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宣仁之诬”

新妇嫁十三团练尔

治平元年（1064）曹太后撤帘，英宗开始亲政。但皇帝与太后的冲突并没有随着英宗的亲政而迅速化解，司马光与富弼还做了长时间的协调工作，此后的“濮议”也是这种冲突的延续。那么在英宗与曹太后的冲突中，原来曹皇后的养女、这时英宗的皇后高洮洮又是怎样的处境呢？这时高皇后满腹怨恨却无人可以诉说，这种处境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宋朝今后的命运。

曹太后

首先她怨恨曹太后。在曹太后与英宗的冲突中，高皇后势必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状态。作为皇帝的妻子以及曹太后的儿媳妇、外甥女、养女，高皇后大概是希望调和曹太后与英宗的关系。但曹太后还政之后，高皇后显然受到冷遇，以至于司马光直接给曹太后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曹太后善待皇后。司马光说，皇后自幼由曹太后带大，原本是亲密无间的，“皇后自童孺之岁，朝暮游戏于殿下之怀，分甘哺果，拊循煦妪，有恩无威”，现在皇后理应照顾皇太后的饮食起居，“今既正位中宫，得复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但可能因为以前过太亲密，现在礼节上有些不够周全，“其意恃昔日之爱，不自疏外，犹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这种情况下曹太后教训高皇后也是理所当然的，“或有所求须，不时满意，则愠怼怨望，不能尽如家人妇姑之礼。殿下虽怒之责之，固其宜也，谁曰不可”，但是曹太后也不能因此就把一家人的关系弄到破裂的地方，教训之后也需要有所抚慰，“但事过之后，殿下若遂弃之，不复收恤，憎疾如仇雠，则臣以为过矣”。司马光说他现在听到传闻，英宗亲政之后，他与高皇后对曹太后比往常更加谨慎周全，“恭懃之礼甚加于往时”，但曹太后对他们过于冷淡，“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言语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第4874页）司马光的意思当然是劝和，但这个奏疏显示，曹太后因为撤帘之事大为懊恼，对皇帝连带皇后强烈不满。

如果只是如此，皇家的婆媳矛盾不过是一时之事，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解，但高皇后对曹太后的怨恨可能不止于此。蔡絛的笔记《铁围山丛谈》记载了治平年间的一个流传甚广的宫廷轶闻，说高皇后对英宗看管得十分严格，不让英宗亲近宠幸任何一位嫔妃，以致曹太后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让亲近之人来劝高皇后不要这样对皇帝。高皇后一听就不高兴了，而她的答复可谓道尽了幽怨：

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高皇后说她只是嫁给了排行十三的团练使赵宗实这个宗室小官而已。这句话包含着多层怨恨之情：官家是宋朝对皇帝的习称，高洮洮明明嫁给了宋英宗，怎么能说“不曾嫁他官家”呢？当然因为她跟英宗结婚时英宗连皇子都不是，只是一个宗室小官。但一个宗室小官最后在曹太后的密谋下成了官家，那高洮洮不应该喜不自胜吗？曹太后理应听得懂弦外之音，高洮洮说的官家首先是指宋仁宗，因为当年曹皇后收养高氏，原意是进御于仁宗，如果能生下子嗣，那么现在继位的应该是仁宗与高氏的亲生儿子。所以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怨恨曹氏当年在与张贵妃的宫斗中一败涂地，连带养女高洮洮被送出宫赐婚嫁给了“十三团练”，这对于高洮洮而言应该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实际的地位也可能是一落千丈的。

然而高洮洮所嫁的十三团练毕竟成为了皇帝，但她偏说“不曾嫁他官家”，所以这句话又包含着十三团练是不是官家的问题。可以想象高皇后在曹太后谋划废除英宗那段时间该经受怎样的煎熬，就不会觉得这样的怨恨有多少突兀。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英宗在曹太后眼中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皇帝？而高洮洮这个皇后在曹太后眼中到底又算个什么东西？这是高皇后对曹太后的第二层怨恨。

