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京港青年人文学术研讨会

2021年7月10日、11日，由京港大学联盟支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如期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是“近世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共同召集，主会场设于香港和北京两地，以网络连线方式进行。近二十位与会学者分别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台湾“中研院”、牛津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就“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研究背景，以不同视角切入问题，发表了兼具跨学科与多元特征的最新学术成果。

7月10日上午，会议伊始，首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致辞。这次会议延续了去年的两地连线模式，而这种跨媒介交流也是该系列研讨会的主题在当下学术对话模式中的实践，她期望今后两地的学者能继续保持密切学术交流，并拓展这种学术交流的方式。随后，本次会议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分别致辞。崔文东指出，两地学者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异同可以成为对话的契机，人文学者关注问题的差异也存在可以交流的空间。陆胤表示，这样的对话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也有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动，今年的主题与去年不同的是将“近代”变更为“近世”，旨在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了更长时段。书籍史与阅读史既有新文化史的面向，也根植于中国传统。二位召集人都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期待更充分的学术交流和丰硕的研讨成果。

本次会议的第一场论坛的第一场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剑发表的《沈尹默〈寺字韵唱和诗〉的文献学视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沈尹默参与当时文人的“寺字韵唱和诗”活动，作有36首诗并汇集为《寺字韵唱和诗》，现留存有草稿本、誊稿本、油印本、传抄本等不同版本型态。讲者通过校勘对比发现，草稿本、誊稿本文本最可信赖，油印本次之，传抄本再次之。传抄本讹误虽多，但文本总体仍不失可信，由此可对传世文献的稳定性抱有信心。尽管近人同韵唱和，人事俱近，版本源流相对容易理清，而古代文本的面貌无疑要复杂许多，未可一概而论。但讲者也指出，在学术研究中，例举法所示常为特异的部分，却让文本的确定和稳定常常被无视，然而我们无法因少数的特异而否定总体的确定和稳定。况且，讨论这些特异部分的目的，往往在于更好地寻找确定和维持稳定。

接着，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带来报告《新材料和新学问：民初中日学人围绕章学诚及<章氏遗书>的互动》。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等书在晚清时就已经被读书人广泛阅读接受，但对其进行的专题研究却一直到1920年后才开始兴起。这其中固然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920年所撰《章实斋年谱》的先导作用，以及胡适1922年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的示范效果，但更关键的因素则是两种《章氏遗书》在1920、1922年的相继出版。讲者以详实的史料证据梳理了关于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撰写过程，以及胡适、青木正儿、内藤湖南、张尔田、刘承幹等关于《章学诚遗书》的互动，乃至《章氏遗书》出版后对章学诚研究的影响面向。尽管讲者认为这目前并未形成系统，但作为学术史背景的重构，当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初章学诚研究之兴起的学术积淀和“物质基础”。同时，讲者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即，阅读和接受的痕迹或无痕迹，如何重构、如何再现？

随后，中华书局副总编俞国林发表了报告《文献、文本暨文意之真伪、正讹与异同》。该主题源于讲者近期文献整理工作中一些提纲挈领的归纳，讲者首先指出，近代文献，不管文本传播类型，还是版本存世情况，大都比较复杂，尤其是重要学者的著作。具体而言，讲者分别从真伪、正讹和异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其中，在真伪方面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伪托与盗版。正讹则主要表现在文本和文意两个方面。文稿的问题存在于原稿、排版和引文等方面，文意的问题存在于作者本身的理解谬误和著作流传时后人的断句问题，并以整理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发现的问题及相关类似整理活动中的问题举例。讲者通过这些问题表明“纠他人之讹误，易；定作者之是非，难”。他总结道，此类研究中应底本选择得体，校记写得规范，标点符合文意，文本值得信赖。

10日下午，第二场论坛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学然主持。第一场报告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胡琦发表，题为《〈读史论略〉与近世中国的史学启蒙阅读》。杜诏《读史论略》是清代中期以降一种颇为流行的历史启蒙读物，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仍有传布。与通常“蒙求”类读物齐言韵语、方便记诵的体裁不同，《读史论略》渊源自文人史论，继承元代潘荣《通鉴总论》，乃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影响下的一种史学入门书。历史正统观念如何通过通俗读物渗入社会一般知识世界？文章家的技巧对史学知识之传承有何促进作用？“史论”写作中，历史逻辑与论辩逻辑如何相互调和？讲者对《读史论略》的文本结构、版本源流进行了初步考察，并以阅读史之视角，考察此书在嘉庆以后翻刻、传抄、接受的情况，并希望由此案例，窥探近世史学启蒙阅读之一斑。

