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是17世纪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但这位荷兰画家的大部分生活和实践依旧成谜。2022年10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维米尔的秘密”将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揭示维米尔及其创作过程的新发现，并展示策展人、研究者们是如何调查馆藏四幅维米尔画作和两幅20世纪赝品的幕后故事，以了解“维米尔何以成为维米尔”。
但展览最大的悬念是，馆藏《持笛女孩》会否被证实是维米尔的作品？
维米尔，《戴红帽的女孩》，约1666-1667年
迄今为止，全世界大约有35幅维米尔存世作品，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有《持天平的女子》、《写信少女》、《戴红帽的女孩》，但另一件《持笛女孩》（约1665-1675年）是否真的出自维米尔之手争论已久，研究团队将在展览开幕前公布研究结果。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技术研究的基础上，美术馆研究人员利用几乎可以穿透油画层的先进影像技术，结合对作品表面的微观观察，对维米尔的创作过程、材料和构图变化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维米尔，《持天平的女子》，约1664年
2021年，该团队分享了初步发现，化学成像显示了在《持天平的女子》（约1664年）表面下的层次，揭示了其底层快速、自发、带有质感的笔触——这与作品表面所见的精确构图、细腻笔触完全不同。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维米尔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完美主义者这一普遍假设的质疑。
《持天平的女子》X射线图像下的底色(右)的笔触与表面(左)的褶皱无关，这表明维米尔修改了褶皱。
随着研究的继续，研究人员发现《戴红帽的女孩》最初是一个男子肖像，维米尔后来将其重新想象成一个女孩。这是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这位佛兰德艺术家鲜有真正的肖像作品，他更喜欢描绘运动或沉思中的女性。
而对馆藏《持笛女孩》的归属问题，更谜团重重：
1906年，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馆长亚伯拉罕·布里迪乌斯（Abraham Bredius）前往布鲁塞尔，查看Jonkheer Jan de Grez家族藏画时，发现一面高高的墙上挂着一幅小画，他猜测这可能是代尔夫特维米尔的作品。
布里迪乌斯取下这件作品，惊呼“非常漂亮”，并询问可否于1907年夏天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展出。布里迪厄斯的发现受到了极大的关注，1911年，Jonkheer Jan de Grez去世后，后人卖掉了这幅画，很快就被阿姆斯特丹收藏家奥古斯特·詹森（August Janssen）收入囊中。1918年，收藏家去世后，这幅画被阿姆斯特丹艺术交易商获得，几经转手来到纽约，并于1942年由约瑟夫·怀德纳（Joseph Widener）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归于维米尔，《持笛女孩》，约1665-1675年
尽管这幅画在20世纪最初十年被发现后受到追捧，1950 年，颇具影响力的维米尔学者 Pieter Swillens对《持笛女孩》的归属提出质疑，后继不少专家接受了他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其木质画框和尺幅，另一方面是因为主题。《戴红帽的女孩》和《持笛女孩》经常被捆绑研究，它们甚至可能在1696年的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被视为伴生品。但尺幅、构图、绘画水准的细微差别使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策展人兼维米尔专家阿瑟·惠洛克（Arthur Wheelock）在1990年，将其在收藏目录的作者栏中注明“归于维米尔”。
但后来的研究证明，惠洛克的观点过于绝对，在2018年退休后，他自己也改变了立场：“鉴于围绕这幅作品的复杂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从维米尔的作品中删除《持笛女孩》过于极端。”
许多因素都指向《持笛女孩》源于17世纪，这幅作品与维米尔其他画作密切相关。从技术上讲，利用“树木年代学”对画框检测可以确定，它的砍伐日期为17世纪50年代早期；从女孩左袖上黄色高光处提取的颜料样本表明，其使用了17世纪维米尔绘画特有的颜料（天然群青、蓝铜矿和铅锡黄）；从风格上看，这个女孩穿的罩衫与维米尔在1650年代后期至1660年代中期其他作品中的服装相当（如《持天平的女人》和波士顿所藏的《音乐会》），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也描绘过穿类似服装的女性。
画中不寻常之处是女孩所戴帽子。尽管类似的宽檐帽经常出现在描绘荷兰女工的绘画中，但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绘画中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帽子。这顶具有东方特色的帽子，可能与17世纪后期流行的东方服饰风尚有关。中国帽子通常由竹编织而成，画中的帽子添加了黑白灰色的覆盖织物。有些观点认为，这顶奇怪的帽子强化了作品起源于17世纪的论点。对于后期艺术家而言，若想仿制维米尔的作品，将这样一顶帽子画入其中是极不可能的。
