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者”斯科特与……早期文明的“新图景”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2022年5月版，362页，79.00元

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原书名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越界者的‘勘探报告’”，它要论述的主题处于史前史、考古学、古代史和人类学的交合处。该书的“前言”其实是一份颇有意思的学术自供状，所谈到的问题意识、所表达的学术胸怀与气质，在我看来有点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给研究生讲学术门径的一堂课，让我这个旁听的老学生也有所思考和深受鼓舞。斯科特自称该书“是一份越界者的‘勘探报告’”，“是一位‘外行’的作品”。在我看来这不是谦虚，而是实情。刚开始读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因为史前史、考古学、古代史和人类学这些领域的确不是惯于持刀解剖现代国家的权力逻辑与“化外之民”的生存之道的斯科特的强项，但是看到他为“越界行径”自我辩护的三点理由，我相信他是可以的——其中第二条说：“作为一名‘消费者’，我兢兢业业，凡同本书议题有涉，无论是生物学、流行病学、考古学、古代历史、人口学，以及环境史，我都设法去跟踪其中最新的学识和争论。”（前言）这是一名站在学术前沿的“消费者”，是关于知识储备与学术生产的形象表述。关于这一点，斯科特有更为坦率的自述：他称之为进入“脑补模式”，并且将据实以告；他依靠的是散布在他不熟悉的诸多学科领域中的值得信任的“本地引路人”，并且直言“我所要做的就是要偷师”。问题不在于是否偷师，而在于要懂得从哪些引路人那里去偷师，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值得信任。

更具体来说，作为“消费者”的产物，作者说本书“并未开创出任何属于自己的新知，但仍怀有自身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将现存的知识‘整合出新的图景’，以期带来或明或暗的启示”。（同上）属于自己的“新知”与希望整合出“新的图景”，这其实是学术生产的两种路径，新知固然是开创性的，是知识生产的基础；新的图景则是经由整合而来的知识成果，同样需要有引领整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目标。应该说，“新知”可以点滴挖掘、聚沙成塔，“新的图景”则要有较高的站位和战略意识以及深层次探测的能力。这就是斯科特所讲的“雄心壮志”，不可小看的“越界者”的“勘探”。但关键是这幅图景必须是“新的”，否则就失去了学术意义。弄清楚这两者的关系，对于学者而言就有了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挖掘新知，还是描绘新的图景？

斯科特这幅“新的图景”的底色毫无疑问是与学术主流唱反调：在这幅图景中，定居远早于动植物的驯化，农业村落的出现则更晚；走向农业并非人类的福祉与进步；早期国家的兴起并非因其文明的吸引力，而是依仗对人口的捕获、控制和奴役，而且是脆弱的和易于崩溃；但继之而起的“黑暗时代”并不黑暗，而是常常标志着人类福祉真切的改善；最后是关于所谓“蛮族”的生活，他们常常是活得好好的，“更轻松，更自由，也更健康，至少相较于文明社会内的劳苦大众是如此”。（前言）这一曲曲的反调既不是刻意为之的，更没有那种真理在手、不容反驳的傲慢，而是很清醒也很坦率地表示“在本书里所写的根本谈不上盖棺论定的学说”，他的目标只是藉此在这些问题上凝聚已有的认识，以及提出更宏观、也更有论断性的命题以“激发起后继的思考”。（同上）说到被激发的思考，在阅读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关于早期国家的论述其实就是一剂对于国家的崇拜与恐惧的解读剂，这无论如何也是斯科特的国家历史研究对当代生活的最大贡献。

所谓的“论断性”，在斯科特这里更应该说是颠覆性的，是对关于早期国家的知识生成与价值判断的颠覆性论述，直指已经积淀为所谓的历史常识究竟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遮蔽了历史真相的。由此而应该思考的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有建设性与颠覆性的不同性质，而后者也有意义和力度的深浅之别。斯科特自称是“越界者”，实际上不仅是说在学科之间的跨界，更有不囿成说、跨越定论边界之意。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史学的研究领域中，斯科特都是以一名勇敢、睿智和谦逊的“越界者”形象出现。如果挪用著名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对本书的盛赞之语“历史就应该这么写”，我们还可以说“学术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越界勘探，无所畏惧。