从收为养女到送出宫去，从再次入宫到废立之议，曹氏其实从未在乎过高氏，高氏从来都只是曹氏的工具人。这个过程中，高氏先成为仁宗的弃妇，再成为地位低微的十三团练的家妇，所以她对仁宗应该也是一片怨恨，对英宗却可能相当鄙夷。高氏入宫前为英宗生下四子，其中三子健康成长，如果高氏不是因为仁宗怨恨曹皇后而被连带嫌弃，宋朝的皇位继承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所以此后的种种政治危机，高氏都可以理解为宋廷亏欠她而付出的代价。至于她不让英宗幸御其他嫔妃的问题，既然高氏当年所嫁并非官家，今日也没有必要以官家的身份改变与她之间的契约。何况当年仁宗御女无数却无子嗣，今日英宗三子长成，又有何必要再有侍御？若与其他嫔妃再有生育究竟是福是祸？曹太后既无子嗣又因为与张贵妃宫斗而给宋宫制造种种政治危机，现在难道还有资格出来干预英宗的后宫生活？这可以更理解为高氏对曹氏的第三层怨恨。

此后英宗虽然亲政，却在濮议的争吵中不得安宁，政治上尚未施展，至治平四年（1067）正月便去世了，虚龄仅36岁，在位时间不足四年。由于三子均为高皇后所出，嫡长子继位毫无悬念。但即便如此，英宗临终前韩琦等大臣仍如临大敌，非要英宗留下亲笔遗书，指定长子赵顼为皇位继承人。英宗病倒是在治平三年（1066）十一月，当时就有台谏官刘庠请立皇太子，英宗还很不高兴。当时韩琦就提醒赵顼，说你现在一步也不能离开皇帝，“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赵顼回答说这是当儿子的应该做的，韩琦说不是这个事，“非为此也”，赵顼才有所领悟。这时英宗已经病得不能说话，有事情必须由皇帝处分只能用笔写下来。十二月英宗病情加重，韩琦请英宗亲笔写下立皇太子的指示，于是英宗写了“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说得写清楚是颍王，颍王是赵顼的爵号，英宗又在后面写了“颍王顼”三个字。韩琦拿着这个要求翰林学士起草制书，于是学士承旨张方平来到榻前请旨，英宗说话已听不清楚，就又写了“来日降制，立顼为皇太子”，但是那个“顼”字写得很不清楚，因为另两个儿子名“颢”、“頵”，字形还有点接近，张方平又拿笔请英宗写得清楚一些，于是英宗又在后面写了“颍王”及“大大王”几个字，这样才正式立赵顼为皇太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第5068页）

治平四年（1067）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9，第5073页）时年二十的赵顼就是宋神宗，他的继位是宋朝历史上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没有经历任何宫廷斗争的皇位交接，这也充分展示了高洮洮能为十三团练生儿子的优势所在。继承地位明确清晰，也就确保了神宗皇权的牢固，这是神宗朝轰轰烈烈兴起变法运动的政治前提。同样，在皇权牢固的年代，宫廷政治就显得毫不重要，神宗朝几乎看不到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的政治活动。

上自有子复何议

元丰二年（1079），虚龄64岁的仁宗曹皇后去世。《宋史·曹皇后传》在记曹皇后去世后补述神宗朝三事，分别涉及反变法、反战及为苏轼乌台诗案说情，应该是元修《宋史》史馆依据笔记材料增入的内容。（脱脱：《宋史》卷242《慈圣光献曹皇后传》，第862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在记述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追述太皇太后曹氏反变法的两条材料。一是依据《邵氏闻见录》，说有一次神宗与皇弟赵颢来到曹氏的宫殿，曹氏请神宗罢青苗法与助役法，遭到神宗的当面拒绝。这时赵颢说“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神宗为此发怒，说“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吓得赵颢哭着说“何至是也”？结果三人不欢而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第6169页）另一条可能出自官方史料，说“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称：

王安石变乱天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第6169页）

这些记述的重要性在于，神宗变法时，两朝太后及皇弟赵颢均持反对立场。由于神宗独断乾坤，后宫的反对在神宗朝没有产生实质影响。问题是再过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英年早逝，终年仅38岁。神宗去世之后，长子赵煦继位，庙号哲宗。

