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嘉宾
8月28日，由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文学评论家张莉主编的散文集《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新书分享会在北京SKP的RDV书店举行。到场嘉宾除张莉外，还有作家冯秋子、周晓枫、张天翼，青年评论家行超及得到联合创始人兼CEO脱不花（李天田）。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一书中收录了20位女作家各自生命中有温度的故事，以“她”之笔观照时代，展示了中国女性的精神成长轨迹。书中以0℃、38℃、86℃、100℃四种不同温度分别对应“秘密与成长”“血缘与情感”“远游与故乡”“生存与希望”四大主题，编选了20年来的20篇女性散文佳作，集结了老中青三代写作者的代表作。
“每一个她，都有名字；每种人生，都有沸点”是这次活动的分享主题，也是这本散文集希望传递的对女性个体经验的关切。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张莉主编，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
张莉在谈到编选这部散文集的初衷时说，在文学史脉络上，上世纪90年代以自己生活和内心情感体验的“小女人散文”广受欢迎，但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散文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关注自我内心成长或关注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作品，以及关注自我主体是如何成长的作品是这本书的编选特色。”散文集选择的20位作家写了20种不同的生活和情感，“包括爱情、婚姻、原生家庭、自我成长的隐秘经验，包括和他者之间的关系等。而散文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有魅力的文体，它能够呈现一个非常真实和坦诚的自我” ，张莉说，“最后一次看校稿的时候，这些作品仍让我时而落泪，时而微笑，更多的时候是静默。这些故事里的每一个都让我动情。书中有20位作家不同温度的书写，也希望读者们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沸点。”
主编张莉
周晓枫收录在散文集中的作品是《铅笔》，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少女时期所遇到的隐秘的困扰和两性关系之间隐藏的权力，她在现场分享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青春期少女在从孩子到成年的转折过程中，会经历明显的‘变焦’，容易因一些特殊事情产生巨大的内心激荡。在从一个女孩向一个女性靠拢、成长的过程中，我想表达出那种我不完全是一个受害者，但我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受害者而准备的这种微妙的情绪。我承担我自己的责任，但同时我也面对我未来的危险和可能。这篇文章酝酿了很久，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勇气和力量，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女性读书会，那些陌生的女性彼此分享了她们成长中所谓有污点的、尴尬的、不洁的故事，当时对我来说是很震惊的，但同时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解放，那次之后我知道，原来不是我一个兵马俑埋在黑暗里，石化僵化地选择一个自我捍卫的姿势，在看不见的周围，可能有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都在黑暗里并不相互知晓，以为自己是孤独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可能是对自己的释放，同时也是对他人的鼓励。”
周晓枫坦言，写下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读者读到这些文字时，也能放下负重，更好地接纳自己。
周晓枫（左）
在《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中，冯秋子写了她从一个38岁前从未跳过舞的人，后来通过跳舞，重新感受自己的身体，认知自我的过程。她动情分享了当年进入著名舞蹈艺术家文慧的工作室的经历，也讲述了文慧的舞蹈思想、精神理念如何同自己的个人精神成长交相辉映，以及舞蹈对于她具有的特殊意义——舞动过程中那种和缓而富有弹力的韧性，连接着女性的自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人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
冯秋子
脱不花的散文处女作《相亲记》也收入书中，她将这段曾经每周一到两场的相亲经历讲得欢脱、幽默：“‘人过三十天过午！’在这句生日祝福的鞭策下，那种结婚生娃的紧迫感突然就从我父母那儿变成了我本人的内驱动力。相亲，就从一个二十多岁时有事没事撒一网的娱乐频道，变成了一个需要主动大力发展的健身频道……”
她当然意识到女性在相亲市场中被物化的身份，但并未因此悲伤，反而自嘲：“好好解决问题，争取早日转正。”相比令人啼笑皆非的相亲经历，她在现场说得更多的是那一场场相亲的幕后参与者周晓枫：“这篇《相亲记》就是在周晓枫的要求下完成的，那时她还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为了我的人生大事，她放下了手头的文学工作，每场相亲都亲自陪同，有时不止自己，还呼朋唤友，最多的一次相亲竟然去了8个女友。”相亲不仅没有成为负担，反而成了那段时间脱不花的一大乐趣。后来脱不花终于抓住周晓枫不在场的机会，相得良人，步入了婚姻殿堂，对此，周晓枫打趣说：“我耽误了你前半生，但是没有耽误你的后半生。”脱不花也表达了自己对女性写作者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男人是领地意识，要么是打赢了，牛了，要么是打不赢，服了，就是这两种。而女性是采集者，她要跟着成熟的果树走，所以她更容易穿越边界，她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脱不花
