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毕加索与安格尔“面对面”，看一场极小的杰作展

“好的艺术家复制，伟大的艺术家偷。”毕加索说。

20世纪初，似乎没有哪个艺术家像安格尔那样激发着毕加索的想象力。毕加索对安格尔肖像画的痴迷在他1932年的油画《拿书的女子》中达到顶峰，这件作品借鉴了安格尔上流社会肖像《静坐的墨瓦特雪夫人》（1844 -1856）。

澎湃新闻获悉，“毕加索-安格尔：面对面”6月3日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开幕，展览首次将这两幅作品并排展出，以追溯19至20世纪艺术发展的脉络。此次展览由英国国家美术馆和美国诺顿西蒙博物馆（Norton Simon Museum）合作，前者拥有《静坐的墨瓦特雪夫人》，后者出借《拿书的女子》。

英国国家美术馆46号展厅“毕加索-安格尔：面对面”展览现场

英国国家美术馆46号展厅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其大小刚好供观众近距离观看几件作品。 不久前，此地刚举办了托马斯·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的《蓝衣少年》（Blue Boy）和激发其创作灵感的凡·戴克（Van Dyck）的肖像画。 如今，这里仅仅陈列了两件油画，它们相距80多年的时间，还相隔了一场艺术形式的革命。然而，两者毫无疑问是相互依存的。

安格尔出生于1780年，是新古典主义画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安格尔一生崇拜拉斐尔和古代大师，直到逝世前还在研究拉斐尔，其最后一件作品便是根据乔托的构图而来。

安格尔，《大宫女》（The Grand Odalisque），1814年，卢浮宫藏（非此次展览展品）

但当安格尔的声誉如日中天时，也正是古典主义面临终结，浪漫主义崛起的时代，他和新生的浪漫主义代表人德拉克罗瓦之间发生许多次辩论，浪漫主义强调色彩的运用，古典主义则强调轮廓的完整和构图的严谨，安格尔把持的巴黎美院对新生的各种画风嗤之以鼻，形成学院派风格。

到了1860年代，印象派对代表学院的“沙龙展”发起挑战，安格尔与德拉克罗瓦间的差别被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艺术家意识到，并转化为其创作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安格尔与德拉克罗瓦的显著影响力。安格尔的精炼启发了德加、雷诺阿和莫里索；德拉克洛瓦的狂热吸引了高更、塞尚和雷东。

现代主义画家毕加索也从安格尔处获得很多。他参观了安格尔回顾展；经常出入巴黎卢浮宫，研究他的杰作；甚至前往安格尔家乡蒙托邦的安格尔博物馆欣赏其作品。

到了1921年，毕加索在巴黎的展览中见到神秘的《静坐的墨瓦特雪夫人》第一眼便被她迷住。此后十年，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借鉴安格尔，并绘制了他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拿书的女子》，向安格尔致敬。

左： 毕加索，《拿书的女子》，1932年，诺顿西蒙博物馆藏；

右：安格尔，《静坐的墨瓦特雪夫人》，1856年，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对于沉浸在学术传统中的19世纪法国艺术家安格尔而言，美丽而富有的墨瓦特雪夫人代表了古典理想。 她穿着华服、佩戴珠宝，庄严地凝视着观众，她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奢华和时尚的化身。

毕加索比安格尔晚出生100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抽象艺术风格而闻名，但他的灵感却很清晰。《拿书的女子》的模特是毕加索年轻的情人玛丽-泰蕾兹·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她模仿了墨瓦特雪夫人独特的姿势。这幅画平衡了感性和克制，与安格尔中产阶级体面形象下潜藏的悸动共鸣。

墨瓦特雪夫人是一位富丽华贵的人物，安格尔以正式的风格为其绘制肖像，她的手指抵着太阳穴，与其说是支撑着头，不如说是在休憩。她的表情神秘莫测，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露出的白色胸部和肩膀，分割了她的脸和连衣裙。她的裙子由艳丽的花卉图案制成的，配以饰边、蝴蝶结、流苏和巨大的胸针，裸露的手臂突出其佩戴的各式宝石手镯——这是一种炫耀，从丝绸连衣裙到配饰，都是金钱的痕迹。此外，观众还从背景的镜子看到这位女士精致的蕾丝发饰。

安格尔，《静坐的墨瓦特雪夫人》（局部），1856年，英国国家美术馆藏

对毕加索而言，引入安格尔是一种习惯，但有趣的是他从安格尔作品中获取的内容。毕加索为这幅作品似乎酝酿了很长时间，他在1932年完成了《拿书的女子》，此时距他看到安格尔的画已有11年。但观众在《拿书的女子》中看到的不是一位受人尊敬、虔诚的已婚女士，而是他年轻的情人。

1928年的玛丽·特蕾莎·沃尔特

安格尔原作中潜在的撩人被金发女孩的冒失、自然流露的性感所取代。很快，观众的视线停留在黑色蕾丝衬垫出的迷人胸部。她慵懒的撑着头，一如安格尔原作中的姿势。但毕加索的作品却是一组大胆而鲜艳的色块，最难以置信的是扶手椅的猩红色和橙色，镜中朦胧的反射出一个神秘的轮廓。

毕加索的作品绝不是安格尔的翻版——它们虽然相差无几，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不同。然而，两幅肖像却有一个共同点，一幅来自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古罗马壁画，画中的阿卡迪亚（Arcadia）也是将手指放在太阳穴上，表情超然，赤裸的手臂上戴着精美的镯子。

赫库兰尼姆古城中的古罗马壁画

这个仅有两件作品的展览具有启发性，不仅探索了艺术家如何互相启发，并追溯了来自古代的启发。墙上的两句名言说明了这一点。“再伟大的人，谁没有模仿过？”安格尔问道。毕加索则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借鉴；他直接“偷”了。但如果这是盗窃，那也是战利品的嬗变。

不只安格尔，毕加索还从格列柯（El Greco）处“偷”得战利品。6月11日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Kunstmuseum Basel）将有一场展览关于毕加索与格列柯（1541-1614）的相遇，四十多对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借展与巴塞尔美术馆馆藏作品汇聚出一场引人入胜的对话。

左：毕加索,《Mme Canals (Benedetta Bianco)》，1905年，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藏；

右：归于阿隆索·桑切斯·科埃略（Alonso Sánchez Coello），《穿皮草的女人》，约1577-1579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博物馆藏

格列柯明了的绘画风格为他在当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然而，他去世后不久便被遗忘了。直到1900年左右，格列柯才再一次被关注。年轻的毕加索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毕加索，《自画像》（局部），1901年，巴黎毕加索美术馆藏；

??????右：格列柯，《老人肖像》，约1595-160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毕加索对这位希腊-西班牙画家的了解远比认为的要深入。格列柯对他的影响从早期的立体主义直至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作品。即便在生命的尽头，毕加索仍然在借鉴格列柯。这场展览不仅是杰出艺术家的对话，也为20世纪前卫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见解。

注：本文编译自英国国家美术馆网站、《伦敦标准晚报》展览评论“一场极小、却极具启发性的杰作展”（Melanie McDonagh/文），以及瑞士巴塞尔美术馆网站。英国国家美术馆“毕加索-安格尔：面对面”将持续至10月9日；瑞士巴塞尔美术馆“毕加索-格列柯”展期为6月11日-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