宋哲宗

哲宗看似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继位时虚龄仅九岁，完全没有能力真正掌控皇权。所以这时权力斗争的核心并不只是由谁继承皇位，更是谁来填补幼君留下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这场斗争在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高洮洮与宰相蔡确之间展开，虽然高洮洮大获全胜，但在她身后，亲政的哲宗与继位的徽宗重新确立蔡确的定策之功，并指控高氏当年本无意立哲宗为皇帝，从而形成了宋史的另一桩谜案，即所谓的“宣仁之诬”（高洮洮谥号“宣仁圣烈”）。关于宣仁之诬，学界始终沿袭南宋的历史叙述，很多重大而关键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由于情况复杂，以下先介绍“宣仁之诬”的传统论述，然后层层剥除“宣仁之诬”叙述中的谎言，尝试还原哲宗继位过程中被层层掩盖的勾心斗角的本来面目。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八年（1085）二月末，宰执大臣入宫问候，发现神宗已经病危，便回到枢密院南厅讨论奏请立储之事。首相王珪胆小，不敢直接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蔡确、章惇怀疑王珪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催促王珪赶紧决定。王珪答复说皇帝本来就有儿子，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上自有子，复何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1页）

于是大臣们再入宫请神宗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哲宗原名赵佣，立为皇太子之后改名赵煦）。这时神宗已经不能说话，以王珪为首的宰执大臣们说了三次立储之事，神宗只是三次看看王珪，然后微微点头而已，但这样就算是同意了。王珪等又请神宗病重期间由高太后“权同听政”，等神宗康复后再还政，神宗也点头同意。然后宰执大臣们来见皇子赵佣及高太后、向皇后、朱德妃，朱德妃是哲宗的生母。王珪等奏请高太后同听政，高氏“辞避”，这时已年满70的内侍张茂则劝高太后这个时候不应该推辞，高太后就在王珪等人的反复请求下“泣许”听政。

高太后就这样获得了“同听政”的权力，可以代行皇权了。三月初，大臣们再次入宫问候，高太后垂帘听政，皇子赵佣立在帘外。高太后宣布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同时正式宣布由高太后同听政。四天后，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洮洮升格为太皇太后，并取得了仁宗天圣年间刘太后一样的权力，成为宋朝的实质统治者。

高太后主持政局后，任命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执政后，立即要求废止熙宁变法各项措施。这时原来的宰相王珪去世了，但蔡确、韩缜及知枢密院事章惇仍在朝中。他们都是变法派的官员，坚决抵制司马光的主张，提出“三年无改父道”的古训，反对神宗刚去世就把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针锋相对，提出新法是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为，并强调尽变新法是高太后“以母改子”，而不是哲宗“以子改父”，同时推荐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孙觉、王岩叟、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反变法派的官员担任朝廷要职。元丰八年（1085）七月，宋廷废除保甲法；十一月，废除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废除市易法和保马法。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1086），宋廷进一步废除新法。闰二月，反变法派开始向变法派的宰执大臣发起进攻，由反变法派的台谏官参劾蔡确、章惇、韩缜等人。不久，三人分别罢出朝廷。三月，司马光要求全国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引起反变法派内部的广泛争议。范纯仁、苏轼等人认为免役法有合理的内容，不应全部废除，司马光固执己见。四月，王安石在对新法尽废的失望痛心中落寞去世。此后，反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相继拜相。八月，宋廷废除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因病去世，吕公著独相，反变法派继续废除其他新法，并要求将全部变法派官员赶出朝廷，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人相继被贬。元祐年间在高太后、司马光等人的主持下将熙宁变法措施基本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确有何策立功劳

元祐元年（1086）蔡确罢相并出知陈州后，次年又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蔡确在安州出游车盖亭时曾有《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旧恨，于元祐四年（1089）得到这诗后，指斥蔡确诗中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事影射高太后。吴处厚说十首诗中五篇没有讥讪，五篇有所讥讪，但他的解释非常荒唐。比如蔡确有诗：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