随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温海波发表报告《多元识字：从明清杂字看民众认读能力培养》。杂字由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是明清社会习见的民众识字读物。利用杂字书的物质形态、认读记录、前言序跋，还原书籍的认读实践，进而勾画明清普通民众如何将文字吸收内化。讲者通过建立杂字的字料库，统计杂字的收字情况呈现文本蕴含的多元识字能力，并由此审视中国史研究中识字率的界定，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中国学界识字研究论辩的焦点做出有效回应。讲者认为，通过对杂字的书籍形式、阅读形态探讨，不仅呈现明清下层民众习得读写能力的方法与过程，还将在民众复数的识字认读能力，特别是功能性识字的数量和性质上得出基本参照。讲者还强调，在明清时代的基层社会，有必要认识到识字内部各种动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要考虑不同的地域性差别，还要兼顾识字内部的复杂多元层次。

第三场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剑主持。首场报告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韦胤宗的《书中书，画中画，房中房——明清世俗图像中的书物与男女》。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绘制的和借助雕版印刷方式印行的秘戏图（谱）大量出现，很多秘戏图中充斥着书籍、画卷、文房清供等物，描绘的是书斋的场景。其中大量书物与文房器具的形象显示了明清社会上有关书籍与文房用具的知识与图像在普罗大众中极为流行，并借助商业印刷的发展而实现。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纂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中即有“文房类”，元明之日用类书不断补充，同时又有画谱、通俗读物的插图等，刊印书物之图像，至晚明时期在通俗图文世界中形成蔚为大观的文房知识。这些日用类书、图谱、小说戏曲等通俗书籍，收集文人学者关于文房清供的描述与形象，将其简化、改写、整合、分类，并刊印出版，使得原先专属于文人的知识可以进入一般的城市平民家中。

随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助理教授陈婧发表报告《从私人阅读到公开出版：清代先唐诗总集出版初探》。据讲者统计，有清一代，共出版并流传了大约40多本先唐诗总集。讲者将以目前目力所见的十七部先唐诗总集为研究对象，以书籍的副文本材料为考察重点，由此管窥时人对同类书籍的阅读体验，进而考察这类书籍的出版历程。讲者按照成书时代将十七部总集分类总结，对序言进行文本细读，发掘编者对先唐诗的阅读体验，进而勾勒总结这类总集背后的出版历程。这类书籍的编撰往往基于清代已流传的前代总集，书籍的编成则多出于私人阅读及文学口味的偏好。与商业出版的诗歌总集不同，这类书籍的正式出版往往迟于其于文人群体中的流传，进一步说，或许清代文人私人阅读的偏好与文学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形塑了先唐诗这类诗歌在清代的流传及接受。

接着，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助理教授叶嘉带来报告《书刊互现：徐卓呆〈影戏学>知识考》。徐卓呆（1881—1958）的《影戏学》（1924）被载为中国本土产生的首部电影理论专著。讲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藉翻译研究原文—译文的对比细读，兼用期刊研究的多向查阅，透过书与刊的互现，初步讨论《影戏学》的知识资源、思想脉络及情感结构。讲者指出，译本《影戏学》系统性隐匿了原文《活动写真剧の创作と撮影法》以及原文取自英文、日文、法文电影理论和技术专著和期刊的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略去，是渗透在行文中，而前人尚未留意到。在对徐卓呆《影戏学》知识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徐的思想脉络和情感结构也总可在中文期刊觅得根源。透过正视成书为翻译的事实，可见知识酝酿、试验、累积、提炼、归化的结果。讲者认为，“书刊互见”的知识考古，有助于进一步发掘清末民初知识资源和知识生产。

