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描写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其短篇小说《星期天》是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1946年到1948年在上海短暂教书的经历为底色，用他独特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期上海的都市情态。
作者郑亚长期在上海文博系统工作，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当她以文博视角去透视上海城市进程时，细读汪曾祺的《星期天》，又会引发哪些感触呢？本文节选自郑亚新书《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初读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星期天》，是我进高中不久，十六七岁年纪不求甚解，只把它当作临近解放的上海滩传奇故事来读。随着阅历增长、专业积累，偶尔再读，多有感悟。汪曾祺描写上海的作品少之又少，这是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篇，以他自1946年到1948年在上海短暂教书的经历为底色，用他独特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期上海的都市情态。虽然是小说，但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包括作者自己。
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水墨画作
当我在与这座城市有了近半个世纪的耳鬓厮磨之后，当我尝试以文博视角去透视上海城市进程时，细读《星期天》，便会不由自主力图探究其中属于上海这座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专属历史信息和文化密码。
《星期天》开篇写环境业态与空间地点，一所小到只有三个初中班级的私立中学；胜在地点上佳，在福熙路上，往南不远是霞飞路，而往北稍远即静安寺和南京路。也因此，这个学校学生不少，且多半是附近商人子弟。福熙路是现在的延安路，霞飞路是如今的淮海路，不仅是那时的资源汇聚处，也是当下的上海黄金地段，所以小归小，私立归私立，却能生源稳定、学校资费可观。上海人的地段意识、重商亦重教的观念可见一斑。
有学者考证，这所学校为复旦初级中学的前身民办致远中学，而我则力图由此追踪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近代上海教育，有两条主脉并进发展。一条主脉是教会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创立的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为起点。另一条主脉是中国官办和私立的学校，以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奏准朝廷在上海创办的以学习外语为主的广方言馆为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已有270多所各式学校，其中中国人举办的231所，华洋合办5所、外国教会兴办35所，并基本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民国建立后，办学更兴，出现多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医学院、美术专科学校、音乐高等学府、工科大学乃至职业学校。上海多个近现代行业领全国风气之先由来已久，教育领域亦然，而丰厚的教育资源又孕育出上海这座城市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品格，看重专业能力的思维方式。
民国时期的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上海延安中路沿线的老弄堂
随即，作者简要叙述了学校的建筑格局：一幢教学楼，含大教室、会议室、办公室，一幢后楼，底楼为单身教员宿舍，二楼是校长家，还有并排一前一后两个简易板棚。
之后，作者用了将近全文一半的笔墨，以类似人物小传的方式，依次介绍了学校的9位职员及相关延伸人物：校长赵宗浚、教导主沈裕藻、英文教员沈福根、史地教员史先生、体育教员谢霈、教一年级算术的李维廉、杂务胡凤英、校工老左、教授三个班国文的“我”。