这是描写出游的懒散闲适，但吴处厚指这里的“独笑”是在嘲笑朝廷，“右此一篇，称莞然独笑，亦含微意。况今朝政清明，上下和乐，即不知蔡确独笑为何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当然最恶毒的是对这首诗的解释：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

“郝甑山”是唐朝大臣郝处俊，安州人，封甑山公。蔡确在安州游历时发思古幽情，写了一首咏怀当地名人的绝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郝处俊最有名的事迹是劝谏唐高宗不要将政权交给皇后武氏，“忠言直节上元间”就是说这件事。然后吴处厚就解释，蔡确写诗咏怀郝处俊，就是用武则天来影射高太后，通过郝处俊来表达他反对高太后垂帘听政。他论证这个观点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影射太皇太后高氏，那么多的古人蔡确为什么要思念郝处俊呢？安陆那么多的古迹，他为什么偏偏要去偏僻荒芜的钓台寻访郝处俊呢：

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借曰处俊安陆人，故思之，然安陆图经更有古迹可思，而独思处俊，又寻访处俊钓台，再三叹息，此其情可见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10272页）

神宗元丰年间发生过苏轼的乌台诗案，也是典型的文字狱，但苏轼对新法的不满确凿无疑，只是以诗文讥刺治罪本身不合情理。但蔡确诗影射高氏根本是捕风捉影，或者说高氏根本没有武则天的举动，更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所以告发蔡确的吴处厚无疑是卑鄙小人。问题在于，对于这种诬告，朝廷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此案引起轩然大波，臣僚们为如何处置蔡确形成尖锐对立。一方面是台谏官欲置蔡确于死地，“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连上章乞正确罪”。（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0页）另一方面包括宰相范纯仁在内的众多大臣认为蔡确根本无罪，连高氏特别欣赏的苏轼也提醒应该谨慎处理该案。这种情况下高氏稍有政治头脑，完全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置蔡确于死地而后快的正是这位太皇太后。对蔡确的处分开始不过是“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这不能解高氏心头之恨，结果“再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最后蔡确“卒于贬所”。（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1页）不但如此，“前出语救确”的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以及没有及时举报的一大批御史，拒绝起草处罚蔡确的文件的中书舍人彭汝砺，也统统被罢官。（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1页）

高氏与蔡确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呢？后来高氏亲自解释这个问题。高氏知道对蔡确的处理意见很大，有一天就问大臣们这事外面是不是有很多议论：

前日责降蔡确，外议何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宰臣吕大防等说蔡确罪有应得。这时高氏才解释，蔡确写诗影射她的实质是“自谓有定策大功”，他的这种想法极其危险，所以这种人必须清除掉，否则哪天他要回到朝中在皇帝面前以定策功臣自居，那他甚至可以窃取政权：

辄怀怨望，自谓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复来，妄说事端，眩惑皇帝，以为身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宣仁皇后高氏

然后高氏解释说蔡确为什么没有定策之功。她说哲宗是神宗的长子，“子继父业，其分当然”，根本不需要什么定策之功。她回顾当时的情形，说奏请昨神宗立皇太子的是首相王珪，大家都没意见，根本不需要蔡确做什么事情。高氏又说，神宗同意立皇太子的同时，王珪等也提出由她权听政，她当时就推辞，是内侍张茂则称事关国家社稷，高氏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并在第二天正式下令立皇太子。所以整个过程不可能说蔡确独享定策功的，“何以独更有定策功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9页）所以高氏反复强调严厉处罚蔡确是为了防止他为乱朝廷：

若是确他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败，如此行遣，盖为社稷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由此可以确定，高氏置蔡确死地，根本原因不是写诗影射，而是自谓有定策之功，所以高氏与蔡确冲突的实质是定策之功的争夺。这个问题关系到谁真正掌握政权，结果高氏垂帘听政，而蔡确被贬死，太皇太后当然是大获全胜。问题是，既然哲宗以长子继位理所当然，高太后与蔡确在这个问题从无异议，那么理应合作共享政权。但蔡确是神宗朝的变法派大臣，高氏一心尽废新法，所以两人在政治立场上根本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合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氏与蔡确的斗争只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与宫廷权力斗争没有直接关系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高氏的解释就完全合理，蔡确不当自谓有定策之功，而蔡确非要无中生有宣称自己独有定策之功，就不能排除今后窃取政权、为乱朝廷的可能。这样的话，问题就变成了蔡确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自称有定策之功呢？这是一个窃取政权的阴谋吗？但在高氏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这样的图谋岂非必败无疑？那么蔡确真的狂妄愚昧到了这种地步吗？