翌日上午，本次研讨会的第四场论坛开始，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仁渊发表首场报告《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与宋元以来的“读书法”》。程端礼（1271-1345）所编著的《读书分年日程》为读者设计了一套从八岁之前到二十五岁的读书计划。作为第一套完整且一度经由官方力量传播的读书法，其重要性得到许多学者关注。从宋朝开始，在个人文集、书信，以及由学生收集的语录当中，可以发现愈来愈多对读书法的讨论，乃至到南宋晚期有《朱子读书法》的出版。而《朱子读书法》也成为《读书分年日程》所欲传承的对象。在宋元时期开始出现一种概念，认为读书自有方法，甚至可以有一套“读书法”指导人们如何阅读。该时期对读书法的讨论非常频繁、形成一套准则乃至于可照着执行的步骤，并且开始借着刻书来推广特定的方法，其中的一些方向也影响后世读者对读书的看法以及阅读的方式。讲者以此从阅读史出发解读《读书分年日程》与其宋代先声，讨论这套论述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后，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许明德发表《夷夏潜流与书籍流变——略论元代经籍的刊印问题》。讲者发现，蒙元时代的书籍出版与夷夏问题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特别是毁板、删节与更动违碍语的情况，似乎更少纳入讨论的范围。讲者以对话张佳的《元代的夷夏观念潜流》一文展开，他认为，张文提供了一系列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蒙元时代虽没有明确的诗文审查，但类似的删汰改写是否有透过“权力的毛细管”渗透到作者，乃至于负责出版的刊行者（如书院或书商）之上？能否依靠现存的典籍材料，重新认识元代在著述或版刻过程中隐含的“夷夏潜流”？最后，我们还必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所看到的书籍是否真的能精确地反映当时的族群意识？讲者希望建立一套系统的方法来思考上述的问题，并为这些方法提供一些案例，并希望可为未来元刊典籍的研究提供一些构想。

第五场论坛由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林毓凯主持。首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许晖林发表报告《虚构乐曲的刊刻：读〈老残游记〉中的〈海水天风之曲〉》。报告聚焦文本刊刻与诠释的互动现象，尝试由晚清小说家刘鹗的琴谱刊刻活动切入，理解刘鹗《老残游记》中的神秘乐曲《海水天风之曲》的政治意涵。小说中的《海水天风之曲》是一首尘世所无、只流传于山中的古调。这首曲子的合奏方式讲究不同乐器的差异音调间的配合，是一首合于儒家道德中“和而不同”境界的“合成之曲”。申子平聆听《海水天风之曲》的体验，被描述成一个神秘的而具超越性的听觉经验。这一神秘而超越的场景与小说中强烈的入世的政治关怀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如何理解这首《海水天风之曲》与刘鹗的政治关怀之间的关系，是讲者问题意识的缘起。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发表报告《沧桑巨变中的世家子弟——兼论祁景颐日记的史料价值》。祁景颐乃清末重臣祁寯藻之曾孙、工部尚书祁世长之孙，礼部、吏部尚书李鸿藻之外孙，军机章京段少沧之婿。其现存日记大约70万字，是了解其个人日常生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文人交游以及抗战初期天津地方史的一个新管道，其中包括他大量详细的生活细节。讲者以祁景颐的一天举例，从其日记中还原了他在同一天看戏、聚餐、洗浴、纳凉、赏菊等生活细节。她指出，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持续时间长、规模庞大，囊括了该时期的政情与人际网络、对北伐后政治变动的观察等丰富内容。这部日记的出版将会为晚清史、民国史、近代社会史以及戏曲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六场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主持。第一场报告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研究助理教授张赟发表，题为《“在许多中国奈挺格尔中间”：抗战时期的医护、性别和印刷文化》。抗日战争期间，女医护人员的抵抗是近代中国战时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然而，讲者将目光转向未被充分发掘的妇女自述的医疗照护的代表作品，如图像、妇女期刊写作和文学文本等，进而以更复杂、细致的面向理解妇女在战时医护工作中的作用。讲者认为，国民党党国宣传动员与利用女子的“救护能力”来补充男子的“杀戮能力”，动员女子用情感劳动使男子重返战场。但她们并不认同国家所提倡的温柔、顺从的僵化统一的医护形象，而是将自己塑造成反衬男性同行及伤兵的道德权威和精神楷模。她们重新书写了“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行为：女看护表现出的军人精神与士气，引导了脆弱的、男性气概受损的男战士。她们对国家和男性军事上级的批评和对伤兵的同情，表明她们远非“吃苦耐劳”的说教性叙述那样，只是顺从的情感劳动者。相反，她们是批评者、倡导者，以及代理的前线战士。

