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论语》是我们接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但是要想真正将《论语》读懂、读透，并将其中的智慧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和思考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近日出版的一本新书《乐以忘忧——薛仁明读〈论语〉》，或许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读懂这本经典。
这本书由中国台湾知名文化学者薛仁明所著，语言简练而通俗易懂，写出了《论语》的光明和喜气，让读者能够“活出心中无事，活到乐以忘忧”。即便是没有传统文化基础的读者，也可以像读小说一样读得津津有味。
薛仁明与读者交流
9月4日晚，作者薛仁明带着这本新书来到上海七宝老街与读者见面，以拉家常的方式谈谈《论语》中的人和事。尽管台风即将来袭，但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不时传来一阵阵掌声和笑声。现场的很多读者都身着传统服饰，薛仁明亲切地称他们为“同学”——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也是薛仁明的学生。在这场活动之前，薛仁明已经在上海连续讲了三天的课，从《论语》讲到《史记》，又讲到了中国戏曲，为上海的听众奉上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宴。
不过，这三天仅仅是薛仁明多年讲学的一个缩影。作为一名行者，薛仁明连续十年在两岸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也因讲课地域辽阔，行程所及，一脚一步，丈量了中华大地的厚实与温润，听者不计其数，年龄分布不均，故事每天发生。这一次，薛仁明除了在课堂上分享日常所见所闻外，也以公开的方式讲讲他这十年当老师的故事，说说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现实中的人和事。
《乐以忘忧——薛仁明读〈论语〉》书封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渐渐失去感情
薛仁明谈到，2010年，他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2013年开始在台北书院讲课，当时来上课的很多人都是大学教授。对于过去一直给中学生授课的薛仁明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同时，与如今他在大陆讲学的情况不同，来台北书院上课的大学教授的年龄也很大。据薛仁明说，2013年他给台北的同学上课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55岁；而2014年他在大陆上课时，课堂上的平均年龄约35岁。二者之间竟有20年的差距。
更大的差别在于学历。薛仁明回忆道，台北同学的平均学历特别高，三分之一以上是博士，其中台大毕业的占了一半，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俱乐部”；而2014年他在北京讲课时，学生有研究生毕业的，也有本科生，高中甚至小学学历的都有。薛仁明笑称，相比学霸，他更喜欢给学渣上课，因为学渣听课后进步更明显，他更有成就感。
到了2017年，他在台北书院的课堂上的学生平均年龄，从55岁到了59岁。“意思是他们都没有抛弃我，但基本上也没有新的人来。”薛仁明笑着说，继而谈起了内心的复杂感受，“面对这么一群我陪着他们老去的台北人群，心里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是他们对我不离不弃，还是我对他们不离不弃。”
这些渐渐老去的台北学生，几年来一直坚持来到他的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听课、做笔记，下课后还会跟他讨论问题。在薛仁明看来，台北书院的这群“40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这些年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脉络的一个缩影。“在1949年之后，两岸的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之下，曾经有那么几代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那样的情感，所以他们到了明明都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还是会来认认真真地听你讲《史记》，认认真真地听你在思想《论语》。”他说，台湾这十几二十年来，所有传统文化课的受众都是这一代人，但他们也在渐渐老去，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少。
与之相对的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感情。“台湾40岁以下的年轻人，总而言之就是没感觉，”薛仁明叹息道，“说实话我还巴不得他讨厌，反感的话我还有机会；当他不反对也不喜欢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戏了。”
“所以我在台北上课这几年，上到后来其实觉得特别没劲，但我还是必须要上，因为我对他们特别珍惜。但按理说是应该是学生看着老师老去的，哪有老师看着学生老去，这个太奇怪了。”薛仁明说，“而且现在台湾讲传统文化的一般都是七十几岁的。就像我当初在台湾发表关于孔子的文章之后，我在外头做了几场公开讲座，结果有好几个读者说看到我本人吓一跳，说觉得写这些文章的应该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头，但看到我本人才40来岁，这个差距太大了。”
“台湾真的在讲祖国文化的这些老师，现在大部分就是我的老师他们那个年纪，比他们小一辈的人没人再讲了，我是一个怪物。”对于台湾文化现状，薛仁明无奈地打趣道。
薛仁明签售中
大陆到了回望传统文化的时代
与台湾的情况不同的是，薛仁明在大陆开课后，感到大陆听众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我在大陆讲孔子，讲戏曲，哇，底下听课的人眼睛会放光，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世一样。”因此，薛仁明这些年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大陆的讲学上。
2016年9月起，薛仁明开始在上海开课，到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课堂突然变得非常火爆。“本来我在上海的课周一到周五都是上平日的，结果后来我平日课上的那些女同学也强烈要求让我周末开个班，让她们家先生，她们家的这些姑爷，也能来上课。”所以从2019年1月开始，薛仁明的上海课堂就变成了平日5天周末2天，一直上到现在。
对于上海课堂的火爆，薛仁明一开始也感到很困惑。不明白自己所讲的这么一套“土气”的东西，怎么会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如此受欢迎。后来他渐渐发现，他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确实帮助到了学生，对于解决家庭矛盾、事业困境各种方面，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东西，是真的管用。”他感叹道。
薛仁明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人们面对各种新鲜事物的冲击，往往会感到迷茫。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让人重新看清自己脚下的土地，自己生活所在的位置，所以将其运用到生活中便会有所成效。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
而这与中国大陆这些年的总体文化走向也有关。薛仁明认为，与台湾一直在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中国大陆从十八大之后，急速地往中国传统的方向转。“这十年来，光是我们自己传统回望的能力和力道，百年来是空前的。”他说。
而上海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使命。薛仁明认为，上海作为1842年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对外的城市，当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往外头看的时候，这座城市会拼命地走，甚至头也不回。“但是十八大后，当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之前那么单一的要向西方学习，要向外看，而是我们开始有能力平视西方时，我们不仅要跟人家学习，我们还得从自己的文化里主动学习。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它就有那个能力，在最短的时间里调整它的态度。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转变过程中，上海这座城市天然就有这么一个视角，它自然就会有这么一个调整。它在往外看的时候拼命往外看，它该回望的时候，它回望得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好。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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