只要读过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对他的国家论述从观点到内在精神气质应该并不陌生，他的独特的学术思路与具有鲜明异质性的价值取向使其国家论述充满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尖锐的颠覆性。这在《作茧自缚》这部新作中也鲜明体现出来，他认为“在我看来，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第4页）从越界勘探到颠覆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斯科特在学术上最典型的形象。前两年读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我头脑中一直在形成一幅在山林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尤其是斯科特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情景：国家权力总是集中在谷地统治人口、征收赋税，而山民则是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奴役；传统观点认为山民是国家臣民的前身，其实他们是国家压迫的产物，是真正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文明不可分割，而斯科特则指出在国家统治体制之外，同样存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山地”的形象成了中国传统山水的新版本，促使我创作了一幅水墨画《斯科特的“山地”与无政府主义》，还参加了去年年底的一个同人展览。在山水树木的旧图式中，端坐在小房子里的就是想象中的斯科特与他的助手，并由此而遥想“赞米亚”（ Zomia），那些“遥远山地的人民”。

《斯科特的“山地”与无政府主义》，李公明 作，2021年12月

其实，把《逃避统治的艺术》与《作茧自缚》作比较，不难发现前者是以一种新的区域研究方式看待文明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虽然也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学材料，但是其基本视角和研究方法仍然更多属于政治学与人类学，最终的落脚点是区域的自主与独特的历史特质问题。《作茧自缚》则有更为宏观的视角和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有更为恢弘的关于国家与历史的整体性演化景观，以及对于隐藏在生态变化与国家权力消长等所有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的深刻分析。从书名中副标题“深层历史”来看，的确是对布罗代尔式的文明史研究的呼应，但是从国家与文明的关系史观来看，斯科特所唱的反调则对于布罗代尔的文明-国家史观更有挑战性。

斯科特建议尽可能从广义上来“驯化即对再生产之掌控”（domestication as control over reproduction） 这一命题，它不仅仅是指向对火、植物和动物等事物的掌控，“甚至可以把‘驯化’的对象扩展至奴隶、国家属民，以及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前言）想起来“驯化”这个概念在知识理性的意义上进入我的记忆的确是在大学一年级学习史前时期历史的时候，而广义上的理解和运用则是在后来转移到了公共政治领域中。斯科特以越界的勘探姿态坚持在早期国家领域中深层挖掘，在“驯化”的历史谱系中追根溯源，的确是知古而论今。在生活中，大量的尤其是近期的人类生活经验更是凸显了“驯化”与“反驯化”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把历史学与政治学的“驯化”概念融汇到一起，使它成为切割在麻木的社会肌体上的锋利的思想刀刃。斯科特的研究提醒我们，“驯化”作为历史的和政治的涵义有了更厚重的分量。在斯科特看来，人类在驯化植物、动物的过程中同时也在驯化着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自己被驯化。“从我们聚集的农庄，到我们受限的活动范围，生活环境的密集，以及我们不同以往的身体活动和社会组织模式，都在驯化着我们自己。”（23页）其实如果放眼人类征服自然、征服异国、征服异质文化的万千图景，作为征服者的主体同样避免不了被驯化的命运。从国家政治的视角中看，斯科特的“驯化”就等同于“奴役”，正如他指出的：“国家总是盯着‘驯化’属民的人口数和生产力，这就好像牧羊人看管他的羊群或者农夫照料地里的庄稼。在历史的行程中，奴役的形式繁多，变化多端，如若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妨在此断言：‘没有奴役制度，也就没有国家。’”（177页）

到底什么是国家对人民的“驯化”，斯科特曾经在另一部著作中援引蒲鲁东的话来解释：“被统治就是时刻被留意、被监视、被侦查、被控制、被教化、被灌输道理、被列进名单和被删除、被估计、被评价、被指责、被命令……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行动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248页）蒲鲁东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现象，在今天看来这更像是对种种高科技社会监控现象的预言，是惊人的超前和准确的预见。

