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

“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当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引发沪上观展热潮。该展作为上海博物馆策划的第一个“何以中国”考古与艺术系列展，希望能够从“文明”的角度来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以及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深层原因。

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一绵延不断，始终保持着文化延续性的人类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定型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传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黄河流域是三代文明的发祥地，这里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作为上海博物馆策划的第一个“何以中国”考古与艺术系列展，希望能够从“文明”的角度来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以及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深层原因。

上海博物馆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的“鸮尊”

上海博物馆展览现场

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青铜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尽管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质形式是有差别的，文明要素的出现既不同时，甚至某些要素或有或无，并且在各种文化背景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要素作为国家和阶级社会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对于讨论文明形态的特征仍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

城市是统治阶层集中居住和从事重大活动的地方，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理论，以城市的出现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作为文明要素的城市，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和人口数量。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标准，高墙围绕，能够容纳五千人以上的才是城市。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城市的定位，更突出具备政治功能的礼仪性建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都”不仅要有集中的人口，还要有宗庙等礼仪性建筑。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相连，宗庙建筑的形成与祭祀权利有关，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邑”只是较大的聚落，不具备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夏商周三代是一个广泛地域的邦国联盟体，中心城市为王都，各个邦国或诸侯国也有各自的政治中心，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社会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一）最早的王都

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中国的上古历史遭受了系统性批判，大禹成为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商代。可是并无出土文字证明夏代，所以至今仍不被西方学者所接受和肯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史料和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在“走出疑古时代”思想的感召下，探寻夏代历史和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课题。

图1-1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

图1-2遂公盨铭文拓片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图1），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文献资料。这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大意是讲，大禹秉承上天旨意治理洪水，依山川走势，疏浚河流，平定水患，又根据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来规定贡赋，有功于人民，成为民之父母。这段文献记载了大禹治水和划分九州两件大事，与传世文献《尚书·禹贡》的内容相吻合。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黄河、淮河及长江流域的主要河流和湖泊。禹迹是划分九州的地理依据，九州成为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图2-1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公簋

图2-2 秦公簋铭文拓片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公簋（图2）铭文称：“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的嬭加编钟（图3）铭文称：“伯括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北宋宣和五年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叔夷镈（图4）铭文称：“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无论是西部的秦国、南方的曾国，还是齐国的商汤后裔，都认为自己先祖的邦国是在“禹迹”的范围内，反映了当时“禹迹”的正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图3-1 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的嬭加编钟（郭长江提供）

图3-2 嬭加钟铭文拓片（郭长江提供）

图4 《博古图》22.5 叔夷镈

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书对大禹事迹的记载尤为详细。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记：“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通，乃立禹以为司工。禹既已受命，乃草服、箁箬帽、芙蓻，手足胼胝，面乾皵，胫不生之毛，开塞通流。禹亲执耒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兖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青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汤，东注之海，于是乎并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海，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奠，乃耕食。”清华大学藏楚简《厚父》记：“遹闻禹受帝命，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乃降之民，建夏邦。”治水工程需要广泛地域内邦国的通力合作，九州划定则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禹迹即九州，九州即天下，天下即中国。大禹治水的事迹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最早的雏形由此诞生。

图5 登封王城岗龙山时期城址与东周阳城位置图

《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都阳城。”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都，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推测可能就在河南登封王城岗。王城岗遗址地处登封告成镇西北约500米的五渡河西岸岗地上，南距颍河约400米。（图5）这里发现有东西并列的小城和大城。小城的西城址为正方形，面积近1万平方米。在城址内的建筑基址下发现有十三个奠基坑，坑内的夯土层之间或夯土层底部下面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完整的或被肢解的人骨架。可能与当时礼仪建筑用人奠基的习俗有关，这种情况一直到殷墟遗址都还存在。

大城的城址为长方形，东西向城墙长600米，南北向城墙长580米，面积达34.8万平方米，这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址。根据当时的生产工具推算，修建一座30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必须动员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完成。通过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大城年代已经进入夏代，是目前所知夏代纪年中年代最早的城址。并且在五渡河东岸发现有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陶器上印有“阳城”、“阳城仓器”等戳记。由此证明王城岗遗址可能就是夏代的禹都阳城。

