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以典故的方式被编码成了规定的情感

【编者按】

《东京前传：德川幕府与江户城》一书所讲述的是东京成为现代日本首都之前的故事。在1868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被称为江户。江户城始建于1590年，德川家康在这里建立了德川幕府，由此开始了它的繁盛时期。作为日本贸易、经济和城市文明的中心，江户直到1868年才演变成东京，成为日本的现代首都。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五章《诗中之城》。

虽然远离京都，远离天皇，但是江户与镰仓相距并不算太远。镰仓是1194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所在地，也就是源氏家族统治的幕府宣布成立的地方。朝臣与统治者的第一次决裂就发生在富士山以东，也就是江户所在的地区。日本武士夺取统治权后，镰仓就将日本列岛与其他由天皇政府统治的汉文化圈划分开来。德川幕府在命名和礼仪规范上更多地遵循镰仓幕府的先例，而非遵循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室町幕府创立于京都，差不多已经被皇室同化了。德川并不打算进行室町幕府那样的改造，而是宣布自己为源氏家族的后代，推动江户朝着与镰仓相似的方向发展。

尽管幕府大权在握，又通过借用源氏之名积累了历史厚度，但德川氏知道，这些远远不够，仍然缺少某些东西。江户有权威，也有文化，但在诗歌中却没有存在感。日本大地上点缀着各种“名所”或“歌枕”，这些名胜古迹因和歌而闻名。和歌这种宫廷风格的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歌人几百年来的才华结晶，天皇（内裏）命专人定期汇编和歌佳作，以确保心口相传的妙句不会失传。有两本和歌诗集与我们此章要讲述的内容相关，因此必须加以介绍。第一部诗集早在公元905年由伟大的诗人纪贯之编写，名为《古今和歌集》。第二部诗集出现在三百年后，是1205年由藤原定家编纂的作品《新古今和歌集》。并非所有的和歌都具有地域性，但是这些选集中的诗歌不乏诗人借用地形来抒发情感的情况。诗人触景生情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或惊奇、悲伤，或兴高采烈、孤独寂寥，也有成功或是失意。诗人可能确实到访过激发诗歌创作灵感的地方，但有些“歌枕”却是随意选用的，例如，由于地名可能含有双关，因此就引用了该景点。比如，宇治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但是它的读音听起来又很像“悲伤”这个词，所以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地点，可以成为一首哀婉的和歌的“歌枕”，诗人完全可以想象自己身处此地，而是否真的去过并不重要。后期的诗人以前人的诗句为基础创作诗歌，加深了“歌枕”的柔软度。这种对早期作品的汲取和发扬光大被藤原定家总结为“本歌取”的理论，有时也英译为“allusive variation”（典故体）。景点以这样的方式被编码为规定的情感，如此一来，身临其境便不再是写作和歌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感到悲哀，可以在写作时通过想象自己仿佛置身于宇治，使自己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而把一首快乐的和歌背景设置在宇治这个地方简直是愚蠢无知。

所有体裁的日本诗歌都具有高度的季节性。在被称为“宫廷诗”的和歌中，地点和季节融合在编码中，在第一个基础诗句中进行合乎逻辑的组合。例如，一个生长着很多樱花树的地方代表着春天花朵盛开，因此也代表欢乐。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寓意快乐幸福的双关语名字，那么它就加倍适合作为“歌枕”。因此，在日本众多的樱花绚烂之地中，吉野山（Mount Yoshino）成为首屈一指的“歌枕”，因为yoshi的读音有“欢乐”的意思。同样，长有许多枫树的地方也表示秋天的落叶，因此与悲伤联系在一起，因为悲伤是秋天那几个月易发的情感。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个令人回味的名字，它就会成为具有相关情感的“歌枕”。龙田川（River Tatsuta）就是其中之一，因为Tatsu意味着世间万物中最尊贵的龙（ta意为稻田）。诸如此类的知识是江户时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无论是针对精英人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在教导这些知识，在孩子们的脑海中打上诗歌的烙印。有些风景他们将来可能会去实地参观，也可能不会去，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在未来自己创作诗歌的时候，用某个地点来寄托情感。