《持笛女孩》和《戴红帽的女孩》的观念如此接近，以至于后世研究者假设它们可能在1660年代中后期同时创作。两幅绘画中的年轻女子都带着期待的表情看着观众，眼神警觉、嘴巴微启，戴着异国情调的帽子、坐在带狮子装饰的椅子上、身后都有一张挂毯。两张作品中均有来自左侧的光线照射到女孩的左脸颊、鼻子和下巴，这是维米尔画作中一个不寻常的特征。
维米尔，《戴红帽的女孩》（局部），约1666-1667年
两幅作品利用色彩营造光学效果的方式也具有维米尔的特点。两者面部都有一层薄薄的绿色覆盖在肉色之上，维米尔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更广泛地发展了这种技术。在《持笛女孩》中，嘴部饰有绿松石色高光，其方式与维米尔用于红帽女孩嘴部的粉红色高光相媲美。 两个女孩所穿的蓝绿色罩衫，也同样被无数黄色光斑点缀。
虽然两件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质量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戴红帽的女孩》当她转身并将手臂搁在椅背上时，巧妙地融合了运动和稳定的暗示。《持笛女孩》似乎不太成功，画中女孩正面的姿势相对扁平。她的帽子、左肩和右手都被尴尬地割裂在画布之外，她拿着的笛子在光影渲染上也不太准确。
归于维米尔，《持笛女孩》（局部），约1665-1675年
《持笛女孩》的颜色处理也不如《戴红帽的女孩》那么有把握，尤其是色调之间的融合，缺乏维米尔所具有的凝聚力。女孩脸上的肉色也调和得不够精致，眼睛与脸颊、鼻子与嘴巴之间的光影过渡也显得突兀。另外，在1660年代中期，维米尔通常只会用高光突出指甲的一部分，而在这幅画中，女孩那只不成比例的手的拇指指甲则被均匀涂抹亮色。最后，她脖间均匀纤细的项链没有维米尔乐于渲染的色调变化。
归于维米尔，《持笛女孩》（局部），约1665-1675年
比较《持笛女孩》和《戴红帽的女孩》椅子上的狮子装饰，也能比较出前者笔触比较粗犷，而《戴红帽的女孩》则通过笔触的重量和粗细的微妙变化来模拟的质感。虽然由不透明高光叠加出的细散笔触看起来相同，但《持笛女孩》创造出的体积感和形式感并不成功。
《持笛女孩》椅子上的狮子装饰
《戴红帽的女孩》椅子上的狮子装饰
再看，两位女孩的罩衫，虽然都带着漫射的黄色高光，但在《戴红帽的女孩》中，高光是根据某种光学逻辑进行分组。例如，为了强调女孩肩部的蓝色，维米尔先用浅蓝色笔触突出这一区域，再叠加一系列黄色笔触，突出褶皱。《持笛女孩》的一幅采用类似技术，但缺乏执行力。
尽管在绘画水准上有差距，但研究者并不建议从维米尔的作品中剔除《持笛女孩》，因为其绘画技巧与《戴红帽的女孩》和其他维米尔作品相似。例如，女孩蓝色外衣上黄色亮点的柔和造型，类似于1660 年代中期《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的黄色头巾的边缘处理。此外，到1660年代末，维米尔开始在他的造型中创造更多突然的过渡，这些过渡与画中面部的处理方式不无关系。
不过，因为作品表面的状况不佳，让这件作品的归属迟迟无法确认。更重要的是，X射线图和红外反射图表明，画面在17世纪被重新加工过，这次加工改变了肩部衣领的褶皱，缩小了左袖口、改变了右臂的轮廓。其他的改变包括修改帽子的尺寸、在外罩前增加了皮毛装饰。女孩放在笛子上的手指也是后加的，这可能是笛子的位置向左移动造成的。
《持笛女孩》的X射线图
《持笛女孩》的红外反射图
可见，修改这幅画时，最初的构图也一并被调整。通过降低左肩、调整袖口的位置，略微改变了女孩的姿势，使其左臂不至如此倾斜。虽然这幅画的返工原因尚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原就没有完成。但X射线图显示，作品原始层发生了损坏，女孩左肩的白色领口下存在明显的缺失。左眼下方、鼻子和嘴巴之间、袖口和右手上也有损坏，但损坏的原因尚不清楚。
也有可能，这些改动不是维米尔本人进行的，有观点认为修改是扬·科伦比尔（Jan Coelenbier）所为，他于在维米尔去世后不久，从其妻子卡特琳娜·博尔内斯 (Catharina Bolnes) 购买了作品。但为了出售时获得更高的价格，科伦比尔可能修改了作品。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成立，修改《持笛女孩》的画家肯定知道这是维米尔1660年代末和1670年代初的作品，所以在调整时融合了维米尔在这一时期的风格特征。
这幅小画的归属问题尚未尘埃落定，但目前已知的是，《持笛女孩》的总体特征、绘画技巧都与维米尔的作品密切相关，但其创作质量似乎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水平。这幅画最初在1660年代中期完成，后被大量修改。
目前，这幅作品“归于维米尔”，但在10月“维米尔的秘密”开幕之时，将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维米尔，《写信女子》，约1665
美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凯温·费尔德曼（Kaywin Feldman）希望观众在观看“维米尔的秘密”展览时扮演艺术侦探的角色，与艺术史学家、研究人员一起研究这些作品，了解作品是如何诞生的。“维米尔作品是我们收藏中的至宝，尖端的研究让我们对这位荷兰大师和他的创作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匿名画家仿维米尔，《微笑的女孩》，约1925
匿名画家仿维米尔，《花边女工》，约1925
“维米尔的秘密”展览结束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维米尔作品将赴荷兰，参加2023年2月10日至6月4日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行的维米尔大展。
注：本文编译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网站和《Artnews》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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