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天津》：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全新视角

试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具国际色彩的城市是哪一个？是英人割占的香港，还是中国近代化的摇篮上海；是帝都北京，还是对外开放时间最为久远的广州？诚然，这些城市都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枢纽地带。然而，在世纪之交这一节点时刻，全球化以及殖民现代性却以最为复杂且又充满戏剧性的方式，在北方第一大港天津展开。义和团拳民在1900年春对天津租界的包围，为帝国主义列强武力侵占天津提供了借口。自1900年七月末至1902年八月中，来自英、美、法、俄、德、日、意、奥等国的军事首领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又称“天津都统衙门”，The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统治天津长达两年零一个月。同样是在这短短25个月的时光中，先前已在天津获得租界的英、法、日、德四国对其在天津的领土进行了扩张，而俄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奥匈帝国也通过不同的政治外交手段在天津获取了各自的租界。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与中国这一最为古老的帝制国家在天津发生了碰撞与融合。

《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书封

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Pierre Singaravélou）于2017年出版的《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Tianjin Cosmopolis: 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中译本于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郭可）聚焦于1900年至1902年间都统衙门治下的天津，为殖民主义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辛加拉维鲁现就职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以及巴黎一大，早在出版《万国天津》之前，就已撰写、编辑有关全球史以及帝国史的著作多部。世纪之交的天津成为了作者研究旨趣的一个缩影，涵盖了作者多年来所关注的主题。《万国天津》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是有关于“全球化”以及“近代化”等概念的批判性思考。辛加拉维鲁建基于天津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与大量英法外交档案、辅之一系列时人回忆录、报刊与日记，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作者强调全球化以及近代化进程中破坏性与变革性的共存。就世纪之交的天津而言，它先是由于义和团运动被西方联军势力占领，城市本身遭受巨大的破坏，而城内的民众也生灵涂炭，但与此同时，这两年多的时间也见证了天津在城市景观重塑以及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与进展。在作者看来，全球化的进程绝非一股西方势力强加于另一国家与民族，而是中方与西方甚至西方势力本身、多种力量杂糅纠葛的结果。

《万国天津》延承了西方史学界近年来对于中国殖民史的关注。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帝国史研究呈现相互分离的趋势，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毕可思（Robert Bickers）、何伟亚（James Hevia）以及刘禾（Lydia Liu）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为中国殖民史的研究重新注入了活力。《万国天津》不仅承续了这一史学史趋势，并且填补了一些历史研究的空白，对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做出了重要的修正与超越。尽管西方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对于这一时期联军对于天津的军事殖民统治则鲜有著述。另外，如果说先行研究对于帝国全球化（imperial globalization）的论述多从宏观角度展开，《万国天津》则独辟蹊径，从一个城市的地方史角度来捕捉帝国全球化的影响及其在地域上的具体性。最后，作者指出，先前关于中国殖民史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大英帝国的在华运作及活动，而《万国天津》对于天津临时政府的研究则达到了“去大英帝国中心化”的目的。

《万国天津》共有八个章节构成。前两章讲述了天津如何因镇压义和团运动而被联军所攻占，以及临时政府殖民统治的建立。第三章至第五章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天津临时政府的一系列城市管理举措。第六章与第七章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财产所有权（盐坨）以及设立租界等问题，所产生的冲突、矛盾与妥协。终章“留下痕迹的政府”在梳理了天津临时政府将城市主权归还于中方的同时，也剖析了这一国际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出于行文流畅以及读者阅读便捷的考虑，本文不会按章节顺序对其逐一详细论述，而是遴选出三个核心主题，围绕这些主题探讨书中的一些具体内容。

天津临时政府治下城市管理与空间重塑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并非发轫于临时政府的统治时期。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津作为洋务运动重镇，就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列。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后，英、美、法租界的设立也为该城市带来很多近代化元素。然而，设立于1900年中的临时政府却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对于天津城市的外貌景观，以及城市的管理机制进行了由内而外的改变。

