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贵潘花笺引出的收藏“翻车”事件

苏州“贵潘”是以潘世恩为代表的官宦世家，潘祖荫（1830～1890）是他的孙子，热衷收藏金石图书，他的收藏，富可敌国。潘祖荫曾得到三个古陶埙，定制了“贵潘的花式笺纸”。怎料，一页“贵潘”花笺竟引出了收藏大V“翻车”事件。饶是潘祖荫、吴云和赵烈文等人精鉴如此，也难免上当。

旧时有身份的文人学者常常自己设计信笺，并请店家专门定制。信笺从图案纹样到工艺花式都和外面的都不一样，再印上自己的斋名，风雅蕴藉，以示矜贵。

前不久，看到朵云轩木板水印负责人郑名川在朋友圈发出一枚“贵潘的花式笺纸”。花笺上有三枚古埙，左下方两组字，一为直行小篆“郑盦所得”，一为“伯氏吹埙”四字阳文印样。原来这是一张苏州大户人家潘祖荫定制的信笺。

贵潘的花式笺纸——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苏州“贵潘”是以潘世恩为代表的官宦世家，潘祖荫（1830-1890）是他的孙子，字在钟，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他家几代均在朝廷当官，位极尊荣。潘祖荫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行走近四十年。他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等职，在朝廷位高权重，左宗棠等名臣都曾得到他的提携。

潘世恩（1769—1854）原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人。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别字朝阳，号伯寅，又号郑庵

潘祖荫行书八言联  苏州博物馆藏

潘祖荫热衷收藏金石图书，说到他的收藏，那真是富可敌国，现在上博镇馆之宝大克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都曾是他的旧藏。潘祖荫公务之馀，好古成癖，与同乡吴云、吴大澂和山东陈介祺等收藏大家一起探讨金石之学，每有新品所获，互通声气，互赠拓片文字，相与品评鉴赏。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大约是1881年初，潘祖荫忽然得到三个古陶埙，埙上有七字铭文，其中一个还是阳文，异常罕有。

埙是非常古老的吹奏乐器，被誉为我国汉民族独创独有。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埙出土于浙江河姆渡遗址, 距今约7000年，仅见一吹孔。夏商时期, 陶埙形制渐趋规整, 除吹孔外, 另开按音孔, 音孔数量不断增加。至商晚期, 基本定型为有序分布的一吹孔加五音孔形式,可吹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埙由一个音孔发展到六个音孔，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埙

最初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普遍发展为陶制，形状也有多种，如扁圆形、椭圆形、球形、鱼形和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形状有点像蛋。古书《尔雅》里说：“埙，烧土为之，大如鹅子，锐上平底，形如秤锤，六孔，小者如鸡子。”大的如鹅蛋，小的如鸡蛋。

在儒家文化中，埙因为音色舒缓平和、拙朴醇厚，更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楷模功效。《诗经》里就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意思是说兄弟两人，一个吹埙一个吹篪（读作：chí），表达和睦亲善的手足之情。于是“埙唱而篪和”，成为儒家“和为贵”哲学思想在音乐上的集中反映，两种乐器在古代宫廷音乐中均担当了重要角色。

潘祖荫得到如此珍罕的三代礼乐陶埙，自是欣喜若狂。那时没有手机拍照和朋友圈分享，他于是捶拓了好几份拓片，分送诸好友，一起分享他得宝的喜悦之情。

正好手边有吴云《两罍轩尺牍》一书，吴云（1811-1883）算他的长辈，同样热衷金石文字，堪称吴中收藏大V。他于1881年农历六月间收到潘寄赠的古埙拓片，喜出望外，回信说：

承惠示古匋拓多种，中间埙器字最明显，而阳识一种，尤为精绝。簠斋积至四十馀种，欲求如此者，亦未易见，洵古匋文字中至为精美可宝者。此埙已有考否？鄙见当是“命司乐作太室埙”七字。……（吴云《两罍轩尺牍校注》，页344，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吴云又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吴大澂：

郑盦见猎心喜，蒐集古匋残字亦有数百种。昨日寄到有埙器，七字精绝，恐簠斋四千馀种之中，亦未易多觏。仆为考释其文，乃“命司乐作太室埙”七字。如尊处尚未寄至，可即函索。……（同书，页432）