作为核心人物的校长赵宗浚，被作者描写得极为详细。他毕业于大夏大学，很有策略地把自家住宅与学校合而为一，守家在地进退得宜。汪曾祺在行文中对赵宗浚毕业大夏大学而从事教育事业表达了一定的困惑，引发我对大夏大学做了些功课。1924年，厦门大学300多名师生从原校脱离，另行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这所学校被认为是最早的教育学院，且对学生开展通识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归并进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再次证明上海是中国近代教育重镇之外，也说明赵宗浚极有可能就是教育类专业出身，不选择其他职业而开办学校就极为自然。
在小说中，这位校长全方位掌管学校乃至一应收支；每天早上习惯看《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和隔夜的《大晚报》；看完报纸，就用小工具修理一些从拍卖行、旧货店搜罗而来的，不费什么钱又没很大用处的，带八音盒的小座钟之类的小玩意；如有电话，则先用上海话接听，稍后再用普通话斡旋应对；从大学时参演话剧到工作后偶尔客串话剧，并与上海影剧界不少人保持联系；对待教员很是“上路”，常常请客吃饭，在星期天还拉大家出去游玩；保持单身但前任演员女友遇到生活困难，他也能网开一面施以援手；不过35岁却开始发胖，注意节食并注意锻炼，虽然收效甚微。透过这位校长的生活轨迹和日常细节，我们能读出20世纪40年代上海城市的入世务实职业观念相当分明、上海报业出版业很是发达、私人收藏蔚然成风，同时还能读出话剧在上海的盛行，并感受到文学界演艺界在上海的汇聚。而赵宗浚的职业经营、待人接物、兴趣爱好、情感生活恰如作者归纳，“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气”。要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动荡不安且又畸形繁荣的上海，保持这份看上去相当闲适有情有趣的生活，是需要极为高超的生存智慧的。
紧随其后的是实力派人物教导主任沈裕藻，一人包揽三个班级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课程。他是赵校长的同学，同样毕业于大夏大学，这也再次说明这所学校以教育专业为本，并能贯彻“通识教育”，故而可以培养出可以贯通施教的老师。对应其工作量，沈裕藻拿着超出两个老师的薪水，并独享学校提供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工宿舍。固然有同学情分，也需要真才实学，要有切实付出才能得到相应所得，由此可见上海的规则意识。职业稳定体面，收入可观，住行无忧，让这位沈主任可以吃得考究。作者写道：沈裕藻每天的午饭都是由家里烹饪的红烧肉、煎带鱼、荷包蛋、香肠……食材实打实，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和海派简易西餐缩影其中。此外他偏好颇为艳俗的方块小报，热衷追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水平不高却嗜拉胡琴、结识京剧票友以过戏瘾。凡此种种，将上海人对日常饮食的投入、上海滩小报文化的流行、现代武侠小说在上海的兴起、上海作为京剧大码头的民众基础，在这样一位类似理工科直男的中学教导主任身上加以综合体现。
因为有把很好的凤眼竹胡琴，沈裕藻通过同学李文鑫，认识了不少有名的票友。李文鑫虽不是中学职员，却也是大夏大学毕业。毕业后并无正式职业，仰仗家里开旅馆，在家当“小开”，大部分时间花在听唱片，拉胡琴上，成为上海专拉程派的知名琴票。他还另辟蹊径，将一个落魄在自家旅馆里的流浪汉调教成弹月琴的搭档。在李文鑫的刻意苦教之下，这名流浪汉闷头苦练，居然成了上海滩票界数一数二的月琴师。李文鑫就养着他，带着他到处“走票”，很受欢迎。李文鑫有时会带几名票友来看沈裕藻，大都是星期天，因为这所学校有一间会议室，正好吊嗓子清唱。在这里延伸出了并非学校教职员的支线人物李文鑫、流浪汉月琴师、包括古森柏和包华在内的若干京剧票友。在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中，当时混迹于上海南市、十六铺一带老式旅馆的各色人等，众多中产阶级人士以玩票来显示身份与实力的上海滩京剧票友文化，都在小说中得以接近历史真实地细节性再现。作者还给予了流浪汉月琴师颇多关注，写他三九天苦练到手指发烫，泡过冰水后继续苦练终得出道；另一方面这个流浪汉大字不识，挺个大脑袋见人，话都不会说，只会傻笑，甚至连个大名都没有，可这些并不妨碍他凭借天赋与苦练弹得一手好月琴，因为机缘巧合而被李文鑫训练提携——偌大上海滩，五光十色、三教九流，这一方水土不那么看重出身；如有一技之长，能受得了苦，抓住时机，总还是有口饭吃。
