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顾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7月版，428页，188.00元
假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算起的话，中国当代摄影已历经四十年时光的冲刷。四十年的光圈与快门中的中国景观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珍贵的视觉记忆，更重要的是成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视觉光谱，上面刻录了这一历程中的几乎所有形象、光影，折射出各种真实、复杂的动机、意图、观念和生存行为等时代光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当代摄影史无疑也是“图史互证”的重要场域，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有点可惜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与图像关系研究中，当代摄影的“图像即史”仍未在史学界引起足够重视，当代摄影图像中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真实的历史信息还很少成为当代史专题研究的图像史料与问题意识来源。历史学的猫头鹰尚未在当代摄影的图像景观中起飞。
从这个意义上阅读顾铮的新著《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便有了远超出摄影研究的学术意义，这是从我个人的研究角度来看更愿意强调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这幅“中国当代摄影景观”同时更是中国当代历史景观，透过那个时代的光圈令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四十年来曾经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关注在前进中的各种暗涌险滩。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之中，在今天重新观看中国当代摄影的景观，无疑也是让我们重新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关系之中。
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研究文章的结集，分上编“现象”与下编“个案”两大部分，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对中国当代摄影进行回顾与梳理，点面结合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当代摄影的“景观”文本。该书出版前，我读完电子书稿后为其写的推荐语是：“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摄影的前世今生录，也是摄影中的当代中国的精神切片。‘现象’是风势、是浪潮，是一个时代的光影记录，作者给读者提供的是测风观浪的瞄准器与检测仪。‘个案’是在个体心灵感受与镜头朝向之间的文本细读，是对摄影家如何融入历史的精准记录和评述。顾铮不仅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史学家、文化学者，而且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摄影‘现象’中的弄潮者、‘个案’中的同道人，这本书是引领读者进入这片领域的绝好导引。”拿到样书后再重新阅读，深感应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当代摄影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视觉光影与心灵史的记录，也更加感到中国当代摄影史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重要成果。同时引起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一当代摄影谱系的延续与发展的可能前景也将是历史向何处去的重要视觉文化证据。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潮来风生水起，潮退泥淖难行，中国当代摄影的光影明灭之中映照的是历史的激流与暗涌。
在这部“摄影景观”论著中，虽然作者没有专门围绕摄影与当代史及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在他始终强调的当代摄影的“问题意识”中，这其实是一个融汇在“现象”与“个案”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他在第一章“重新启动——关于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中指出：“1980年代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从本质上看，就是一个摄影家争取自主观看的权利、争取新的观看的可能性的历史过程。而1980年代的摄影群体现象，既是争取自主观看的权利的集体努力，也是基于对之前的恐惧记忆而采取的一种可说是本能的反应。……尽管当时仍存在政治风向上的反复，但追求观看与表现的自由的冲动一旦被诱发而且这种实践开始启动，那么其进程就无法逆转。……我认为不应该把1980年代摄影简单限定在摄影中加以认识，而是要放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加以审视，考虑到政治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可能性。是人民（包括了摄影家们）自己敏锐地发现了机会，然后主动展开了具有主体性的实践。”（33-34页）意思非常明确，中国当代摄影的起步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紧密相连。以“主体性的实践”来表述“重新启动”——指的是接续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摄影人追求摄影的现代转型的努力——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至于这种追求自由观看与表现的“主体性的实践”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关于过去历史的描述。事实上，当他说必须把摄影放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加以审视、要考虑到政治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他是非常清醒的。因此，当他论述八十年代摄影的“陕西群体”的时候，既看到他们的整体摄影追求的是一种沉重的国家民族的责任感（37页），同时他在内心也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幻想落空以及他们所批判的那种图像至今仍在不断生产出来。当他把目光转向上海“北河盟”摄影群体的时候，所关注的是从阶层与代际的差异中产生的个人摄影与国家意志关系的差异性，他在内心指向的研究论题实际上就是当摄影者在寻找自身的摄影理想的同时，其个人身份与国家体制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只要对此期的身份关系有过体验或有过研究，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也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精神文化的生产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论题。