簠斋（簠读作fǔ，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方形器具）即山东大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吴云给他的信里说：

郑盦所获太室埙早有拓本寄来，其阳识者，尤为精妙。土质脆薄，竟得流传于二三千年之后，为汉唐以来郑孔诸儒所未得见者，一旦大显于世，亟宜肖绘图式，授诸梓人，以公艺苑。业已移书谆劝之矣。……（同书，页398）

信中“郑孔诸儒”即郑玄和孔颖达，郑玄（127-200)，字康成，尝遍注群经，汉代大儒。

孔颖达(574-648)为唐初经学大家，孔子三十二代孙。

七月初，吴云参加耦园真率会雅集，不慎从台阶上跌倒，幸好无大碍，休养了十多天，几处伤口逐渐愈合。

他始终惦记着潘祖荫的这几枚“太室埙”，精神好转后马上又给潘写信：

簠斋、恒轩均有书来，极羡尊臧土埙之精。簠斋谓王廉生得其一，执事获其三，称道不置。可见鄙人前书所云，簠斋虽臧古匋至五千种之多，视此亦当逊席，似非虚谀。愚见，埙本土器中不坚之物，难得遇此流传，亟应摹其形制，专刻一图。前人所称八孔、五孔，与雁卵、鸡卵诸说，有此图说，足为经史考据之证，岂非墨林一大快事哉！尊意以为如何？

王廉生就是王懿荣（1845-1900），山东人，是潘祖荫的门生。他同样好古成癖，和陈介祺（簠斋）来往密切，两家有姻亲关系，陈是长辈，两人又谊在师友之间，几乎无话不谈。另外，王还是我国甲骨文的发现者。

对于这样一个“考古大发现”，吴云竭力建议潘祖荫请人绘图描摹，印刷出版，以化身千万，让大家共享。

“太室埙”的发现消息，经吴云等人的推波助澜，很快在一班朋友圈中传播开来。

吴云还将一份古埙拓片寄赠给常熟的收藏家赵烈文（1832-1894）鉴赏，赵烈文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对他非常器重。他是有名的藏书家，赵得到拓片，一时兴起，写了一篇《太室埙考》长文，洋洋洒洒，对此器详加考证。吴云称赞他“援证精确”，“鉴古有识”，并将文章转给潘祖荫欣赏。

后来，潘祖荫干脆将赵烈文、李慈铭、叶昌炽、俞曲园等人的题跋考证文字集成一本专书?——《古埙考释》以广流传，等于是一本现在的专题学术研讨著作了。

估计就是吴云等人的一起哄一怂恿，潘祖荫非常得意，他又号伯寅，与诗经里面“伯氏吹埙”的句子正好般配，真是天造地设，实在太巧了。因此手里拥有这些“太室埙”，潘俨然就是儒家正统传承的代言人，无形之中对一位身居高位的读书人而言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甚至具有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

应该就在当年不久，潘祖荫于是高调定制了这么一个“伯氏吹埙”花笺，还特别将“命司乐作太室埙”阳文勾摹印出，成为收藏史上的一桩佳话。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可惜笔者手边没有潘祖荫的书，否则应该能找到一些来自他的直接记载。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过了一百二十多年，2008年有音乐学者对这些“太室埙”做了专门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有“命（又释作令）司乐作太室埙”七字铭文的“太室埙”，迄今在全国博物馆共发现八件，上博、故宫各一件，还有六件全在山东省博物馆，八件埙全部来自个人捐赠，无一考古出土发现。

又经过实测发现，这些埙上的开孔呈V形排列，埙的指孔设计与考古发现商周埙常见的倒品字形排列截然相反，不如商周埙指法自然；而且这种埙孔排列方式违反乐器发生原理，实际吹试没有一件能够发出声音。

第三，“太室埙”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均有疑点，特别“室”字篆文非常别扭奇怪，因此上博在有关书里将这个字释为“宰”字，其实同样牵强。

上海博物馆藏“太室埙”及铭文拓片

还有，这些“太室埙”均为捏制，形制比较粗糙，与多为轮制且光平规整的商周埙完全不同。

根据这些研究，学者对这些“太室埙”疑点重重，认为均“应疑为伪作”。（参见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3期。）