《古今和歌集》完全以宫廷为重点。诗集中几乎没有任何京都地区之外的“歌枕”，即使在镰仓幕府执政后收集的《新古今和歌集》中，在描述东部地区时也几乎没有什么“歌枕”可援引。东部地区能令人联想到的也就是其贫瘠的土地而已。在朝臣们的心目中，整个东部地区只有一个重要的地点，那就是武藏野（Musashino），这是对富士山以外地区的一个相当宽泛的指称。武藏多年来一直被作家用来表示野蛮而荒凉，是一个表达孤寂凄凉感的地方。武藏（musashi）的字面意思是“军事仓库”，而mu的读音有“一无所有”的意思，这一事实使得这个地方成为近乎恐怖的、与世隔绝的代名词。

藤原定家编撰的《新古今和歌集》中就出现了这样一首和歌，是由左大臣（资料显示为太政大臣）九条良经创作的。作为朝臣，他从来没有去过武藏，也从来没有要去的想法。他与身边发生的政坛变革格格不入，便借用前辈歌人创立的相关“歌枕”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个歌枕唤起了歌人对广阔无垠的荒草地的想象——一望无际的草原也就意味着秋天，这个季节正是野草长到最高的时候，最适合抒发凄凉的情感。秋天也常有月亮相伴，因此九条良经写道：

行至尽头天茫茫，

武藏野草原见月影。

京都群山环抱，所以宅在家中的朝臣们没有哪个看见过月亮从草丛中升起。对他们来说，这个想法太出格了。在武藏野，夜幕降临在空旷而人迹罕至的原野上，这使文明的人陷入极度恐慌的情绪中。

另一部伟大的诗集是《古今和歌续集》，编撰于1265年，并收录有九条良经的继任者——左大臣源通亲的一首和歌。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武藏野是月亮的藏身处，

四处不见山峰。

蒲苇草的末梢，

似乎覆盖着白云。

平坦的草原一望无际，月亮不是从山上升起或落下，这里最高的是草，蒲苇草顶端的花穗宛如白云朵朵。

严格意义上说，镰仓不在武藏，但距离很近。因此，用诗意的话来讲，在朝廷的眼中，幕府将军脱离了文明教养的轨道。确实，幕府统治的地区实际上体现了文化的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特征很适合镰仓幕府的武士们，因为他们的政体是远离朝廷规范的，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但那都是历史了，在德川时代，这个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因为江户实际上就位于武藏。

有关“歌枕”的绘画很常见，通常出现在成双的折叠屏风中，这种屏风属于最高级别。在创作武藏的绘画时，必须表现出一种空旷虚无感，除了野草、月亮和天空，天地一片苍茫。这幅图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意境。但是，在1603年以后，这并不利于表现仁德而开化的幕府在江户的统治。因此，幕府采取了措施对此进行补救。当然，不可能改写几个世纪以来的著名作家对武藏的描述。但是，实际上，这一地区还有一个公认的富有诗意的地方。它自古以来就在那里傲世独立，虽然宫廷并没有注意到它，或者至少没有将它与武藏野联想在一起。德川幕府对这个地方大做文章。没错，这就是富士山。它不在武藏，而是在邻近的骏河国，但是富士山在整个平原上清晰可见。

《武藏野秋夜满月》（局部），佚名作，17世纪初，六曲一双屏风，镀金纸本设色，贴金银箔，尺寸各170.2厘米×346.7厘米。有史以来，原始荒蛮的武藏野绝世独立，然而，从1590年起，成了德川幕府的家园。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位佚名艺术家，抑或是艺术家的赞助人，对武藏野的概念重新进行了构想。这个方案既要符合诗歌的标准，又要以更积极的方式呈现德川统辖的土地。由于屏风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因此利用右围屏风，即观看顺序的首位，来进行标准解释是一件容易的事。右围画的是月亮从草丛中升起，而左围画的是悬停在上空的富士山。这种组合本来是不合理的，因为所有关于武藏的文集都没有提到过在平原上能看到富士山。但是富士山本身就是一个“歌枕”，而组合式的“歌枕”也并无不妥。因此，画面的视觉效果很和谐，圆与三角形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平衡。富士山的吉祥抵消了武藏野的阴郁。