第三位登场的是年轻的英文教员沈福根，本校毕业，毕业后卖了两年“小黄鱼”，同时在青年会补习英语，后来和赵校长讲讲就回来教英文了。至于水平如何，作者很是揶揄又留有余地地给了非常上海风格的三个字评价——不晓得。从对这样一位次要人物寥寥数笔描写中，仍可解读出不少历史信息。比如，英语课程在那个时期的上海中学教育中已不可或缺，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则折射出西方教会及外文传授对上海城市的影响，也为上海人选择半工半读奋斗不辍提供了可能。至于“卖小黄鱼”是实指贩卖海鲜，还是借代类似贩夫走卒之小生意，甚至是暗指上海市井中的黄金生意，虽不能确定，却因上海商业都市买卖交易对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而让三种指向都有可能。
第四位亮相的史地教员史先生，首饰店店员出身，转行做了中学历史地理老师也算别有一功，还时时回味年轻时与疑似军阀姨太太的女子有过“毕生难忘”之艳遇。这段艳遇，虽然言之不详却也迷离旖旎，很有上海滩传奇的味道，也像是当时八卦小报香艳故事的翻版。对于不得不和这样的人做同事，作者显然有更多的不屑与无奈，以至于他写下这样的评论：“至于他怎么由一个首饰店的学徒变成了教史地的中学教员，那谁知道呢？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是蛮难讲的。”
第五位体育教员谢霈，在学校没有操场和体育设施的情况下，他上体育课另辟蹊径，带着学生就近在与霞飞路相交的几条车辆行人稀少的横马路上跑一圈。青春期的学生自然愿意，何况回程时还能顺路买些零食解馋：甜咸“支卜”、檀香橄榄、蜜饯嘉应子、苔条小麻花。除了英文、史地，小小一所中学，还有体育课，上海教育注重综合素质由此见微知著，也可见上海对体育的重视，上海体育发展起步之早。如同沈裕藻的午餐四式：“支卜”、橄榄、嘉应子、苔条麻花，这四种零食包含了江浙闽南多地口味，是上点年纪的上海人熟悉的老味道，也是海纳百川移民城市的生活写照。因为没学历，当过兵要过饭，谢霈认为“只有铜钿是真的”！区别于对沈福根的揶揄，对史先生的不屑，对这样一个粗人，作者投以较多观察，尤其是细致描述了对自己吝啬的谢霈爱看人下棋，为了在星期天能把上海滩两位围棋国手请到学校来下棋，他不惜血本，好茶好烟好酒好菜招待。或许在汪曾祺看来，粗俗而有癖好的谢霈，鲁直鲜活，是上海这个商业都市里的异数，有其可爱坦荡之处。与之对应的两位围棋国手，从衣着装扮到行为举止，无不显示着光鲜体面，透露着自我感觉良好；但在作者毫发毕现的笔触之间，这种光鲜体面未见得比鲁直鲜活高级，当然上海这座城市的妙处也在于让相对高级的围棋国手，能够与处于低级位置的“武人”和谐共生。
第六位李维廉，高中毕业由北京来到上海，计划在上海考大学。其叔父在复旦大学教书且是诗人，与介绍作者到致远中学的文学戏剧前辈是老朋友，并同样由这位前辈介绍，到此处教一年级算术，以解决食宿。李维廉是位比较内向的年轻人，星期天不是去叔叔家，便是在自己宿舍里温习功课。此处出现的文学戏剧前辈，原型是戏剧家李健吾，与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相交甚笃，而致远中学的校长原型高宗靖是李健吾的学生。上海戏剧界与教育界颇多关联，在复旦大学校史上，话剧社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国现代话剧的兴起与发展，也与上海的左翼戏剧运动及不断涌现的进步剧目和进步戏剧人有着密切的关联。汪曾祺近乎纪实性的小说，在琐碎真实的生活细节里，点点滴滴地昭示出上海的文化引领。
随后是两位存在感很低的人物，一位是从事注册收费收发等杂务的年轻女性胡凤英；另一位是校工老左，被作者一笔两笔带过。
汪曾祺旧影
汪曾祺六十七岁时的书法作品
最后出场的是作者“我”，教三个班级的国文。课余或者看电影，或者到一位老作家的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逛霞飞路，抒发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情怀；吃完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再回学校简陋铁皮顶木棚批作文，写小说，寂寂工作至深夜。如遇雨天可遥想往事，又因为一声分明的“白糖莲心粥——”而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上海。作为从西南联大毕业的青年作家，在上海以教初中国文为生，多少是有委屈的，水土不服、环境差异、时局动荡让作者内心恓惶。