谈到“反驯化”，斯科特在别处说过，“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他引用约翰·邓恩的话说，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如此悲惨地维系在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技能和良好意愿上”。“他还补充说，我们所有的唯一且脆弱的驯化工具就是来自希腊的另外一个北大西洋模块：代议制民主。”（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三联书店，2016年，404页）说这是反驯化的唯一工具，大概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中的国家臣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成为“赞米亚”之一员的可能性，生活不可能在别处。

“摆正国家的位置”是该书导论中的一个有点触目的小标题，它很自然使我想起过去曾熟习的那句话：“你要摆正个人的位置。”这就是曾经的位置论启蒙，其语境是各种批判“个人主义”的场合，针对的是所谓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而斯科特来一个当头棒喝，针对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他提出这个“国家位置论”指的是在有关国家形成的历史叙事中，国家总是被赋予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显赫地位，“超过了它在一部均衡的人类演化史上本应占据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斯科特讲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这部关于国家的历史是由国家来主宰书写的，“国家成为考古和历史记录的主宰，这一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就今日而言，不仅国家这种形式完全压倒其他政治可能，而且世界各地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大都受国家资助而开展，这往往等同于国家在自恋地绘制自画像”。（14页）话说得很生动、很形象，有些考古学家在早期国家历史叙事中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而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专业传统也的确对此很起作用，考古学家和公众总是对那些大型遗址、巨石工程等等更感兴趣，文献学者更热心解读以国家为中心的税收、单位、贡品清单、王室谱系、建国神话、法律等文本。相比之下，零星的、小型的生活遗址及其易朽的材质都大大降低了出现在考古记录中的可能性，而个人生活叙事更难以进入文字记录的谱系。“国家的位置”就是这样被建构、被提升乃至被崇拜，它的显赫是因为它垄断了书写的权力。

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国家的位置”呢？斯科特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维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在大历史的视野内，直至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游猎部族、游耕者、牧民以及独立的农艺群落所占据，而当时的国家仍是以农业为本的，基本上只能局限在地球表面适于耕作的一小部分土地上”。（16页）这是在空间中的国家的真实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找到国家真正取得霸权的时刻，那么属于国家的时代不过起始于约公元后的1600年，换算到人类这个物种的政治生活的历史中，国家所主导的时段不过只是最近千分之一这个‘瞬间’而已”。（同上）把国家重新置于时空维度之中，就能看清楚国家的真实所在。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摆正国家的位置”呢？除了上述从时空的维度中认识国家的真实位置之外，还要通过认真而且深入的书写“非国家”的历史（nonstate history）来还原国家的真实位置。斯科特对此的解释是，“就国家的形成和国家的崩溃而言，许多方面此前要么是消失于史册中，要么不过是留下只言片语，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注意力引向这些面向。……在本书中，我将尽我所能，努力避开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转而去探索那些隐藏起来的历史力量——尤其是那些从性质上难以见于王朝之成文历史，并且无法被考古学的标准技术所挖掘出来的力量”。（18-19页）这是在国家之外寻求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历史，是寻找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创造了历史”。“努力避开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这又是一句非常有警示意义的国家历史的研究者箴言。遗憾的是在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并不鲜见的是竞相夸大、美化、神化“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这是一支曾经被青年黑格尔狠狠嘲讽过的“鹦鹉学舌的大军”。但是仅仅这两个方面还不能说已经摆正了“国家的位置”，因为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涉及：一是国家自身的脆弱性，它远非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强大、那么坚不可摧；二是国家的残酷性与野蛮性，它远非人们所认为的那么仁慈、那么爱民。斯科特指出，早期国家经常无法保持住它的人口，因而是非常脆弱的和容易崩溃或者瓦解的；因此动用各种强制力量对人民实施强制性的奴役是惯常的治国手段。“强迫的劳役在以下活动中尤其重要：修筑城墙和道路，开挖沟渠，采矿，采石，伐木，营造宏伟的建筑工程，羊毛纺织，当然还有农事劳作。”（29页）那种残酷的情景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是不难想象的。有意思的是，斯科特引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一首赞美诗，认为我们应该以“反转思路”对其进行解读。这首诗说：“女奴同她的女主人平起平坐 / 男奴同他的男主人并肩而行 / 孤儿没有被送到有钱人家 / 寡妇也没有奉献给有势者 / 债主没有走进穷人的家里 / 他[统治者]收起了鞭子和刺棒 / 男主人没有猛击奴隶的头 / 女主人没有掌掴女奴的脸 / 他[统治者]取消了所有的债务。”（186页） 其实这样的反讽我们小时候就学会，那是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老大爷在鬼子军官面前说“皇军”如何“好”。那些在话语中出现的、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并且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的确并不陌生。斯科特还由此谈到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在这里他并非对此理论体系作全面的分析，但是他抓住的一个问题确实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国家观将国家视为一块“磁石”，象征着内部和平、社会有序、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其魅力吸引四方民众前来归附，斯科特认为他在该书中讨论的那些关于国家的最早形成主要依靠强力手段的证据，证明这套论述是很难站得住脚的。（28-29页）