早期夏王都的发现和认识仍在探索阶段。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等遗址发现有城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和祭祀遗存，以及青铜器、玉器、彩绘陶器等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反映了这些遗址可能与启都阳翟、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五子之歌等文献记载相关。例如禹州瓦店WD2F1基址南北长31米，东西宽26米，面积约800平方米，是一座长方形浅穴式大型建筑。《礼记·祭法》记载有中国古代的祭祀性建筑“坛”和“墠”，都是贵族用来祭祀祖先和天地的场所。“封土曰坛，除地曰墠”，高出地面的用土堆筑起来的为“坛”，低于地面的开掘出来的为“墠”。中国历来有天圆地方的观念，所以传统上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这座平整地表后形成的浅穴式长方形建筑就是祭祀地祇的“墠”，同时还在周围发现有人牲坑、牺牲坑、螺蚌坑、五谷坑等，说明当时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磔辜祭、瘗埋祭、燔燎祭、馈食祭等礼仪活动。在建筑基址北部WD2H121器物坑出土有九件大小有序的陶鼎（图6），可能是列鼎制度最早的雏形。禹州瓦店遗址发现的“墠”是目前所知夏代最早的这类遗存，对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建筑均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可能与文献记载启在阳翟举行方国会盟的“钧台之享”有关。

图6 禹州瓦店WD2H121器物坑出土的“九鼎”

（二）城市的布局

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图7）铭文记述了周武王灭商之后，曾祭告上天宣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洛阳盆地及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地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周人意欲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统治人民，这是从夏商时期延续下来的一种政治传统。《吕氏春秋》：“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国”是王权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心，由于地理位置居中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从而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文化磁场。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王都，作为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时期的大型都邑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图7-1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何尊

图7-2 何尊铭文拓片

二里头遗址地处偃师翟镇乡，面积近400万平方米，这里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其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前1550年，正好在夏代晚期的纪年范围。整个遗址规划缜密、布局严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区两大部分，中心区由宫殿区、贵族聚居区、祭祀活动区和围墙作坊区组成。（图8）

图8 偃师二里头遗址遗迹分布图

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城墙，但是作为王室禁地的宫城却有封闭的夯筑城墙。宫城形制方正规整，面积近11万平方米，宫殿区数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构成了王都的核心，这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宫城遗址。宫城内有十字大路，宫城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四条大路形成井字形道路网。道路不仅是城市的交通孔道，还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重要作用。贵族聚居区分布于宫城北部和东北部，祭祀活动区分布于宫城北部和西北部，作坊区分布于宫城南部。由此可见，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具有很强的规划性，具备作为政治权利中心的显著特征。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是有围墙圈护的，表明这是官营性质的手工业作坊。铸铜作坊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这些高等级制品的生产被王室所控制，说明政治权力对礼制的管理具有唯一性。有学者对二里头遗址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推测当时人口至少应在二万人以上。然而，同时期的普通聚落人口一般不超过一千人。人口增长和集中居住是社会复杂化和成熟度的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风格，其源头都可以上溯到二里头遗址。例如“建中立极”的中轴线规划模式，是礼制思想作用于都城布局最明确的体现。二里头遗址宫殿区有两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是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这个布局昭示着严整的宫室制度已经形成，并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和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北京城、紫禁城是“建中立极”王权至上思想之大成，将中国古代都城的礼制内涵和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的城址已经出现中轴线布局的建筑基址，显然这个传统是中原地区所固有的。

一号宫殿是宫城建筑中最大的一座，其南大门与宫城南墙的正门形成了中轴线。这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土木复合建筑，由主体殿堂、宽阔的庭院、四周廊庑、围墙和正门门房等组成，占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整座宫殿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主殿、门房和廊庑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主殿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坐北朝南、前临庭院的格局，为此后中国历代宫室建筑所继承。这里是统治者进行政治活动、祭祀活动的礼仪性建筑。