但另一方面，上海却无可争议地提供了都市生活的不少便利，即便那是20世纪40年代末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课余能够看看电影，与这个时期上海电影业发达、电影院众多、电影放映便利必然有关。能去对方家里拜访坐坐的老作家，应当是巴金，巴金的爱人萧珊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作为比作者年长16岁的巴金，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已经地位卓然，世事纷乱尚有适宜居所，还能接待文化界同仁。而与之一起逛霞飞路抒发情怀，吃加辣椒咖喱牛肉面的天才画家是黄永玉，虽然囊中羞涩，上海依旧给了他们一定的庇护。这几位之后成为中国文坛、画坛、文艺界举足轻重的人，在70多年前上海的风云际会中，沉潜起伏、小露峥嵘。交代了个人际遇，作者笔锋回转写“我”在星期天，除去有约会，大都和赵宗浚、沈裕藻一起逛公园、游城隍庙，还有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以及翻阅《辞海》，阅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对后面这本书，“我”很有感情，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忙碌的上海，陪伴他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
1940年代汪曾祺黄裳黄永玉常结伴闲逛的上海霞飞路
排队一般地介绍了这所学校的甲乙丙丁，虽貌似人物档案罗列，其实作者早就由“星期天”这个时间交集，把大部分的关联人物，不露声色地汇聚在了一起。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围绕着忽然兴起的星期天学校舞会缓缓铺陈。
缘起赵宗浚开始追求一位名叫王静仪的女朋友，她性格文静、仪态大方，学音乐出身，在一个教会学校教音乐课。家境清简寒素，还要培养两个妹妹上学，近30岁尚未嫁人。赵宗浚在一位老一辈导演家中结识王静仪，很是倾心，各种示好，王静仪客气感谢却未接受。举办舞会可以吸引她和她刚刚学会跳舞的两位妹妹。对赵宗浚来说，举办舞会还因为他需要运动，并让自己新从拍卖行买来的整套数十件鸡尾酒酒具“派派用场”。当然，还因为，现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跳舞老师——借住学校的电影演员郝连都。与“我”、李维廉一样，郝连都是由同一位文学戏剧前辈介绍来到这个学校的。彼时，西方文化、教会机构、西式音乐舞蹈，以及西式社交方式对上海的影响，在一个舞会的组织举办上都有所显现。
借由介绍郝连都与谢霈、李维廉三人同住学校后楼底层的一个房间，作者一并说明了自己与另一位《大晚报》夜班江姓编辑合住在底楼的另一间，阴暗潮湿，离开时小铁床垫席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楼上二三层和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脏水从高空自天井泼下，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我”便将这两间屋叫作“听水斋”。上海市中心一所小小中学，如同汪洋中的小岛，容纳了作家、编辑、电影演员诸多文艺青年，条件固然简陋，却也给人以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数十年后的1983年，汪曾祺在回望撰写这一段上海往事时，极为自然地描绘出大都市小市民的世态冷暖，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人生的感叹，在怅然中流露出对上海的感念。
郝连都，高大、挺拔、英俊，神秘而充满激情。虽蜗居陋室，出门则西装革履容光焕发，早出晚归，或到一个白俄家学发声，或到另一个白俄家学舞蹈，练拳击学骑马，或到剧专旁听表演课。到处找电影看，除了大众化的影片，还到光陆这样的小电影院去看乌发公司的德国片。他星期天有时也在学校，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与大家聊电影，聊内战，聊沈崇事件，聊美国兵开吉普车撞人，在马路上酗酒胡闹。他说话表情丰富，手势有力，笑声很有感染力。他跳舞亦佳，探戈跳得尤其好，甚至曾经在跑狗场举办的探戈表演晚会上表演过。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多才多艺、极具人格魅力的人。也就在这些看似松散随意的叙述中，流亡上海的俄罗斯贵族在音乐舞蹈方面的影响，西方体育健身竞技在上海的发展，上海电影业的发达与专业，内战形势在上海民间引起的焦灼，1946年12月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兵强暴引发社会大规模民众抗议的余波，美国军队在中国境内的为所欲为，等等，层层递进，徐徐展开。