随后，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林毓凯发表报告《胡适的“和平主义”思想：一个阅读史的考察》。讲者发现，胡适在思考国际关系及国际伦理时有一个核心关怀，那就是：人类如何达成永续的国际和平？这个关怀不仅体现在他任驻美大使时所发表的关于国际局势的言论中，同时也展现在他求学时期的日记及其相关著作里。胡适对于“和平主义”兴趣与探索因此贯穿了他青年与中年时期的思想发展，是胡适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面向。讲者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胡适康乃尔大学时期的思想演变，透过爬梳《胡适日记》及胡适求学时期关于国际政治与伦理的相关著作及阅读经验，讲者考察了胡适在思考“和平主义”及其相关概念时所挪用的中西理论资源，从而显示出胡适在思考“世界和平”的内涵与实践方法所展现出的变动性、多元性与理想性。讲者认为，康奈尔时期的胡适对“和平主义”的看法虽然在大方向上认同“世界大同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却也偶尔展现出矛盾性与异质性。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场论坛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仁渊主持。首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发表《清季国文教育的书籍载体与教学现实》。作为与修身、算术、史地、格致等科并列的一门课程，新教育框架下的文学科目被赋予“国文”之名，强调近代国族意识与“科学的”教授法。讲者讨论的对象，正是清季国文教育创生过程中书籍媒介与教学现实的关系。讲者铺叙了教育现场中“国文”一科在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三方面的拓展，突出其与传统词章传习的相异点。继而指出文学教育的“古今之变”的背后，实隐含着一场从传统蒙书、经书、古文选本向近代教科书体式转换的书籍革命。但至少在清末时期，国文教科书体现的教学理想、课程规划跟学堂教育现实之间仍有一定距离。讲者表示其无意（也无力）呈现清末国文教科书应用于教学现场的方方面面，而是要在回顾百年来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趋势的基础上，估量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史料的有限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带来报告《启蒙少年的生意：商务印书馆“少年丛书”的制作、流通及影响》。讲者讨论了商务印书馆如何制作、推销“少年丛书”——清末民初最为畅销的传记系列，在启蒙少年的同时获得巨大利润。新学制的建立，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少年读者群体。商务印书馆因而借鉴明治日本少年读物的模式，结合本土资源出版“少年丛书”，含二十九种中外英雄传记。编者配合商务修身教科书的内容，在传记中将英雄塑造为少年的道德模范；编者同时参照并改造梁启超创立的评传模式，将“公德”论述通俗化，与儒家伦理相调和。其中，大量回忆录证明了“少年丛书”在清末民初持续受到少年读者欢迎，依靠新教育体系成功发挥了推广新道德典范的功能。

本届研讨会以圆桌讨论结尾，由崔文东主持。他总结了这次研讨会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两种书籍或文本：面向少年和普通读者的启蒙和通俗读物，它们在变动的长时段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历史知识、国文教育、伦理道德体系等，由此成为解读这些文献的重要切入点；另一种文本则是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文本，它们的切入方式则与前者不同，比如文献学角度、阅读史视角、社会史视野等。马忠文发言，阅读史是一个较新的概念，阅读史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有两个研究面向：一是从日记中了解作者的阅读史；二是日记的出版研究，特别是界定日记的出版与作者的意愿问题。程美宝谈到，“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这两个关键词很有启发，“形制”与“形态”的相互影响在具体问题中有不同体现。此外，如果扩大书的用途与意义，则会发现书的使用不仅仅限于阅读。张剑谈到，这次会议富有启发，阅读史和接受史是一种可以回归到人的研究，从书籍角度可以拓展到很多维度，如果从文化传播和近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报刊也可以纳入研究视野。李仁渊谈到，阅读的动作、读者和读物以及其不同时代、阅读的社会文化史意义可以成为阅读史研究的三个层次。此外，书页边缘的阅读笔记也是重要的阅读史研究点。叶嘉谈到，读者是否相信所读之书也是阅读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以报刊为例，它是否构成知识生产并如何引起读书人反思书籍知识与报刊信息之间关系，以及读书人背后是何种情感结构。同时，书籍的流通方式和空间也是值得关注的议题。陆胤总结道，相比去年的第一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而言，本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的集体有所扩大，并希冀下一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能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