时代稍晚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城市规划与布局面貌基本接近，夯筑工艺、宫室建筑结构与技术等方面均是在二里头遗址的基础上走向成熟，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营建制度的一脉相承。偃师商城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6公里，可能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西亳”。整个城址分为内外相套的小城和大城，小城呈长方形，面积约80万平方米。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形状呈刀把形，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外城内的北部分布有一般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区，东北部为铸铜作坊区。方正的宫城在内城中心，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有前、中、后三座宫殿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并且多座宫殿都是左右对称的格局。

图9 郑州商城遗址遗迹分布图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可能是商王朝最早的都城亳都。从商代开始，有城垣的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是最早的有城垣的都邑，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中常见的城郭之制，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夯筑而成。郑州商城由外郭城和内城组成，外郭城形状不规则，有护城河和湖泊作为防御屏障和水源，总面积超过13平方公里。（图9）内城呈抹角长方形，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宫殿区在内城的东北部，有池苑和祭祀遗址，最大的宫殿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外郭城内分布有众多的手工业作坊和生活居住区，以及多处埋有青铜礼器窖藏的祭祀遗址，彰显了宏伟严整的王都气派。

图10 安阳殷墟遗址遗迹分布图

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北郊洹北商城遗址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仲丁迁隞、盘庚迁殷的都邑。尤其是小双桥遗址发现有青铜和铅两种兽面纹建筑构件，可以想象到商王宫殿的奢华。安阳殷墟遗址是商王朝最晚的都邑，商王在这里统治国家长达250余年。这里不仅发现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大量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还有以“家族”为基本单元的族墓地。（图10）

图11 西周洛邑与东周王城位置图

西周时期的统治中心在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图11），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都邑，并且大国的都邑规模已经超过商代以前的城市。诸侯国的都邑形制因国而别，有的是内城和外城双重城垣，有的是左右并列的两城，有的是品字形结构的三城，有的没有大的城垣，而是众多的小城组成。洛阳的东周王城秉承了夏商时期的传统，宫殿区仍是以主体殿堂为中心，左右对称的布局。在整个封闭型的院落内又分成许多相对独立呈四合院性质的小院落，这些小院落一般也是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左右对称。这些特征延续了郑州商城宫殿遗址、洹北商城宫殿遗址的建筑结构。因此东周王城宫殿区的布局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夏商周三代的城市数量大增，并且规模显著扩大。城市的兴起标志着资源的集中、社会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由此改变了人口分布的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个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形成了一套具有传承性的建筑结构和都城制度。

文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或者符号系统。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可以积累存留和传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作为文明要素的文字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能够完整地、系统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在相当范围人群中得到通行和认可，简单的刻划符号或是带有符号性质的单字只是文字形成的重要阶段。

（一）最早的文字

世界公认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目前共发现有15万多片甲骨卜辞，近5000个单字。殷墟甲骨卜辞记录了商王名号，能够结合传世文献排列商王世系，确认了传世文献的准确性。卜辞内容还涉及天象、旬夕、祭祀、田猎、征伐、律法、年成、灾患、王事以及日常生活等，保存了大量的人名、族名和官名以及某些重要事件，是研究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和气象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图12 郑州二里岗时期土层内采集的刻辞牛肋骨

但是殷墟卜辞并非是最早的甲骨文，郑州商城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卜辞。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的土层内采集到一块牛肋骨（图12），刻有十字“乙丑贞，从受，十月。又（侑）土（社）羊”。同年在T30东端的灰层内发现第二块牛肱骨，刻有一字“?”。根据发掘者裴明相先生提供的信息，这两处地点的文化层属于二里岗时期，没有混入商代晚期遗存的可能性。李学勤先生从文字结构和辞例风格分析，虽然接近于武丁时期，但是某些字的写法却不见于殷墟卜辞，因此是早于殷墟的甲骨文。通过郑州商城发现的刻辞牛骨，得知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了甲骨文，并且与殷墟甲骨文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图13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目”字刻符龟甲

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中原地区使用牛肩胛骨和龟甲占卜的习俗很早，在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地遗址都发现有占卜痕迹的甲骨，但没有契刻文字。然而，在公元前6500年—前5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上却发现了9个刻划符号。其中一片龟甲（图13）的刻划符号与殷墟甲骨文“目”字结构相同。由此可知，在占卜的龟甲上刻写文字符号具有悠久的传统，这个可以看作是甲骨文的滥觞。