总而言之，斯科特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打破对国家的崇拜与恐惧，这是“摆正国家的位置”的论述中最重要的问题，要让已经习惯被国家驯化、奴化的国民反思“作茧自缚”的遭罪与愚昧。在这样研究视角中继续深化下去，就涉及对国家“崩溃”和分裂的“黑暗时代”的重新认识。对于早期国家的脆弱与崩溃，斯科特在各种原因之中强调的是因其农业生态所导致的成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国家所谓的“崩溃”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事实上，许多王国只是多个较小聚落的联盟而已，在此意义上，所谓‘崩溃’，所指的不过是国家又一次化整为零罢了，或许来日还能重整河山。有些时候是雨量减少导致作物歉收，在这种情形下，‘崩溃’所指的可能是某种相当常规性的离散，以应对周期性的气候有些时候则发生了大规模逃亡，或者是抗拒苛捐杂税、徭役征兵的叛乱，但即便在如此情形中，难道我们不应该庆祝一个充斥着压迫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埋葬了，又为何为之悲叹呢？”（35页）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斯科特之为斯科特最应该说的话。“国家是一时的，文明才是长久的，故而文明从来都不能同国家混为一谈。”（同上）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但是放在斯科特的早期国家论述中又有了“Against the Grain”的丰富涵义。

关于分裂的“黑暗时代”（也即所谓的“蛮族时代”），斯科特的描述用语在我看来不无理想化之嫌：“这实在是一段静好岁月。这个阶段到底有多长，是因地而异的，端视国家力量和军事技术；然而从始至终，这一时期都可称为蛮族人的流金岁月。”（36页）但是如果从不被国家的强制化手段所奴役、剥削的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斯科特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甚至从“流金岁月”的字面上，斯科特所描述的蛮族人同时在游牧、贸易和抢掠早期国家那些被驯化的国民而获益满满、“来去自由如风”，这也能让我们联想到梁山水泊的中国式根据地。而且斯科特说早期国家也会反过来雇用蛮族人当兵，因此是“蛮族人亲手埋葬了自己短暂的黄金年代”。（39页）梁山的被招安，就是另一个类似的版本。

最后，似乎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该书的书名。“Against the Grain”在另一个中文版译本（翁德明译，麦田出版社，2019年）直译作“反谷”，其依据或可以看作是对书中关于“谷物立国”（“只有当先民依靠栽培谷物作为食物来源，且没有其他选择时，国家方才可能形成。”——25页）以及反抗国家这两层意思的直接表达，但是在中文的理解上比较困难。作为意译的“作茧自缚”的依据则是Against the Grain作为英文中的习语“格格不入、违反本性、违反意愿、背道而驰”等意思，但这“作茧自缚”者到底是谁？斯科特可能看中的是Against the Grain具有的双关语的涵义，应该说是别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