郝连都寄居于此，不任教职不交房钱。赵宗浚邀请他参加舞会，教大家跳舞，他欣然应允，这是合理人情。于是星期天的晚上，学校成了可供下棋观棋，唱戏听戏，以及学舞跳舞的俱乐部。大教室木纹地板打磨上蜡，红蓝灯泡闪烁、电唱机电风扇转动，玻璃酒具注入汽水、可乐，兑一点儿白酒，晶莹剔透，音乐更是肖邦、黑人爵士乐、南美伦巴、李香兰唱片、广东《彩云追月》、上海流行歌曲交替登场。众人齐跳《香槟酒气满场飞》，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而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
参加舞会者，除了学校教员、王家三姐妹们，还有本校毕业工作的女生，以及胡凤英约来的有些不着调的社会青年，但因为在学校参加舞会，他们还算收敛。有这些人的打底烘托，郝连都愈发成为舞会的灵魂人物。
故事的高潮定格在这一个星期天，华灯初上，舞乐轻扬。“大夏校友”之一的李文鑫晚上要拉一场戏，带着弹月琴的下手先走了。票友们有的告辞，有的被沈裕藻留下来跳舞——京剧票友响应西式舞会，也算是老上海做派。下棋的吃了老酒，喝着新泡的龙井，准备再战。参加舞会的来宾陆续到来，主角郝连都却迟迟未到。
众人期盼中，学校铁门外人声喧哗，大家赶到门口，只见一群人簇拥着郝连都到来。他头发散乱，衬衫破碎，李维廉在他身旁，夹着他的上衣。借着簇拥而来的众人致意和李维廉之口，郝连都与李维廉在霞飞路遭遇醉酒美国大兵侮辱中国女性，郝连都无所畏惧一个人痛打四个美国兵，而后围观百姓一拥而上掩护他离开现场的情景跃然纸上。
面对郝连都的再三致谢，上海底层民众应答之间的可亲可敬，为这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做出了注脚。
“呒不啥，呒不啥！（“没啥，没啥！”）大家全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江浙一带人的说法。
“侬为中国人吐出一口气，应该谢谢侬！”这更接近上海土著表述方式。
在上海本地民众之外，一个在公园里教人打拳的沧州老人说：“兄弟，你是好样的！”拳拳爱国之心不分南北，或也说明上海城市的融合度之高。
“郝先生！你今天干的这桩事，真是叫人佩服！晏一歇（等一会儿）请到小摊子上吃一碗牛肉面消夜，我也好表表我的心！”说这话的是对面弄堂卖咖喱牛肉面的江北人。汪曾祺籍贯高邮，可以统算作江北人。在上海，“江北人”之称多少带有蔑视，有学者认为汪曾祺在上海时期因为籍贯江北颇受冷落。而在这里，这个卖咖喱牛肉面的小人物，不仅毫不忌讳与郝连都的熟稔，也拿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热忱，要请客吃一碗面以表敬意。江北人的吃得起苦和朴实爽直，让作者情不自禁给了他说出三个惊叹句的机会，也赋予其淳朴真诚的光彩。
很有意思的是，北京来上海备考大学的李维廉，这个原先作者用“很腼腆，不爱说话，神情有点忧郁”来形容的年轻人，一鸣惊人地用了极为生动、情感饱满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郝连都见义勇为的事迹。十个短句，表达清晰，形象生动，妙语不断，最后给了美国大兵一句“真不是玩意！”的京式定论以作结尾。足见这样大快人心的举动，让他备受冲击热血沸腾。
上海滩的众生相随后进一步展现。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激动，而国手之一慢条斯理提醒是不是把铁门关上以免美国兵来寻事，国手二附议：美国人惹不得。虽然让人觉得齿冷，却又不得不承认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沈福根年纪轻，脑子活反应快，主动出去侦察，煞有架势、蹑手蹑脚到霞飞路逡巡一番，而后回来报告平安无事，霞飞路上人来人往，美国赤佬无影无踪哉！
于是下棋的下棋，跳舞的跳舞。
郝连都换了一身白法兰绒西服出场，作者虽惜墨如金只用了“显得格外精神”六个字，已足以让这位明星英雄在这场特别热闹的星期天舞会上熠熠生辉。
郝连都几乎每支曲子都跳了，做了一件令人敬仰的大事后，他不骄不躁，尽可能不让所有人失望。舞伴从王静仪的两个妹妹王婉仪和王淑仪，再到胡凤英请来的不太着调的“吉普女郎”，舞曲从快三步到慢四步、狐步舞甚至伦巴。
王静仪不大跳，和赵宗浚跳一支慢四，当属礼节性答谢，拉了李维廉跳一支慢三步圆舞曲，多少是对他激赏维护郝连都的隐约赞许。随后她就一直在边上坐着，直至舞会快要结束，她起身在唱片里挑了一张《Lapaloma》，并主动邀请郝连都共舞此曲。