张天翼的《欢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篇“狗粮文”，少年人的热恋甜蜜和诗意交织缠绕。她颇不好意思地说这确实是一篇“沸腾”的文章：“在长达五六年的热恋里，我的整个身心都在咕咚咕咚冒着泡泡，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写一封情书，随身都带着便签本，以便灵感到来时，把情话写下，然后闲时将这些小纸条折起来寄给男友。”这篇文章便记录了她沉浸于恋爱中的心绪，也彰显了女性在情感中的活力。她表示：“现在让我写这样的文章，我是死活不写了，有时候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狂热、这样的烙印、这样纯粹的疯狂，可能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我就把它写成了这篇文章。就像你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非常新奇，你刚进入爱情这个情境时，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奇花异草，非常有欲望和冲动把它写下来，然后当你在里面安了家，就都习以为常了，就不会是这篇文章里这种狂热的沸腾的状态了。”
张天翼
在这本散文集中，张莉也特别编选了关于女性之间深厚情谊的篇目，《回头的路》是青年评论家行超的作品。这篇散文写了奶奶和一个被称为“宏明妈”的老朋友之间的友情，奶奶在过世前同她约定：“我走的时候，你来给我穿寿衣。”交代完之后奶奶溘然长逝，出殡那天，众人都沉浸在葬礼的繁文缛节中，只有“宏明妈”静静地不发一言，整个上午一个人默默地叠着纸元宝，白色的、金色的，铺满了整张床，守护着她们间的彼此嘱托和信诺。行超说：“奶奶的去世，她的那位朋友内心是非常沉痛的，但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女性之间的友谊可能并不在于平时要说什么，可能就这样没有太多的话，最后只是像‘宏明妈’这样默默送一程，正是她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是唯一的爱的方式，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和感动。”
行超
借由作品话题，嘉宾们也在现场交流了对于所谓“女性意识”的一些非常生活、类似文学细节的想法。女性想做一件事，一定要符合预设的规训和条件吗？什么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冯秋子说，她小时候扎着两条大辫子，喜欢打乒乓球，天天都跟去训练场，久而久之球队的两个女孩被她打动，主动向老师提出邀她加入球队，可老师拒绝了她。她沮丧之余也意识到：“也许进乒乓球队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我喜欢乒乓球是我自己的事，我当不成运动员，也可以在家里的土台子上练习。”脱不花也曾在女儿那里遭遇关于“女性刻板印象”的小困扰，她的女儿会问她：“妈妈，为什么你要上班，是为了养我吗？”“为什么别人的妈妈留长头发而你留短发？”她告诉女儿，自己要上班只是因为自己喜欢上班，而留短发是因为觉得短发还不错，自己并不喜欢留长发。而张天翼则回想起自己少女时期的反叛，在她的家庭氛围里，光脚是不守规矩的。可越是被拘束，她便越想打破规矩——光脚穿凉鞋对她来说变成了一件巨大的诱惑。于是当夏天来临，出门前穿好的袜子半道便被她脱下藏在书包里，等晚上回家再穿上。“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你解开了一个东西一样，这种感知是当你被束缚时，自己去努力挣脱这种身份的束缚。”
周晓枫说：“成为女性并非意味着和男性抗衡，男性能举80公斤，我拼了命也要举80公斤，不是这样的。而是，当我举起了比原来更大的重量时，我不那么疼痛了，我比以前更好了，更靠近身体的自由。成为女性就必须更贴近那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应某种外部的需要把自己变成某个样子，女性拥有立足自己的可能性，才能获得有效的成长。”
左起：脱不花、周晓枫、林那北、张莉、冯秋子、张天翼、行超
而对于本书主编张莉来说，女性视角是关注女性这一情感共同体，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意识也不是纯粹的只要站在女性立场就可以进入。“我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女性意识，就是看她是否站在一个边缘的、低微的、无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小的时候总是设想自己是那个大女主所向披靡，但在现实生活中，你慢慢开始意识到自己往往是小说中最不起眼的角色。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女性的主体性——即使在最低微的时候，也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同时，张莉也澄清，这些散文并不能完全被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品，“女性主义比这个要更锋利一些，我希望这本书能跟更普通的女性读者去交流。”也正因如此，文集中收录了一些非职业写作者甚至素人的作品，比如脱不花和行超，还有非常年轻的作者孙莳麦，以及最年长的作者杨本芬。这些素人写作者也构成了这部作品非常独特而美妙的部分。张莉说：“我们通过这些表达，让自己变得更开放，然后更有力量。好的散文它会有一种共情的能力，就像风暴一样会把我们卷在一起，我们一开始总是以为自己是孤独的，但是你通过文学作品可以看到，优秀的散文是一种情感共同体，能够卷起我们内心这些最隐秘的情感，使我们凝聚在一起，互相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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