的冲撞而惊诧忧心，实则这个“世界史”只有走到了今天，才真正算是在开启“全球史”的进程。

四、但又正因为，如今再次开始接触与叠合的文明，都曾属于过去时代的轴心文明，都曾拥有既各不相同又举世公认的伟大圣哲，所以，虽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起始阶段，西方世界仍自拥有强大的权力，在支撑它的看似“普世”的话语，然而，又毕竟不能只靠它的权力本身，就来覆盖这个空前广大的全球空间。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再是基于彼此投合的相互叠加了，而只是势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纯然占领，或者是一种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机械复制了。

必须充分意识到，只有当各个小空间中的文化主体，经由主动的诠释而认可了来自外部的价值，那些小空间才会焕发出足够的积极性，去跟外部的文明进行部分的叠合与重组，从而，那种被双方乃至多方认可的价值，才会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隶属于国际大空间。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空间叠合，绝对不可能是纯然机械的，或者纯粹强迫的，而只能是在积极诠释的基础上，贴合着另一小空间中的潜在倾向，而被创造性地激活起来，或者被自然而然地发明出来的。

由此综合而言，一方面，如果从大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必须仰仗来自小空间的文化动能，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另一方面，如果从小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们也需要在对话或协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场域进行磨合与角力，从而使它们共同支撑起的大空间，展现为充满生机与弹性的，并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迁，扩大或缩小、移位或变形、演化或调整。——实际上，所有诸如此类的变化轨迹，已经构成了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势必再支撑起今后的全球性历史。

作品简介

《引子与回旋》，刘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引子与回旋》是刘东教授的最新文集。刘东老师被誉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一直在开拓知识疆土，而在他自己看来，却又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那轴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边界。收集在《引子与回旋》中的文章关注了自由与进化、传统的毁弃与更生等时代话题，也正显示了这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显示了刘东老师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在看似兴之所至的随想中，在随机穿插的情绪变幻中，其实真正“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在“引子”与“回旋”之间的这种对话。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近二十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