西班牙舞曲《鸽子》响了，飘逸的探戈舞跳起来了，这一对璧人跳得优美而默契，贴近拉远、进退起伏，如行云流水。尤其是王静仪，抬臂侧肩，俯仰回旋，又轻盈又奔放。她眼睛发亮，白纱裙飘动，如同绽开的一朵大百合花。
赵宗浚第一次认识了王静仪，或者说是认识了真正的王静仪。“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有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因此明智地判断自己的追求是无望的，并反省自己庸俗且难以改变，他觉得异常疲乏，也意味着他选择尊重王静仪的意愿。
在赵宗浚的身上，时时可见上海人处世的精明与圆熟，他不是完美理想的男主角，但他最终的明智、反省与气度，体现了上海人的心胸格局。作者并不欣赏他，却依旧认为他有可圈可点之处，正如有学者认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汪曾祺多年后自购并极为喜欢的一本书，而在这篇小说中，他把这本心爱之书“奉献”给了赵宗浚，也让这个在上海20世纪40年代喧嚣红尘中的俗人保有一份清醒自知。
汪曾祺作品《蝴蝶花》
汪曾祺，《蜻蜓荷花》，1984年
汪曾祺画作
而郝连都，一度激发我探究其是否有原型。40年代的上海男演员众星闪烁，金焰、赵丹、石挥都是出色的男明星，但又都有着与郝连都明显不对应之处。反复比对后，可以发现1925年出生于南京城市贫民家庭的中叔皇，在人生经历、性格技能上与郝连都有多处重合。因父亲早逝，中叔皇初中尚未毕业，就辍学来上海谋生。他在亲友资助下一度进入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并立志成为记者，后转向戏剧舞台。1946年10月，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于上海成立，中叔皇从众多应试者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被录用。昆仑影业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电影，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也让中叔皇由衷感到自己选的路没有走错。从进入昆仑影业到1949年，在进步人士的启蒙下，中叔皇对艺术应该有益于人民和社会有了明确的认识。1949年前后，他满腔热情参加“昆仑”文工队，到学校工厂演出，迎接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叔皇在多部影片中扮演革命军人、地下党员。从相关资料中可见他还是位身材奇伟、风度翩翩的大个子演员，身世经历、外形体格、性格信念，都与郝连都刻苦学习、体魄强健、技艺高强、一身正气、拳击美国兵互相印证。当然，郝连都的原型究竟是不是中叔皇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上海能够孕育出这样的风云人物！
在小说的尾声，舞会散了，围棋也结束了。国手之一意味深长地对国手之二说：
“这位郝连都先生，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国手之二的回答有着上海式的玄妙：“难讲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汪曾祺水到渠成地最终写下：“失眠的霓虹灯在上海的夜空，这里那里，静静地燃烧着。”以成就他对曾经身处过的上海的远眺。
隔了35年的光阴，汪曾祺用他独有的笔触，刻画描摹出大约在1947年、1948年的上海世相，不是漫漫长卷，却胜在举重若轻间丝丝入扣。年轻时他曾向恩师沈从文哭诉在上海的生存艰难；而回望时，他却赋予上海和上海人更多的理解欣赏与宽和温暖。在1983年这篇小说面世将近40年时，我穿梭漫步其间，一起描摹我眷恋的上海曾经的浮世绘，以及那一段浮华中上海人的善与真，上海城市的艰难与坚韧。
《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 郑亚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2年8月
延伸阅读（《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序）：
时间在空间里，空间在时间中
杨志刚（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博物馆协会会长）
一