中国学者几乎都肯定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有关系。从刻划符号到甲骨文出现之前，汉字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形成体系的过程。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字与刻划符号也存在必然的联系。英语write来自于印欧语的词根wrīd，即“撕扯、刮擦”。从印欧语词形发展出原始日耳曼语wrītanan，即“撕扯、刮擦”。write最古老的英文形式是wrītan，最初的意思为“画线、刻画”，后来演变为“书写”和“文字”。西方学者推测早期印欧语的“文字”就是指刻在物体表面的标记符号。

李学勤先生将中国与古埃及的文字起源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有明显的共同点，即都起源于陶器、玉器的刻划符号，并且这种原始文字常被用来表示“所有关系”，这个特点使得刻划符号与装饰艺术相区别。礼器性质的文字载体和广泛地域的思想共识，成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两个重要条件。例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出现的刻划符号，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之中。这些刻划符号一般出现于有关宗教祭祀活动的礼器，表达了一定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得到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认可。

汉字的产生首先是为政治和宗教服务的，这是史前时期原始文字特性的孑遗。三代文字与祭祀通神的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是问神占卜的记录，金文是祭祀先祖的铭记。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宗教性特点，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得到了继续发展，并赋予了文字鲜明的神圣性和严肃性。由于祭祀权利被统治阶层控制，因此文字教育也被统治阶层所垄断。《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六艺之一，可见统治阶层对文字教育的重视程度。

图14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陶扁壶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1984年陶寺遗址晚期居址的灰坑H3403中出土一件朱书文字的陶扁壶（图14）。这件器物为一件残器，仅存口沿和部分腹部。在扁壶的正面鼓腹和背面平腹处分别有一个毛笔类工具书写的朱书文字，第一个字释作“文”，第二个字尚有不同意见，有的释作“尧”，有的释作“邑”等。朱书文字的字形结构与甲骨文基本相似，已经不是简单的刻划符号。这种陶扁壶是一种用于祭祀的礼器，书写的文字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另外，在陶寺遗址Ⅰ区TG9H64中还发现另一件朱书文字的扁壶残片，可见在当时使用这种朱书文字并非孤例。2017年陶寺遗址Ⅱ区M26的墓底北侧壁龛中出土一件有刻文的骨耜（图15），这件器物未见使用痕迹，有学者将这个结构复杂的刻文释作“辰”，认为可能是一件与农事有关的礼器。

图15 襄汾陶寺遗址Ⅱ区M26出土的刻文骨耜

登封王城岗遗址T195H473中出土一件有刻文的磨光黑陶杯（图16），在残底外部的陶文符号是在陶器烧制前刻上的，其形状与甲骨文、金文“共”字结构非常相似。这件黑陶杯的地层年代与大城年代相同，都属于王城岗文化三期。有学者认为这个刻划符号显然超过了文字的初创阶段，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会意字。中国最早的文字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产生，并且形成以象形字、指示字和会意字为根基的文字体系。

图16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共”字刻文磨光黑陶杯残片

（二）文字系统化

世界早期文字的共同特点表明，每一种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大多都经历过表意文字的发展阶段。西方语言学家罗杰斯认为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是因为文字有系统化的结构，首先表现在文字与语言关系的高度系统性，即文字与语言之间有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关系；其次，文字内部组织的系统性，即文字之间的结构组合形成固定的约定关系。由于文字的系统化特点，使得表意文字与图画得以区别。

目前所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刻划符号，龙山文化的刻划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的关系最为密切。在龙山文化遗址中，不仅发现有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这类成行连写的陶文符号，而且还发现了可以直接对应甲骨文、金文的陶文符号。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文与商周甲骨文、金文属于一个文字系统。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文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口沿内侧，从器物种类和位置来看应当起着重要的标记作用。有学者认为一部分陶文是原始数字，另有一部分陶文已经是夏代晚期的文字，并且与商代陶文有直接的联系。这些陶文符号大多数保留了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原始性，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形、镞形、树枝形、井字形、锯齿形等。但是，还有少数陶文已经是有固定意义的象形文字。1981年二里头遗址Ⅲ区T22出土的灰陶尊（图17），小口广肩，装饰有精美的绳纹和附加堆纹，肩部有三个陶文应作旋读状，其中一个“臣”字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图17-1 偃师二里头遗址Ⅲ区T22出土的“臣”字灰陶尊

