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儒林外史》 张光宇 绘

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节选）

文 | 杨国强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珅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和珅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嘉庆皇帝语）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时官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扑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

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曰：‘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番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最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儒林外史》 张光宇 绘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于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鼕鼕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

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一。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珪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绍壬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做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朘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了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守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官们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向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至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曰捉猪）、样盘米、贴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廒门费、差费，合计约米直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

这段叙述以具体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龌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积逋”是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儒林外史》 张光宇 绘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于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也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曾以阅历说甘苦曰：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

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辗转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

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初期，御史张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弭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

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其间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旁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亏空和赔累都是吏治中的病象，然而在清代却久被视为官界常态。 

《儒林外史》 张光宇 绘

自有官僚制度之后，清官现象和贪官现象就成为世间熟见的东西。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弥久弥新的善恶界限。然而在清代中国，地方官的清浊贪廉大半模糊漫漶，不易辨识。清代盐官、河官和关税官多富。但这些都另有因果，此处不论。一方面，普遍的私征浮收常演为敛剥公行，使他们与经久不息的民间怨愤缠结在一起，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中洗不掉一身污秽。另一方面，屡见的亏空和赔累又像无底的漏卮，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公私交绌而不得不挪东补西，挹此注彼。这种矛盾使地方官们自由的人格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当中会有人在取予之际内省良知而踌躇阢陧；也会有人踏着麻木的良知攫获捆载，长袖善舞而去。这两种人对比分明，但大约而论，在当日的官场里这两种人都是少数。

嘉庆九年，皇帝与直隶总督对话论官界风气，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物俯视天下九年的结论。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应诏陈言，以一个疆吏的眼光言吏治，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所见非常相似。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入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觇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嘉道之交，以经世之意究天下利弊的人物曾接着嘉庆和蒋攸铦的话头往下讲：“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疲玩”和“委靡”因之而与功名社会的生业连在一起，合为一种深深的感慨。

与盐商相仿，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黄钧宰说盐商之利曰：“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斛计之，场作斛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作五六十不等。”以此计赢利，则两淮盐商岁入当在二千万两以上。其中“一千六百九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盛世期间户部库存银两的四分之一。

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由此孕育出来的是一批巨富。在小农经济的国度里，这些人曾长久地代表了奢汰和侈豪，并以奢汰和侈豪使功名社会的光华相形减色。一段出自诏书的文字说他们“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家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财富太过集中，便会衍生出恣肆。能以多金而与盐商相埒的，还有包揽了对外贸易的行商。美国人亨特（W.E.Hunter）1824年来中国，之后，在广州经商近二十年。他所作的《广州番鬼录》一书时常以羡慕之心述及行商和他们的财富。

其中一节说：“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都是园林深邃，叠石为山，引水为湖，溪上架桥，圆石铺路，奇花异卉，极为幽静。潘启官的住宅，距商馆三四英里，临河而居，盛名尤著。他的私人宫殿中，有大批的仆役，包括侍役、门丁、信差、名厨与轿夫。”人间的春色，都被商人买到自己家里去了。与这种外观的靡丽相比，另一节以货币计家财，说得更为具体：“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大家常常辩论。但是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住宅、铺店、银号与在英美船上的货物，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二千六百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五千二百万元。”

后来的那场鸦片战争，战败的中国在炮口勒迫下交出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国库因之而缺了一大块。若亨特的估算与事实相去不远，则伍秉鉴（浩官）一个人的家产就可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在当日的行商里，像他那样的人恐怕还算不上首富。近人梁嘉彬作《广东十三行考》，提到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家资在一亿法郎以上。其时虽然已无十三行，但潘氏家私由行商一脉传来则是非常明白的。盐商和行商都是以垄断致富的财阀。与他们相比，经营典当、票号、钱庄、船运的那些商帮更多些持筹握算的精刻和老辣，其世业也能够绵延得更加长久。

十三行全盛时期，被称为清政府的"天子南库"

功名社会里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名器之心，所以，他们大半不愿意用财富淹掉官界与商侩之间的贵贱之分。《履园丛话》说：“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从不肯折节的清廉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世宦之家对商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面前，捐来的郎中一点都不济事。然而，累积的财富毕竟是一种经济力量。它们自会推着商人越过贵贱之界。乾隆六次南巡，留下过许多与两淮盐商有关的故事。

其中一则说：“某日，高宗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两淮总商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叩之，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盐商用财力作法以谀帝王，遂使他们在帝王眼中变得妩媚起来。那个曾一夜之间造出一座塔来的江春后来因“召对称旨”，也因捐输、河工、赈灾，“百万之费，指顾立办”而被赏加布政使衔，成为一个兼有财富和名器的人。

乾隆二十二年，“翠华南幸”之后还有过一次普降甘霖，使“承办差务”的“两淮众商”们沾润俱足：“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戴一级。”这些用银子巴结来的东西虽是虚衔，却分属名器，它们使本无功名的商界中人能以同样的翎顶补服周旋揖让于功名社会之中，被人尊为缙绅。后人述史，慨乎言之曰：“商为四民之末，盐商特邀圣主之知，或召对，或赐宴，赏赉优厚，拟于大僚。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其言词之中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愤懑。与盐商相仿，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点石斋画报》

自近代中国的开新之士倡商战以来，贤者多热心为历史上的商人鸣不平，以“抑商”致讨。然而读史至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之际，则颇疑过申“抑商”之说，或未尽得真相。陈长华君作《“抑商”质疑》，先揭此意，思而有得。道光间，沈垚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说过一番非常醒目的话：“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这一套道理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可议的，但抑士扬商的意思却非常明白。沈垚以经学知名公卿间，是文苑传中的人物，这些话都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资料。商人之备受出格恭维，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富与贵的一种称量。显然，在“天下之势偏重于商”面前，功名社会之尊有时而穷。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史林》杂志，题目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后收入《百年嬗蜕》一书，题目改为《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今收入本书，仍用最初的题目。）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杨国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