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和感受，文博工作者往往异于常人。一是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其特别在意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性；二是他们必须善于从一个时空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展开时空间的关联，生发、探究意义；三是时间、空间常常需要嵌合，只有时间没有空间，或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必定使其关注的“意义”受损、打折；四是从业者个人经验中的时空与研究对象世界里的时空，也容易发生串联与交织，甚至在主客体之间形成一种“共振”。
以上是我在读郑亚这些感性、灵动、晓畅的文字时，一再产生的略带艰涩的玄思。并且，她在书中讲到的不少时间、空间，我都很熟悉，也牵带出了共振。
遥想20多年前，作者在复旦大学文博系读书，我是授课老师，还兼带其他一些方面的工作联系和指导。所以看着她在校园里成长，后来走向社会在职业生涯中不断闯荡，闯过了专业上的很多沟沟坎坎，也开拓出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时时充满欣喜。为人师者最大的快乐莫不过于此！
读她的文章，除了听故事、增识见，我还关注作者所关注的那些时间与空间，也会跟着她在时间中打量空间，在空间里琢磨时间。这就不全是玄思了，还基于我们曾经同在燕园200号，又先后在人民大道201号的难忘经历……
二
眼前的有些文章，此前断断续续地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或一些微信公众号上读过。我曾建议郑亚，适时编出集子来，做一个系统的展示。这样一本聚焦上海文物博物馆与历史建筑的散文集，视角独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览式介绍，亦非材料丰富、立意深刻的学术论文；而是融从业经验和城市漫步观察于一体，从私人阅历、工作细节切入对城市历史的深度观察，有感悟有发现，殊为难得。相信业内需要，一般的读者也会珍爱。
现在，她将近十年来写作的40篇文博随笔汇为一编，我得以先睹为快，借此序略作推介。
全书第一编“观博寻踪”，以复旦大学200号文博系小楼为缘起（见《复旦文博——那些200号的时光》），追溯作者与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青浦博物馆、嘉定博物馆、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汽车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的工作交集，以及这些博物馆的变化发展，借此体现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塑造，及上海文博人的坚韧执着。其中《这座城，让我与博物馆同行》，回溯了1996年的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新馆开放，1999年中共一大纪念馆与鲁迅馆的改扩建，2004年青浦博物馆的新建，2008年中共二大纪念馆的升级改造，2010年前后土山湾博物馆新建、三山会馆提升，2012年嘉定博物馆迁建，直至2018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为上海当代博物馆的发展留下诸多珍贵的剪影。《我的人民广场“文博之旅”》，回忆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风云际会——上海近代历史特展”等临展，记录了上博老馆长对国外代表团的机智回应，以及2003年“非典”期间博物馆人的坚守，和抗击疫情胜利后临时免费开放的积极妥善之应对。《上海之恋——读杨可扬版画与藏书票》，在简要回顾杨可扬先生对新中国版画事业发展贡献的同时，特别聚焦其创作的多幅体现上海城市变化的版画作品，来表达上海文博工作者对上海的眷恋与深情。《那些不期而遇的鸟儿们》，则借助古代艺术类文物中“鸟”等纹饰意象的串联，对如何理解博物馆、欣赏馆藏文物、了解博物馆人作了娓娓叙述。
2018年5月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夜景 郑亚 摄