图17-2“臣”字灰陶尊局部

图18-1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车”字灰陶盆残片

图18-2 “车”字灰陶盆残片拓片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灰陶盆残片上刻有“车”字陶文符号（图18），与甲骨文、金文的“车”字颇为相同，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南侧的大路上发现有双轮车的车辙痕迹，轨距约1米。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也发现有车辙痕迹，并且年代还早于二里头遗址。说明中国很早就使用了双轮车，这些发现为研究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所以，“车”的象形字在夏代出现并非偶然。这种象形文字的书体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仍在使用，例如1970年陕西咸阳乾县薛禄镇出土的车鼎（图19）。

图19-1咸阳乾县薛禄镇出土的车鼎

图19-2 车鼎铭文拓片

图20 郑州博物馆收藏的“眉”字灰陶拍

郑州商城发现不少有花纹的陶印模，如方格纹、云雷纹、兽面纹、龙纹等，是用来在陶器胚胎表面拍印制作装饰花纹的。但是，有文字的陶印模却非常少见。郑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灰陶拍（图20），是早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商城的发掘品。这件印模整体为蘑菇状，拍面呈弧形，背部较平，连接一个圆柱形执柄。拍面满饰较粗的浅绳纹，中心处有一个“眉”字陶文，与甲骨文、金文的字形结构相同。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中期的眉鼎（图21），铭文与这件灰陶拍的文字相同，并且二者时代也大体接近。由此推测，这件灰陶拍可能是制作相同陶文或金文的工具。

图21-1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眉鼎

图21-2眉鼎铭文拓片

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出土于宗庙祭祀区，主要书写于陶缸类器物的表面或口沿内壁，记载的内容应该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这些特点可能是继承了陶寺遗址朱书文字的某些特征。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以数字和象形文字居多，单体字为主，少见多字组合而成的词组或句子。从小双桥遗址朱书文字的书写技法、字体结构和笔画特点来看，与殷墟甲骨文明显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图22）

图22 小双桥遗址朱书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对照表

中国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稳定内涵的文字符号。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逐渐发展为成熟的文字体系，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等遗址发现的陶文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最终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汉字系统。

青铜器

冶金术和金属器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816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首次提出根据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划分社会进化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个“三期论”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而沿用至今。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也促进了相关手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的青铜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经济生产方式由此得以改变。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却主要体现在礼器方面，青铜生产工具很少。这是因为中国的宗教祭祀观念与国家政权相结合，青铜原料和铸造技术被贵族阶层所控制，制作成用于祭祀和宴飨活动的青铜礼器，并象征着国家政权和贵族身份等级。《左传·成公十三年》称：“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是用于“养神”的“祀”，兵器则是用于“守业”的“戎”，这是保障国家统治和政权稳定最重要的事情。

（一）最早的青铜器

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尝试金属器的冶炼和制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有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700年。仰韶文化庙地沟类型的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出土有黄铜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这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金属器。这种铜锌合金的产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可能是铜锌混合矿或共生矿提炼不纯的结果，并非是有意识的金属合金，对青铜器的产生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传承。

图23 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刀

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发现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刀（图23），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40年。这件器物的合金是锡青铜，为双合范铸造，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器。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永登蒋家坪遗址也出土了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这里发现的早期青铜制品以工具类为主，形制简单，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虽然黄河上游地区已经出现小规模的青铜冶铸活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制系统，进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变化。

图24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形器

龙山文化晚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具有礼器性质的金属器，并且呈现红铜、砷青铜、锡青铜并存的状况。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套地区的陕西石峁遗址和临汾盆地的山西陶寺遗址，两个遗址分别在黄河南流的两岸。石峁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陶寺遗址晚期墓葬M11中发现有玉瑗和青铜齿轮形器，两件器物平叠套于墓主人的手臂。（图24）石峁遗址晚期墓葬中同样发现有类似的青铜齿轮形器、青铜环与玉环、玉牙环相叠放置的情况。（图25）这两个遗址发现的齿轮形器均为砷青铜，并且陶寺遗址还出土有锡青铜的璧形器。这种模仿玉器的青铜器与玉器组合使用，应当是在祭祀场合中使用的礼器，标志着墓主人的祭司身份。