在这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当代史研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中，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视角所带来的一个共同焦点是人的解放及主体性实践的问题。这是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我们深有体会的，中国当代摄影的重新启动也正是这个共同焦点的视觉呈现。因此在对街头生活的抓拍中，摄影者的主体性实践是建立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私营经济活动被赋予合法性的基础上，这时的街头成了展示逐渐被唤醒的人性的重要舞台和公共空间，街头生活鼓励人们相互关注并促使身份认同的形成。摄影家以街头这个展示人的个性的舞台作为自己的素材，主要以抓拍的手法来观察时尚的变化，街头抓拍摄影成了一种与市民意识互动的媒介，通过摄录活泼的街头世俗生活而淡化了以往摄影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参阅37-40页）也就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不少街头抓拍摄影者，如广州的张海儿、安哥，上海的王耀东、尤泽宏、顾铮，天津的莫毅，北京朱宪民、王文澜等。接下来他以王文澜、莫毅作为街头抓拍实践的两个极端展开讨论，前者关注的是世俗市井中的“情趣”，“所感兴趣的则是随着开放而涌入的新生活元素（更多的是西方元素）与旧方式生活所形成的对比”。后者的街头摄影却是无情节、无情趣与无温情的，摄影成为一种挑衅现实与挑战摄影美学的手段。（42页）这两个极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文化生产者的两种心灵轨迹和社会接受空间的变化。顺带要说的是，近日刚好看到一则关于王文澜的《观澜——一位摄影记者眼中的改革开放》画册的报道，该画册的题目和摄影家的自述都强烈地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与摄影的关系。
在关于“中国当代摄影中的身体”的论述中，身体在摄影中的出场无疑更是以改革开放所导致的身体与社会关系观念的变化为前导：“过去四十年，当代中国的急剧变动，其变化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通过身体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出来。在今天，除了国家权力之外，其他力量（消费主义、全球化等）也介入对于身体的规训与形塑。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在相互激荡之中逐渐深化，变得复杂而纠结。……这种身体呈现，不仅揭示而且定义并且重构了我们有关身体的概念，进而改变了我们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观念，也令身体与社会、身体与影像的关系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新调整。”（121页）比起街头抓拍中的众生欢乐与哀愁，身体在视觉传播中的出场更具有观念冲击的意义，甚至在今天重看杨福东的《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年）又会有新的感悟，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客观地审视和评价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该书第九章谈的是“当代艺术与摄影中的新闻‘再处理’”，其中张大力的《第二历史》是当代摄影景观中与历史图像学研究有直接关系的系列作品。顾铮对其的表述非常概括和准确：“张大力持续多年的《第二历史》系列（2003年起）是对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官方宣传照片的‘破案’。张大力或从图书馆翻阅过期的画报、杂志与报纸，从不同时期的报刊中发现同一张照片（往往是‘新闻’或宣传照片）的不同刊载形态，或是找到本来已经存入档案但后来因为年久而被处理掉的原始照片，进而查考其繁杂的加工、使用与传播过程，给出一张特定照片在加工使用过程中的链条式展现。在这个工作中，张大力尽可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图像‘组装’过程，寻找、比对一些历史照片的不同流通版本，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照片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政治要求与现实环境而具有的不同使用方式。”（208页）他继而指出，
张大力的影像实践活动是对历史影像所做的一种“祛魅”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史的一种态度与立场。“张大力的图像排查工作，暴露了出于各种目的对图像的放肆篡改，以此揭发图像生产与流通的机制、惯习以及思想操控的意图，清晰地呈现了‘新闻’生产中复杂的力量关系。”（210-211页）从新闻图像的生产与传播角度切入摄影图像的篡改问题，这当然是最基本的路径。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路径来看，篡改历史图像既是图像史料学的重要研究论题，同时也是研究被伪造的历史叙事如何成为形塑现实的邪恶力量的重要议题。张大力自己也说过，那些被篡改、被人们所熟悉的历史照片本身就是“第二历史”,是“我们的历史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Zhang Dali,A Second History,2006,p.11）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无论是弗朗西斯·哈斯克尔的《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1993）还是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2001），虽然都谈到了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以及政治家如何利用图像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把篡改历史图像作为重要议题来论述。这或许也能说明问题意识的产生与研究者语境有着紧密联系。