稍后，又有文献学者对先秦古籍《周礼》中“大司乐”的官名提出疑问，认为该官名仅出现于《周礼》一书中，没有得到其他先秦文献乃至金文石刻等文字的印证，孤掌难鸣。也就是说，周代根本没有“大司乐”这一官职，该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周代乐官之长应为“乐正”而非“大司乐”。（王红娟《周代乐官之长正名》，原载《文艺评论》，2011年2期。）

还有研究披露，说这批土埙都是王懿荣家乡好友尹彭寿（字慈经，号茂才）提供的，此人兼有金石学者和古董商双重身份。这就更令人可疑了。

综合上述研究，这种所谓的“太室埙”，估计就是古董商为了射利，绞尽脑汁，故意做出来给这些好古成癖的收藏大V们“定向投喂”的。饶是潘祖荫、吴云和赵烈文等人精鉴如此，也难免上当。

本来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料网上随手下单的《王懿荣往还书札》（凤凰出版社，2021年8月）火速到家，翻开一看更是大吃一惊。

原来那年春天，王懿荣回山东，还去陈介祺家里住了三天，饱览他的新近收藏，谈古论今，非常快乐。

三月份回到北京，王懿荣写了封信给陈介祺，里面提到：“郑堪（按即潘祖荫）得三埙及各匋完器数事，则皆齐人之诈，而南人不复返矣，又不能实言之也……”（三月廿九日，页90）估计他们见面时就讨论过此器。

过了半个月，王懿荣专门写信谈这些土埙：

寿翁世姻伯大人：

侄于四月十五日由京启行，濒行，尹慈经茂才又寄一埙来，文与前不同，乃“韶”埙也，文剧佳，而质破，同时渠并寄一枚与潘郑堪先生，却完整，文与此同，似有剔痕（见拓本便知，器却真，与侄一相同，恐或无字，渠仿之，不必言，见拓本自知），不如此之精也。

侄每见东物外出，心必作恶数日。渠所得太室文三埙（有阳文）则伪者，大小不等，荣亦得此伪者四，回京寄呈，一笑。（皆从侄一器繙沙，且作阳文）潘乃大喜，寄银与尹，属多购东物。此吾齐乐器，明明有“韶”字（潘释“昭”字，非，若告以此字，东物无噍类矣），纷纷为外人所有，则可惜也。请加以物色之。青州河岸所出，尹（此公好外交）寄潘信言尚有异文者，不知何等。即颂颐安。侄懿荣顿首，四月望日倚装。（同书，页90-91）

两封信里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所谓“太室埙”都是假的，是从他一个器物上翻砂伪造的。而有“韶”字的土埙，器是真的，文字是仿的，是后加上去的。这些东西都是尹彭寿那边的人伪造的。另外，王懿荣家乡观念很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浓厚，似乎很不愿意山东家乡的古物（东物）外流，哪怕是自己的老师。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韶”埙，下腹部钤印铭文“令作韶埙”，也是潘祖荫旧藏，估计就是王懿荣信中指称的那枚。此埙2018年底在苏州博物馆《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收藏特展》上曾公开展出过，经测定，此埙可构成徵-宫-商-角-清角-徵的音阶结构，音色清越。

上海博物馆藏“韶”埙，下腹部钤印铭文“令作韶埙”，潘祖荫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韶”埙

根据王懿荣的意思，上面的铭文是后添的。“韶”为古乐名，《论语》中曾有孔子在齐, 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之说。古董商用这一典故附会上去，迎合好古之辈上当受骗。

可怜一帮吴中金石大家，被一个山东古玩商骗得团团转。甚至即使到今天，还有博士、博士后依旧研究“太室埙”铭文，不断写出洋洋洒洒的学术长文，刊登在《中国文化》等核心期刊上，这真有点灾李祸枣了。文物作假，实在可恶。

此事真相，要是让潘祖荫知道，这位“贵潘”的棺材板恐怕要盖不住了。

2022年8月23日处暑初稿

8月29日修订

（本文原题位《“太室埙”，一页“贵潘”花笺引出的收藏“翻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