图25 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形器、青铜杯

图26 襄汾陶寺遗址M3296出土的红铜铃

这种齿轮形器、璧形器、环形器等青铜制品仍为双合范铸造，只需要在石范或陶范上刻出一个形状的浅槽，将熔化的铜液倒进去冷却之后便完成了，技术工艺相对简单。但是在陶寺遗址M3296出土有一件使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铃（图26），这就必须要用模型制成内范和外范，将内范和外范结合在一起形成空腔，再将熔化的铜液倒入空腔，待冷却之后脱范成完整的器物。这种内范和外范相结合的复合范铸造工艺对技术要求相当高，成为夏商周三代非常发达的青铜容器制作技术的先驱。在陶寺遗址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出土了一件砷青铜容器的口沿残片（图27），可能是一件青铜盆，同样采用了复合范的铸造工艺。这些发现说明，陶寺遗址的铸造技术已经开启了东亚地区复合范铸造青铜容器的先例。

图27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砷青铜盆残片

中国青铜器的产生，尤其是以容器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城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青铜冶铸活动。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内发现有冶炼过的铜渣。夏代早期的郑州牛砦、汝州煤山、新密古城寨等遗址都发现了冶炼的熔炉和坩埚遗存。郑州董砦遗址发现有青铜片。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第四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的残片，可能为鬹的腹部或袋状足残片，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年，这是东亚地区所知年代最早的使用复合范铸造的锡青铜容器。新密新砦遗址出土有红铜容器的残片（图28），可能是鬹或盉的流口部分，共存的还有红铜刀、砷青铜片和錾等。

图28 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红铜鬹残片

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发现的铜容器残片，为二里头文化掌握复杂的合范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准备。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容器是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成体系的青铜礼器，初步形成了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制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只随葬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墓葬中，是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显现了中原王朝以礼制立国的特质。

青铜器铸造技术经过二里头文化的积淀，在商周时期大放异彩。在技术进步和礼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体量，还是艺术水平和铸造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

（二）青铜器的礼制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中原地区从周边地区汲取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礼制。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会因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但是礼器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并没有改变。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通过青铜礼器所体现的天命与德行仍然居于中国人政治伦理的中心，它不仅为秦汉时期恢复秩序，最终建立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上层贵族墓葬已经开始使用精美的陶礼器或玉礼器随葬。由于冶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政治权利紧密结合，被统治阶层赋予了象征权利与地位的特殊内涵。所以，青铜礼器在礼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礼器难以企及的，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夏代的青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食器仅发现有一件青铜鼎。无论是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青铜鬹，还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和青铜盉，均为仿造陶礼器制作而成的酒器。这种礼器系统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最早以成套酒器随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习俗就出现于山东地区。由此可知，在夏王朝祭祀礼仪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礼器开始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图29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青铜铃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三号宫殿中院发现有一座年代最早的高等级贵族墓，在墓主人骨架右侧肩部至胯部的位置斜放有一条绿松石龙形器和一件青铜铃。（图29）这件龙形器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周围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原来是粘嵌在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青铜铃是重要的响器，其功能和性质与陶寺遗址的红铜铃有较深的渊源。在二里头遗址1981Ⅴ区M4、1984ⅥM11、1987Ⅴ区M57等墓葬还常见有绿松石铜牌饰与铜铃共存的情况。这种器物组合应当是祭祀活动中的礼器，表明墓主人是身份等级较高的祭司。

图30 安阳后岗M3出土的朱书玉柄形器

商代非常重视以酒祭祀的传统，酒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形成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觚、爵是实行祼酒礼的主要礼器，一般还配有称作“瓒”的玉柄形器。殷墟遗址发现的玉柄形器有朱书的祖先日名，例如1991年安阳后岗M3出土的玉柄形器（图30）书写有“祖庚”、“祖甲”、“父辛”、“父癸”等，表明这种玉瓒应该是象征祖先神灵的“石主”。将玉瓒插在青铜觚上，用盛满郁鬯酒的青铜爵对玉瓒进行浇灌，预示着天地或祖先神灵在饮酒，这就是祭祀活动中实行祼礼的仪式过程。日本东京长尾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尊，铭文第一个字隶定为“祼”（图31），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祭祀场景。