《武藏野、富士山和月亮》（局部），佚名作，1760年，六曲一双屏风，纸本金底设色，尺寸各170厘米×370厘米。这一对屏风画遵循旧例，把武藏描绘为一片荒野，但是画面中添加上富士山后，赋予了该地吉祥之意。原本银色的颜料已氧化成黑色。

还可以通过第二条途径来填补武藏在诗歌中的空白，并且改变后来成为江户的这一地区的形象，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吉祥幸福的“歌枕”。除了宫廷和歌集之外，“歌枕”也是较长的“歌物语”（uta-monogatari）中常用的修辞；其中的“歌”与“和歌”是同义词，而物语的意思则是“故事”。学习“歌物语”与学习诗词一样，都是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古老的便是《伊势物语》，其创作年代大约可追溯到公元900年。《伊势物语》是由多个短篇组成的合集，其中最长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出身宫廷，他没有具体名字，仅被称为“某男”，在几个亲密朋友的陪伴下离开京都，在乡野间游荡。后来相传，主人公指的就是伟大的诗人、风流美男子在原业平（820年—880年）。《伊势物语》中明确表示，那人离开京都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了此地。很少有古典作品以这种方式谴责京都，更不用说描述一个朝臣主动逃离这个地方。在《伊势物语》中，男子和他的同伴们朝着东方行进，所以这篇很关键的故事名为“东下”。

根据故事的讲述，这些人经过了四个地方，尽管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具体的描述，但这些地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在每一处地方，这群人都创作了一首动人的叙事诗。他们旅途的第一站是现代城市名古屋所在的三河国。在这里，他们坐在一座摇摇欲坠的乡下小桥旁边，准备吃午餐。这个地方被称为“八桥”（八块板铺成的桥），但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人看到溪流中的鸢尾花，决定集体创作一首吟咏旅行心情的诗歌，并将它与初夏的鲜花关联在一起，因为这次“东下”的旅行肯定是开始于初夏季节。这首诗是如此的伤感，以至于他们忍不住流下了咸涩的眼泪，泪珠落进了米饭中。接下来，他们来到了骏河国，现实中大约需要步行一个星期的路程。他们沿着文中所称的“长满常春藤的狭道”进入了深山地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迎面走来的僧人，并且认出这人是个旧识，于是写了一封信，请他捎给京都的爱人，因为他们下定决心永不回返。一行人继续向高处进发，看到了第三个地点，富士山。此前他们都听说过富士山，但从未亲眼看见过。这位男子吟咏了一首和歌，赞美富士山高大巍峨、形态优美，尽管是夏季，山顶依然白雪皑皑。他们从山的另一边下山，进入了武藏野。他们来到一条大河边，诗文中称之为隅田川。

这次“东下”，除了字面意思，也有其独特意义，使得后来发展成为江户的地方登上了古典文学的大雅之堂。这些人穿过的不仅仅是笼统的武藏野，而是走过富士山，并一路来到隅田川。隅田川就是江户人民言称的，流经他们城市的“大河”。

因此，这次“东下”在德川幕府创建后被多次援引，这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认证，是对武藏野假定的虚无荒凉的最终否定。这种合法化是出自一部古典作品，出自最古老的传统著作之一，而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新近作为，这一事实大大加强了江户的合法地位。《伊势物语》流传至今，广为传诵，但只有在江户时代，它才被视作至高无上的文学经典。

我们今天所说的“日本古典文学”——包括和歌选集以及歌物语——几百年来为宫廷成员所传诵。圈子以外的人无法读到这些作品。这些文本不允许广泛传播，而且，如果没有评注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但评注都是秘而不宣的。镰仓幕府的将军们可能没有接触过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但是，在1608年，江户幕府成立五年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古典文学作品得以出版。宫廷拥有的著作所有权以前可能就已经流传出去，但是此时印刷书籍完全打破了这种垄断。在所有可能出版的著作中，《伊势物语》成为首批入围的作品。

《东京前传：德川幕府与江户城》，[英]泰门·斯科里奇著，吕长清、马宏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