纳入本编的文章，还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陕西南路长乐邨丰子恺故居、武康路巴金故居的建筑历史、名人往事，及这些故居在不断沉淀过程中演变为博物馆、纪念馆的故事入手，探究这些人物与上海文化的关系，述说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互相成就。如《大陆新村鲁迅故居》，讲的是鲁迅在上海第三处寓所，鲁迅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3年多的时光。除了建筑本身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新式里弄住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中绝大部分的家具、陈设、用品都是原物，包含了鲁迅在上海战斗生活的大量历史信息。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在中央领导和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大陆新村132弄9号鲁迅故居与10号鲁迅生平陈列共同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人物类博物馆，这在新中国文博发展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2018年5月 申报咖啡馆 郑亚 摄
第二编“读城阅市”，是一些相对更加生活化的城市观察记录，对象包括申报馆、泥城桥、西藏南路、甜爱路、茂名路、南京路、凤阳路、汾阳路这些与上海近现代历史渊源深厚的街区、马路，还涉及张园、大学路、永平里等近年来新出现的时尚市集，体现了上海新旧融合中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的独到之处。比如申报馆，创办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申报》，是上海历史最久、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中文日报。申报馆老建筑保留了极具特色的历史风貌，而近年这里被转型为“The Press”咖啡馆后，因其综合了上海近代城市发展、新闻报业起源、进步文化传播、都市文艺生活等元素，而演变成为别具一格的城市文化地标。再如张园，作为上海开埠后早期的私家园林和娱乐场，它几经变迁，在2018年形成了小型的市集餐饮休闲时尚社区，且还在进一步变动发展中。还有M50，作为苏州河畔纺织产业曾经的聚集地带，在大型纺织国企改革的剧痛中，上海以创新蜕变坚韧面对，不仅建立了上海纺织博物馆，还将莫干山路纺织厂的车间逐步拓展为艺术文化休闲创意园区。这部分的写作，突出作者游走体验中的所见所思，和身为文博工作者对其职业的挚爱、对所在城市的眷恋。阅读这些文章，不禁让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2019年11月 2日至3日，在上海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这本《海上华痕》还以“附编”形式，收入3篇对境外博物馆、历史建筑的调研考察，意在借鉴国际优秀案例，均有参考价值。
三
作者于1996年入职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大道201号工作了15年。她担任过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市文广局博物馆处的负责人，也曾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挂职馆长，后又担任了多年的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读郑馆长笔下的“华痕”——上海的历史遗产，可以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认识，触摸城市更新中文脉的传承，感受文博人的情怀。
今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过去的70年，也是上海文博事业蓬勃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70年。“一座馆与一座城”的话题已经打开，“大博物馆计划”正在成型，“海派城市考古”将进一步彰显城市魅力。2022年，上海文博人将同赴一场生日庆典！《海上华痕》是一份充满深情的献礼！
70年，有几个馆舍特别引人注目，时间在这里浓缩。它们叠加在一起，空间里凝聚着无数未曾远去的时光。在这样的时空交织中，文博人再次迈上新的征程。
于辛丑牛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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