受遗定策殊勋宰相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光听高氏如何解释，也要看蔡确一方为什么说自己“独更有定策功”。当然宋朝最终的官方史书是以高氏的立场来叙述历史的，所以蔡确等人自谓定策功是作为谎言来描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说：

确、惇、京、恕邪谋虽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辩诘，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1页）

自谓有定策功其实有四个人，分别是蔡确、章惇、蔡京、邢恕，而发明这种说法的是邢恕。史书上没有记载邢恕具体如何描述自己的定策之功，反而说这个四人集团有废哲宗另立的图谋，“帝不豫，恕与确成谋”，“成谋”的具体内容就是：

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讳，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论，雍、曹皆贤王也。（脱脱：《宋史》卷471《邢恕传》，第13703页）

就是说他们认为哲宗年龄太小，不应该继承皇位，神宗有两个皇弟雍王赵颢、曹王赵頵，蔡确等人图谋立皇弟为皇帝。这个图谋完全无法得逞，失败之后他们又诬告是当时的皇太后高氏与首相王珪阴谋立皇弟赵颢，而邢恕与章惇、蔡确坚决抵制，这才确保了哲宗继承皇位：

已而恕反谓后与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2页）

这也就是蔡确自谓定策之功的具体内容，由于指控英宗高皇后谋立皇弟赵颢，史称“宣仁之诬”。后来的史书中称邢恕等为掩盖自己谋立皇弟的阴谋，这才制造出了高氏欲立次子赵颢的说法，这就形成了相互指控对方有同一个政治阴谋的局面。

至此可以充分地解释高氏为什么欲置蔡确于死地，因为蔡确不但自谓有定策功，而且蔡确所谓的定策功意味着高氏谋立次子赵颢，这个指控如果成立，将摧毁高氏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但令人困惑的是，在神宗立长子理所当然的情况下，高氏与蔡确哪方面会谋立皇弟赵颢呢？高氏的解释如果就是事实，那所谓的宣仁之诬应该迅速烟消云散，蔡确更是不得翻身。问题是高氏去世之后，蔡确的定策之功迅速得到了朝廷的确认。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去世。第二年，章惇、蔡卞、邢恕等人就要为蔡确的定策之功翻案，并指高氏当年一度谋立次子赵颢。《宋史·高皇后传》记载，当时神宗正妻向太后与哲宗生母朱太妃都“力辨其诬”，（脱脱：《宋史》卷242《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第8627页）也就是帮高氏否认了邢恕等人的指控，说高氏当然是想立哲宗的。哲宗听了之后“事乃已”，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再来看《宋史·蔡确传》，蔡确是《宋史·奸臣传》的头号人物，但蔡确唯一的奸邪事迹也只有“宣仁之诬”，说明他就是这个原因而被列为奸臣。这里面就记载，哲宗亲政的绍圣元年（1094），冯京去世了。冯京跟蔡确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蔡确的儿子蔡渭，这时已改名蔡懋。当时哲宗亲自到冯家“临奠”悼念，蔡懋作为女婿也在丧礼现场，见到哲宗就跑来为父亲申诉，说蔡确当年为保住哲宗的皇位、抵制高太后谋立其子赵颢才被贬死。这一回哲宗相信了，当时就给蔡确恢复官职，再过一年，应该是经过重新调查，还给蔡确赠官“太师”，又赐谥“忠怀”。蔡确贬死岭南在当地草草下葬，这时哲宗派内侍给蔡确重新下葬，并在京师给蔡家赐了一座宅第。所有这些，都是极高的政治待遇，说明哲宗完全确认蔡确的定策之功。

