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米拉艺术：多样性自会开辟出一条创造之路

【编者按】

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北，棕榈环绕、两山静立的绿洲间，巴尔米拉静静沉睡。作为穿越叙利亚沙漠必经的补给站，巴尔米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在提比略时代被纳入罗马帝国行省，并发展成为公元1至3世纪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贸易中心。作为通往罗马世界的东方入口，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与叙利亚人往来经商、和平共处，多元的文化和无尽的财富在这里汇聚。雄心勃勃的女王芝诺比娅甚至参与了罗马皇位的竞逐，首倡东西分治。然而她最终被奥勒良击败，巴尔米拉也从此衰落，只留下风格混杂的雄伟建筑，成为古代世界最具特色的遗迹之一。巴尔米拉古城于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迹完整地保存了城市原貌，对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研究有重大意义。在《巴尔米拉》这本伤感的小书里，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罗马专家保罗·韦纳，用优雅动人的笔触讲述了这座失落边城的历史、信仰、文化、艺术，以及它为什么曾经并依旧重要。通过书写巴尔米拉的自由与多元，韦纳反思了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与危险。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二章《巴尔米拉人像》。

模仿菲狄亚斯的作品而创造的雅典娜/拉特具有纯粹的古典风格，是一件精美的作品，也是一件引进的产品。前文提到过的卡西奥佩的镶嵌画，也是由巴尔米拉之外的人创作的；有些私人住宅装饰的神话主题的仿大理石雕刻，风格也是希腊式的（这类装饰一般都出自一些游走四方的工匠小组）。我们可以从原则上说，在巴尔米拉，凡是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品，都是外国人留下的；凡是东方风格或者混搭风格的，都是本地工匠的作品。或者也可以说，公共和私人建筑前期是希腊式的，后来是希腊罗马式的，至少从风格上看是这样，而宗教和丧葬雕刻则混搭了东方和西方的元素，所以在我们看来才别有一番味道。我这里说的是著名的“巴尔米拉人像”，是指那些为东方古城邦的盛誉做出了很多贡献的逝者的半身像（见图 13）。

“巴尔米拉人像”来自一些富人的家族墓地。墓地上，这些雕像重重叠叠，排成好几排，每一排都有好几十尊。我们已知的就有一千多尊。从事非法挖掘和古代文物贸易的人们将这些雕像分散向各地，从大马士革到伊斯坦布尔和东京（所有的博物馆都想收购这些半身像）。那些身着华丽刺绣服装的男性形象，那些佩戴着沉重头饰的女性形象，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面向的过去，并能满足人们的品味需求——稀奇、别致、具有异域风情、价格不高、有历史怀旧感——而非简单的审美需求。

我们幻想这些男男女女从已经逝去的时代向我们逐个走来，展示他们各自的面孔、各自的服装、各自的首饰：可以想见古人的脸孔和形象对我们具有何种诱惑力。如果再有颜色，那种真实感一定更加强烈，可惜时间已经将颜色剥落得所剩无几。这些半身像上本来是涂有油彩的。一直到多纳泰罗（Donatello）之前，古代和中世纪的所有雕刻、浮雕和圆雕都是有颜色的；米洛斯的维纳斯（Vénus de Milo）有一头金发，披着一件蓝色的衣服。卢浮宫的一件巴尔米拉人像上，女性眼睛的蓝色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我们刚刚用了“人像”（Portrait）一词，但是，那些丧葬用的雕像并不是专门用来呈现死者相貌的。半身像只是隐隐约约与死者相像而已，并不追求更多。半身像只是死者的象征，而不是要复刻死者的容貌：那是一名男性、一名女性、一个孩子，仅此而已。