天津临时政府最初的设立是因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天津地方官员逃之夭夭，导致城市管理出现了真空地带。都统衙门的设立一来是为了防止拳民进一步的起事与暴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要为经历战火洗礼的城市重新恢复秩序。这一点从临时政府的组织结构，便可见一斑。临时政府的首脑机构是一个军事委员会，而其下属则有几个行政执行部门：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处。正如作者在第三章“在混乱中恢复秩序”所描述的，天津临时政府成立了现代司法体系、建立警务制度，在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持的同时，也对各类人群形成有效的规训。这其中，警察力量尤其值得一提，都统衙门的警署人员由外国警察和华人警察组成，其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扫清义和团在天津的残余势力，但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其职能延展到交通、卫生以及公共治安等方面。这使得临时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强。

1901年，天津，被美国第六骑兵团逮捕的义和团运动成员

除却这些管制举措以外，临时政府对于天津城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推动则体现在城市外貌景观的改变之上。这也恰恰是作者在第四章“领土管理”所关注的问题。临时政府对于城市空间的改善既有拆除破坏，又有兴建重塑。出于卫生（通风）和安全的考量，临时政府治下的工程部先是拆除了存在天津数百年的城墙，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宽阔的柏油马路。除了城墙，天津外沿的一系列炮台也遭到了拆除。但比起拆除工程，临时政府在国外领事以及各界商人的协助下所开启的修建工程更加可圈可点。这一时期的都统衙门兴建公共交通（如建立电车轨道）、完善电报系统、兴修水利、建造桥梁、并且将海河工程局进一步制度化，这为后世天津水利建设工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万国天津》的第五章关注都统衙门治下的卫生问题。在作者看来这实则开启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卫生革命”。世纪之交时期临时政府的卫生政策可谓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上至建立传染病中心、防控鼠疫与霍乱等流行传染病，下至修建地下排水系统、建立公共厕所、监管私人卫生行为。如果说，就卫生领域而言，临时政府管控的触角兼及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极为深刻地塑造了天津城市的内部肌理。

对于中方能动性的认可

《万国天津》论述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作者很有意识地强调中方能动性。换言之，作者认为，临时政府治下的一系列城市改革与城市现代化的举措并非单一地来自于西方（包括日本与俄国）联军的意愿。恰恰相反，这些改革政策与措施与天津地方社会和当地民众形成了尖锐的碰撞和有机的交融。

首先，天津当地民众对联军对于天津城的占领、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其统治下的一系列政策都并非全盘接受。《万国天津》的多个章节都提及地方各界人士对于临时政府统治以及城市改革政策的反对和抗议。这类的反抗有些是以武装的、暴力的形式展开。譬如在联军刚刚攻占天津之时，城内的军火走私和贩卖十分严重，少量义和团余部以及地方势力仍以武力方式反抗各国军事首领对于天津的侵占（见第三章“在混乱中恢复秩序”）。又如在临时政府修建电车轨道、建立电报通信以及改善河运的过程中，常常遭遇天津市民的破坏与阻挠（见第四章“领土管理”）。较之这些暴力反抗，其他非暴力形式的抵制似乎更为普遍。例如一些当地人会假扮成为临时政府警察，伪造政府文件，从而为自己谋私利（见第三章）；而在临时政府试图实行新的卫生政策时，也有很多地方人士拒用公共卫生间、或抵制新型的丧葬制度（见第五章“卫生革命”）。

其次，在探讨中方人员的反抗和抵制的同时，《万国天津》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临时政府与天津地方精英之间的合作与交融。作者在多个章节中都不惜笔墨地描述地方绅董是如何协助临时政府施行城市改革政策。地方绅董游走于政府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并有效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弥合，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临时政府与先前清朝地方政府统治之间的延续性。具体而言，在临时政府努力改造天津城市景观、提高地方卫生管理之时，当地的绅董在兴修现代医院、建立公共厕所、维修下水道运转等多个领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同时也在兴修水利、搭建桥梁、拓宽道路等公共工程之中献言献策、鼎力相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绅董成为了天津城市近代化的承载者和践行者。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今和平路）