对于中国当代摄影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顾铮也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很有紧迫感。他在“序”中指出，“如果我们要梳理已经成为当代史的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当事人以各种方式来回忆与反思。摄影的历史研究需要更多的当事者的回忆材料以及各种史料的发掘，而且，即使现在开始，在我觉得也已经稍有迟缓之感了”。（第8页）从该书的体裁来说，只是他以往发表的文章结集，叙事中心是“摄影景观”而不是摄影的“史观”。但是在他的心目中肯定存有历史叙事的维度，因此在这篇序言中他力图弥补由于写作时间的关系而导致的种种不足，对于上编的宏观“现象”加入了许多新的论述。其中他特别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论题：“在‘现象’部分，我一直觉得至少应该可以再设一章来讨论摄影作为艺术形式的追求问题。”（18页）这个论题本身是摄影研究的重要面向，关注的是摄影如何从一种记录手段发展为一种更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及审美追求，所列举的几位摄影家的创作方式与作品面貌也的确呈现出艺术摄影的高度及其对摄影家所具有挑战性与刺激性。（18页）但即便是在这个以摄影为本体问题的研究论题中，我认为仍然可以看到与历史研究相关的新图像史料观及激发问题意识的灵感。例如他谈到王宁德的《无名》系列（2016），以在中国各地拍摄的城管用以覆盖遍地出现的小广告的涂抹笔触的块面作为他的创作素材，然后如何通过电脑软件与某些新闻摄影图像的匹配而重新创作，产生一种既有某种叙事、又有某种抽象构成的画面。在这里如果转换一个研究视角，我们会看到那些铺天盖地的小广告与它们所在城镇街道构成一种极其真实的经济关系，本身就是转型期底层社会经济的视觉文献；而各地城管们不辞辛劳地反复涂抹、覆盖这些小广告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经济关系中的权力行为，是对逸出监管、审核与经济关系之外的信息发布的遮蔽与惩治，那些涂抹的油漆色块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与权力关系的视觉证据。恐怕这样的微观文献、行为和视觉证据尚未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史研究者的法眼，其实这就是一种新型的图像史料，其中隐含有某种亟待受重视的问题意识。在作者关于雷锋孤独地做好事“这样的描绘更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情理与情景”的分析之外，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在小广告的经济学研究之外同样还有伦理学与美学的研究意义，而这三个领域恰好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场域。又比如他谈到雷磊的拼贴作品《进行中》系列（2017），其图像素材来自1976年之前的《人民画报》，指出这些历史图像本来存在于某个具体、特定的语境中，有具体明确的意义和特定目的，经过他的重新组合而产生了新的图像体系，“打开了思考、审视图像的生产与意义的新地平线”。（21页）如果从历史图像学研究如何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思考来看，这是图像生产中的过去时态与未来时态的嫁接，是意识形态宣传史研究中的图像学个案：意识形态宣传图像的视觉延续与在历史错位中产生的颠覆性解读。
既然谈到“现象”编中有待补充的论题，顺带想到的是当代摄影的传播问题，这无疑也是当代摄影景观中的重要一景。在第一章有专门一节谈“多元的摄影媒介生态”，介绍了1980年代的摄影刊物，如在主流官方摄影杂志之外在全国各地出现的非主流摄影刊物，“虽然这些杂志的取向与身份复杂不一，但至少从多元这一点来看，表明当时地方上的活力以及发表作品的空间的多样化”。（47页）但是作者的着眼点还是在摄影刊物本身，没有具体涉及这些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各种景观。但是我知道传播问题在顾铮的摄影经历和目前的研究中占有的分量，他完全了解在摄影刊物、展览等传播行为中出现的筹备、审查等各种力量的博弈。我相信在顾铮接下来的中国当代摄影研究中，传播问题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面向。
写到这里，自然想到我的这个读书札记专栏“一周书记”今天是第七百篇了。2008年7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式发行第一期，2017年1月1日《东方早报》停刊，作为周日副刊的《上海书评》转入“澎湃”成为网络媒体。十四年来的“一周书记”每周一篇，从未中断。整整七百篇读书札记，近三百万字，介绍或谈及的书籍约有两千四百多种，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幸运。首先要感谢行远和尔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买书、搬书、读书和讨论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同时更要深深感谢陆灏兄的约稿、鼓励和宽容，感谢十四年来各位编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其中黄晓峰兄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相互间的讨论更是让我获益无穷。
《在小洲村》，2022年6月
另外，收到老朋友顾铮教授专门发来的这段文字，真是太令人开心了：“和李公明教授的交往没法不围绕书展开，但我们并不谈书。对我来说，看他谈书我就很享受了。七百期的‘一周书记’，得有多大的奉献精神才能够坚持下来！日语的‘年中无休’，他是真正做到了。我和李教授围绕书展开的交往充满了身体性。在昆明，我和他有过在二手书店抢书的‘肢体冲突’，最后我输了。在上海，我有过如何防止他觊觎（他的觊觎总是那么露骨，毫不掩饰）我的书的努力，取得部分胜利。在广州，我一直没有如愿踏入他的书房一窥究竟，这是完败。在这样的围绕书展开的身体和心理的攻防中，我等来了‘一周书记’七百期，谢谢李公明‘书记’的每周喂投！”他说的在昆明抢书一事，那是2009年在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第十六届大会”期间，我们一起去大观路的少数民族书店淘书，他先翻到一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74年），有没有“肢体冲突”我就不记得了，总之后来是他慷慨地把书让给了我。谈到摄影，多年来见面的时候我时常看到他突然就从兜里掏出他的索尼黑卡东拍西拍，最好玩的是2010年我在台北与也是来台做访学研究的顾铮相遇，我们在街头竞相抢拍，分手时戏言要联手做一个名曰“对台戏”的摄影展。第二年这个展览就在上海举办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怀念那段快乐时光！
《你是谁》，李公明 作，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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