人们在巴尔米拉发现了同一位夫人——雅赫亥（Yarhai）的女儿阿菈（Ala）——的两尊雕像，一个是四方的宽脸盘，另一个则是窄窄的三角脸，而且两尊雕像个性化的特点极少，根本不能说像谁。另外，同一时代两个不同巴尔米拉人的雕像，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因为它们出自同一家雕刻作坊。匠人只是满足于用一系列元素来表现面孔，将表示面部特征的一些示意性线条组合起来（“直鼻梁，中等宽度的额头，圆脸”），匠人们要么天分不够，要么根本没有愿望去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无法将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或者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幻觉。雕像上的线条简略、随意，没有解剖学的准确性，也没有美学的必要性，所以不可能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匠人只是局限于美学教条，用嘴唇的弧度表现似笑非笑（有时候还表现得极不对称），而且也要遵守在表现尊严时对男女的不同要求：男人的表情要冷硬傲慢，挺起下巴；女人则生气地撅起嘴，使下巴向前突出。这些作品没有希腊罗马人像那种不显招摇的随和平静的自信。

在离开巴尔米拉之前，让我们到卢浮宫去一趟，那里有两个橱窗摆满了巴尔米拉人的半身像。初一看来，我们注意到那些头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或者用术语说，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而且是手工制品。我们在任何一个考古博物馆，从苏格兰到阿尔隆（Arlon）、纳博讷（Narbonne）、伊兹米尔（Smyrne），再到土耳其高原，都能看到这样的展品。在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当中，有时候甚至在小镇子上，人们都会到本地的作坊去定制死者的雕像、丧葬宴会的场景浮雕或者还愿物。在肖像的雕刻和风格上，每个作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或者至少都有自己的习惯。

然而，在巴尔米拉，这种本地特色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明显。不管是半身像还是葬礼上的宴饮场景，都让人觉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之处，并不能与东方服装的别致混为一谈。他们所特有的风格严格来说并不是所谓东方风格，而是与整个帝国希腊罗马人像的风格相仿。虽然有的时候线条有些简略，但是这些人像并不似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呆滞、僵硬。每张面孔都有个性化的追求，而且脸上的表情也很多样化。和建筑一样，巴尔米拉的镶嵌画、仿大理石装饰以及人像都证明，本地的艺术希腊化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都是半身像，可是东方是没有半身像的。然而半身像上的人头并不是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的头，学院派的自然主义者会说，这些人头显得不自然，没有活力，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像“东方人”。

其实只要再看一眼，便肯定可以认出，这些半身像只能来自巴尔米拉。它们身上带有一种来自别处的，或者来自远古的怪异感，使得这些博物馆藏品广受欢迎：如雕刻者赋予雕刻对象的富于表现力的眼睛，以及对葬礼宴饮场景等群像的正面描绘。

雕刻者在具有现实特点的人脸上安置的眼睛不像是人的眼睛。那眼睛太大了，而且线条一点也不真实。眼睛有的时候是圆的，为突出的球状，似乎要吸引观者的注意；有的时候又颇具装饰性，眼眶上下各有一道深深的沟，眼球呈树叶那样的尖拱形；还有的眼皮四周线条弯曲，显得十分优雅。

正面视角的描绘同样具有令人震憾的表现力。葬礼宴饮中的人物仰靠在餐床上，按照常理，他们应该忙于自己吃喝，或者忙于照顾坐在身边的人，并为他们斟酒。希腊艺术的葬礼场景浮雕就是这样。

巴尔米拉的雕刻者借用了这一主题，却改变了其精神：雕刻者没有向我们展示饮者各自的动作，而是让他们暂停活动，转身面向我们，手举杯子，让观者看到他们的正脸，就像我们的学生排好队准备照相时那样。一幅动态的场景变成了一场群体的亮相。我们要想到这种方法对后世拉文纳（Ravenne）的拜占庭镶嵌画的影响。在那里的镶嵌画中，游神的人群会突然停下来，半转过身，排列好与观众面对面。巴尔米拉的各种场景图案都有这样正面亮相的安排，不管是否有道理，这常被认为是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巴尔米拉的艺术家吸收了自然主义的细节刻画，但是他们并没有捕捉到这种风格的精神，画面整体上的活力和戏剧性的感觉，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一边是系统性亮相式的表达，一边是希腊的方法，他们在这中间摇摆不定。希腊的艺术方法是表现人物四分之三的侧脸，让人觉得自然，正如我们的戏剧演员一样，既要面对台上的合作演员，又要面对戏院里的观众。他们既要表现故事的情节，又要让观众看清自己。巴尔米拉的艺术并不像希腊艺术一样特别关注、强调人体。对传统的眼睛和现实主义的面孔之间的不协调性，他们并不敏感。