帝国之间的竞合

世纪之交的天津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方帝国主义势力都以不同形式在该城市内展开各类活动。帝国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及相互合作为天津城市空间的形塑和城市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帝国之间的竞合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联军对于天津城的攻占以及随后都统衙门的设立。《万国天津》在其开篇的两个章节中，对各个帝国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做出精准的论述。就联军攻打天津城而言，英美军首当其冲，俄军出兵最多，而日军则贡献最大。作为八国联军中唯一的一个亚洲帝国，作者特别强调了日本在1900年7月天津战役中的突出贡献，也认可了其在日后临时政府建立和统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临时政府的成立和运作本身也是各个帝国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尽管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是由英、日、俄三国的军事代表所领导的，但美、德、法、意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也都逐步参与到政府事务的管理中来。而出兵人数最少、且帝国势力最为薄弱的奥匈帝国，则一直没能建立起自己在都统衙门之内的话语权（见第二章“国际政府的发明”）。

天津海关税务司及外籍高级职员公馆

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世纪之交的天津就成为了帝国主义政治较量的缩影。这一点极为明显地体现于各帝国对于天津土地的占有和分割。在短短的两年内，世界上的老牌帝国与新兴帝国在海河两岸设立并扩张自己的租界势力：俄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奥匈帝国在海河西岸设立了各自的租界，而英、法、日、德则在海河东岸进一步扩展自己在先前早已获得的殖民空间（见第七章“抢夺城市”）。笔者认为，《万国天津》最为精彩的一章非第六章“城市中的盐坨”莫属。对于盐坨所有权的争夺汇集了当时天津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西方列强（英、法、俄）之间的角力、军事当局和临时政府行政机关之间的龃龉、以及殖民势力和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相互制衡都在所谓的“盐坨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问题与思考

笔者希望在此提出两点思辨性的问题，与读者分享。第一，《万国天津》的研究与写作是没有依托任何中文史料的。这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不使用中文材料的情况下撰写中国殖民史？正如前文所言，作者很有意识地关注到中方的能动性以及殖民统治与被殖民社会之间的相互交融。但即便如此，笔者依旧认为，对于中文材料的使用，可以进一步完善甚至修正作者的很多论述。譬如终章“留下痕迹的政府”，似乎过分强调在移交权力过程中，临时政府本身的考量与逻辑，而忽视了这一时期中方官员（尤其是袁世凯）所扮演的角色。又比如在探讨城市建设的章节，如果作者可以引用诸如天津士人褚仁逊的《闻见录》等中文材料，便可进一步更有效地讨论都统衙门所带来的暴力以及对津门人士心理上的创伤。

第二，就方法论而言，《万国天津》的作者很显然希望以微观的地方史视角来反映帝国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这样的论述不禁使人发问：世纪之交的天津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这时的天津与世界其他受不同帝国统治的区域有什么类似、又有何差异？放眼世界其他各地，近代以降的泰国、奥斯曼帝国皆是帝国之间竞合的重要场域。而整个非洲大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也成为各个帝国权力博弈与相互协商的焦点。依笔者管见，对于中国殖民史的研究应当在中国殖民史的特殊性与全球帝国史的普遍性之间掌握一个微妙的平衡。将世纪之交、处于临时政府管治的天津与世界其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做出合理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殖民全球性的地方差异与普遍共性。

天津都统衙门的存在已逾百年。今天我们阅读《万国天津》，在哀叹一个世纪以前天津城下民众所遭遇的创伤、唏嘘百年前天津城市的变革与发展的同时，也应更多地思考现代性与殖民性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及近代主权民族国家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我想这就是我们阅读此书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