图31日本长尾美术馆收藏的裸井尊铭文拓片

青铜器是贵族现实身份的真实反映，生前享有不同的等级地位，死后使用不同规格的礼器进行随葬。商代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随葬的觚、爵套数为标志，觚、爵套数越多表明身份等级越高。低等级贵族墓仅有一套觚爵，这是商代礼制的标准配置。1976年安阳小屯M5妇好墓出土有十套“妇好”铭文的觚爵，以及还有“后?母”铭文的十觚九爵、“亚其”铭文的十觚九爵和“束泉”铭文的十觚九爵。1990年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了十套“亚址”铭文的觚角。角与爵的使用功能相同，在礼器组合中可以代替爵。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亚址是商王朝骁勇善战的大将，都是仅次于商王的大贵族。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中心的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夏代的礼器系统。2001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M1发现有玉柄形器和漆木觚痕迹（图32），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同出的还有白陶爵、白陶盉，以及印纹硬陶器。这种使用觚形器和玉柄形器举行祼礼的祭祀方式，最早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和好川文化，例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卞家山M56（图33）、瑶山M9，以及好川墓地M8等。因此，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仪式和礼器系统实际上是融汇了周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图32 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M1出土的漆木觚痕迹

图33 余杭良渚遗址的卞家山M56出土的漆木觚痕迹

周代礼器是以食器为中心，酒器的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以青铜鼎和青铜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周人吸取了商代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严格规定饮酒的场合，节制饮酒的次数和量，这在传世文献《尚书·酒诰》中讲的非常清楚。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制度从商人的“重酒”转向了周人的“重食”。周人敬天祭祖，以宗法制作为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祭祀和宴飨活动中，根据地位身份使用不同数量的鼎簋，即“列鼎制度”。《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按照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九鼎分别盛放牛、羊、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九种肉类食物。诸侯用七鼎，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再减牛、肠胃。士用三鼎，仅为猪、鱼、腊。最低级的士用一鼎，盛小猪。（图34）簋是盛放黍稷稻粱的器皿，奇数的鼎和偶数的簋配合使用。九鼎八簋是天子使用的祭器组合，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列鼎制度在周礼中占有核心地位，1993年在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三座郑国的祭祀坑，埋藏有成组的九鼎八簋和编钟。（图35）

图34 周代列鼎制度示意图

图35-1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礼器坑 

图 35-2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的乐器坑

编钟是祭祀和宴飨场合中，使用的一种成组的打击乐器。周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严格规定了各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即“乐悬制度”。《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宫悬是指天子享用的编悬乐器，可以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诸侯要去其一面，使用摆列三面的轩悬之制。卿大夫再去其一面，为摆列两面的判悬之制。士再去其一面，只能是摆列一面的特悬之制。“钟鸣鼎食”是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周王朝将宗法制度和王权意识渗透于礼乐制度，用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遗存的出现，开启了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时代。不同区域之间冶炼和铸造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以及中原地区的技术创新是中国早期青铜器产生的重要因素。“礼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诞生于夏代，完善于商周时期，为此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核心内容是祖先崇拜和社会等级制度，青铜器则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特征。

融汇与辐射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要模式表现为“融汇”和“辐射”的双重格局，这个格局始终是相互并存的。中原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周边众多邦国的包围之中，如同在花瓣的中心，能够博采周围各个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中心之中的核心文化，这种核心文化又扩展到更大范围内，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向心力与认同感，严文明先生将之称作“重瓣花朵式”结构。这种结构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延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一）融汇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各个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渐向中原地区汇聚，使得中原地区不断汲取周边文化的精粹，并与自身文化融合最终发展成为第一个地域性王权国家——夏王朝。在禹州瓦店遗址发现有三类遗存，分别是代表华夏族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代表东夷族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和代表三苗族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古代中国夏、夷、苗三足鼎立的格局。