巴尔米拉的艺术家常常把一些过于琐碎的细节简化成象形的线条。一绺绺头发变成了排列好的一层层条块，一缕缕胡子则变成了由一个个小三角形组成的森林，衣服的裥褶确实能让人看出那是裥褶，但是并不能让人感到衣物的柔软，以及衣物下垂时的重力感。这些简化是为了服务于某种装饰效果吗？抑或是手艺人想让自然的混乱具有艺术秩序的一种天真的办法呢？最后，虽然面部的线条很简单，但是首饰、漂亮衣服上的装饰和刺绣却表现得非常精确，让人觉得既享受又招摇。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些作品成了博物馆的收藏：它们的风格是混合的。本地的艺术家模仿希腊罗马的人像雕塑，但是他们的手法保留了从东方继承的古老习惯，再加上一种不带时代印记的“原始艺术风格”，正面亮相、像面具一样的眼睛。这种混合的特点颇具独创性，弱化了对作品艺术品质一般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非学院派艺术的新鲜感。

巴尔米拉的艺术具有本地人的感性，因为在这个领域，巴尔米拉从沙漠中走出来得太晚了。它“错过了”与希腊艺术的第一次相遇：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东方之后，希腊艺术一直传播到印度和喀布尔，导致一些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伊朗或者希腊—佛教的混合艺术风格的产生。巴尔米拉的混合艺术是在三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当时巴尔米拉已并入罗马，使得城邦进入了世界文化的主流当中。于是，巴尔米拉的艺术只好以“罗马”的帝国艺术为模式了。

巴尔米拉与任何其他的帝国城邦都不一样。不管它的艺术是原始风格、东方风格、混合风格还是希腊化风格，不管那里的神庙开不开窗户，不管那里的达官贵人穿希腊式的衣服还是阿拉伯式的衣服，不管那里的人们讲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甚至在重要场合也讲拉丁语。总之，我们感觉到巴尔米拉的上空吹着一股自由的风，一股不因循守旧的风，一股“多元文化主义”的风。读者一定还记得，巴尔米拉无所不包：阿拉米、阿拉伯、波斯、叙利亚、希腊、东方、西方。然而，正如它的邻居埃姆斯一样，它仍然是它自己，多样化的身份并没有使它希腊化，也没有使它罗马化。

“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结果远不是普遍的单一，多样性自会开辟出一条创造之路。

以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例子：2014年7月，在现已消失的贝尔神庙的大檐壁上，人们尚能看到一幅表现游神的浮雕。游神的人群前来祭拜贝尔神（见图14）。走在前面的是男人，一个个侧身而立，而在他们身后，有一群似乎被艺术家施了定身术的女人聚集拥挤着，她们从头到脚都包裹在阿拉伯式的黑纱中。一个个披着黑纱的人挤成一团，隐隐约约，无形无貌，令人吃惊。人和人似乎被揉在了一起，衣服的裥褶互相交叉，几乎分辨不出人的轮廓：那是一团理不清的阿拉伯纹饰，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随心所欲的线条，而且衣服上的裥褶也不是为了体现垂坠感……我们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她们是正面、侧面还是三分之二侧面对着观众。

这是一幅非常“抽象”的画面，观众甚至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随着游神的队伍向前走，还是雕刻艺术家突然违背了主题逻辑，违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随意地让这群女人定在那里。像这样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的画面，据我所知，在古代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马尔洛在任时，这件作品是当时的评论家和考古学家着重关注的对象：有大量评论将其联系到先锋派画家在当时的大胆创造，说那是抽象艺术之源。不管怎么说，极有可能的是，巴尔米拉的雕刻者面对着东方和西方众多具有启发意义的风格，为了开心，他们便发明了另外一种风格。

是啊，毫无疑问，如果只知道、只想知道仅仅一种文化——自己的文化——便注定与压抑沉闷为伴终生。

《巴尔米拉》，[法]保罗·韦纳著，闫素伟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