图36 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鸭形壶

在二里头遗址中，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二里头遗址的陶鬹、陶爵、陶盉等器物都是以山东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创制出来的，玉璋、玉钺、玉刀等大型玉礼器也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器物与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相似。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及陶器的云雷纹装饰与江浙地区的陶器风格和纹饰系统关系密切。例如，二里头遗址Ⅳ区M26出土的鸭形壶是马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94年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出土的鸭形壶（图36）与之非常相似。二里头遗址Ⅴ区M3出土的象鼻盉具有浙闽地区的器物风格，福建光泽马岭遗址出土有不少同类器，浙江丽水松阳县博物馆收藏的象鼻盉（图37）与之基本相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鸟形饰，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这些器物应该都是从南方直接输入的产品。

图37 浙江丽水松阳县博物馆收藏的象鼻盉

二里头遗址的花边罐最早见于龙山文化晚期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以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最为集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新疆、甘青地区发现的同类器有较深的关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这种器物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区，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密切交往。

夏商周三代王朝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逐渐融汇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充分体现了三代文明的多样性。在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以及洛阳北窑西周墓地都发现有来自于江浙地区的原始瓷。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器物，还有长江流域地区艺术风格和技术工艺的器物，显示了殷墟作为商王都所具有的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和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不同区域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圈，由此构成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辐射

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国家巩固与壮大的基石，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和艺术风尚对周边地区的强势辐射，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夏代之前，文化交流以向中原地区汇聚融合为主。王权国家出现后，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呈现出向四周辐射的态势。在文化辐射和传播的过程中，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图38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分布图

夏代的文化传播已经不是邻近地区的松散交流，而是更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二里头遗址的陶礼器北传燕山南北地区，南抵浙江至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例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陶礼器，一种是土著文化的筒形鬲和彩绘陶器，另一种是二里头文化的陶鬹和陶爵。并且，这种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仅见于规模较大的高等级贵族墓，说明中原地区的祭祀礼仪已经被当地的上层贵族所接受。四川广汉三星堆同样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陶鬹，这些器物与大量富有当地特色的陶器共存。（图38）在江淮地区不断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斝、铜铃、铜钺等，最新的考古发现是2018年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三官庙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玉璋最能反映夏文化的广泛影响力，以多组扉齿并刻有细线纹为特征的二里头式玉璋从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扩散，在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图39）这些器物的发现表明，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礼器作为权利地位的象征物被当地的贵族阶层所接受。

图39 东亚地区玉璋分布图（邓聪提供）

商王朝继承发展了夏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控制区域，吸纳了更广大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确立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由于中原地区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与周边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渠道。商王朝在王畿之外修筑城址作为资源集散的据点，派驻人员进行管理控制。随着生产技术和礼制观念的传播，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逐步扩大。东至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南达长江流域以南，北抵长城沿线都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呈现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商文化影响区域。（图40）这些地域集团逐渐被纳入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更广阔的统治结构。这种文化辐射网络的扩展，为此后以周王朝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图40 二里岗文化青铜礼器分布图（郑州博物馆提供）

夏商周三代王朝促进了广泛地域内文化的统一，优势文化对周边地区大范围地强势辐射，体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制和权威普遍得到了接受。但是这种文化辐射并没有消灭不同地域固有的文化差别，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还有所加强。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后，多元文化的色彩才逐渐淡化。各个地区的互动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保留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重要根源，使得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国家长久统一或分而不离的基石。

结语

中国早期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这个广阔区域共同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李伯谦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神权古国在经历了繁荣鼎盛之后突然消亡，只有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其文明模式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不尚浮华，乐于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强调王权又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这种文化特性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活力，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波折，却从未中断，与三代文明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是分不开的。

王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文明时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体现在都城制度、宫室制度、文字系统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的确立，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构成了东亚文化圈制度思想的内核。同时，夏商周三代文明还蕴含着多元性的特点，各个区域文化之间持续着长期的交流、渗透和碰撞，在中原王朝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施以积极的影响，产生重瓣花朵的影响效应。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结构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成为绵延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帝国时代。

（本文原标题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原刊于上海博物馆展览同名图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原文有注释，此处限于篇幅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