到了徽宗朝更不得了，蔡确得以配飨哲宗，皇帝去世后进入太庙享祀，他的辅佐大臣也顺带进入太庙陪着哲宗接受祭祀，这里就有蔡确。蔡确其实没有辅佐过哲宗，完全因为定策之功进入太庙。此外，蔡京还请徽宗亲笔书写蔡确墓碑赐给蔡家，墓碑内容是“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等于是把蔡确的定策之功诏告天下。所以在北宋末年，蔡确的定策之功完全得到朝廷的确认，他被列为奸臣是南宋的事情。这样问题又重新回到了高氏与蔡确究竟谁在撒谎？哲宗继位前后真的有人谋立皇弟赵颢吗？

儿子年小须得长君

哲宗继位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两宋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继位是神宗，这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1、大行皇帝英宗是唯一被仁宗过继的皇子；2、英宗三子全是皇后高氏所生；3、嫡长子神宗已成年；4、英宗英年早逝，皇子之间尚无能力展开夺嫡之争。除了第4条，前面三个条件在哲宗继位时都不具备。首先神宗有两个皇弟，《宋史》记载的英宗后妃仅有高洮洮一人，她生育了神宗赵顼、赵颢、赵頵三子以及寿康公主。高氏三子都不长寿，神宗终年38岁，赵颢去世于绍圣三年（1096），得年47，而赵頵元祐三年（1088）去世时年仅33岁。其次《宋史》记载神宗有十四子，其中“八王皆早薨”，存活的六子分别是哲宗、赵佖、徽宗、赵俣、赵似、赵偲。生育众多也意味着后妃的情况比较复杂。神宗的皇后向氏没有生育，向氏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寇准关系紧密，因此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的皇后曹氏、高氏、向氏，他们的祖上曹玮、高琼、向敏中在真宗朝都属于寇准政治集团。而哲宗的生母朱氏出身低微，朱氏的亲生父亲崔杰早逝，母亲李氏改嫁朱士安才改姓朱。朱妃在哲宗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妃，她生育的另一位皇子是赵似。徽宗的生母陈氏出身应该也非常卑微，史书记载她因神宗去世过度悲伤而去世。此外，赵俣、赵偲的生母林贤妃是真宗朝的三司使林特的孙女，赵佖的生母则是武贤妃。

宋神宗

神宗去世之后，表面上看长子哲宗继位理所当然，但哲宗远未成年，这会造成诸多问题。首先，神宗面临着宋初杜太后遗诏所谓的“当立长君”问题，在长子未成年的情况下，其实不能完全排除赵颢继承皇位的资格。其次，即便确定由哲宗继位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幼子继位理当有太后垂帘听政，而这时的太后问题其实比皇子还更加复杂。如果哲宗是神宗皇后向氏亲生，那么其实不能排除哲宗继位后由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但哲宗是朱太妃所生，所以向太后的政治资源就削弱了很多。更为麻烦的是太皇太后高氏还健在，由于神宗继位时已经成年，高洮洮丧失了以母后听政的机会。而哲宗继位时既有嫡母又有生母，由祖母高氏听政并非唯一选择。除了权力之争，哲宗继位的复杂性还在于涉及的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也就是皇弟赵颢与母后高氏反对变法，而皇子、皇后与嫔妃作为神宗的家人理应继承变法路线，两者在政治上可谓是天然对立。所以，神宗临终时既有皇弟赵颢、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德妃朱氏之间的明争暗斗，更酝酿着巨大的政治漩涡，所谓欲立赵颢的问题也是由此而生。按后来蔡确之子蔡懋的追述，神宗临终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儿子年小，须得长君继为之”的问题，所以在皇弟与皇子之间不是毫无犹豫，正是蔡确坚定了神宗传子的决定，蔡确的定策之功也由此而来。

南宋之后的史书完全采用高氏的立场来叙述这段历史，但蔡确立场的史料并未完全涅灭，事实上哲宗继位前后的史料多得与其他时段几乎不成比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太宗朝一般是一年一卷，真宗朝开始有一年数卷的情况，神宗朝一年可以有十多卷，但元祐元年竟有三十卷之多，也就是平均一卷只能记12天的历史，有时甚至一卷只记一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政治斗争的双方各自成篇累牍、针锋相对的奏议大量保留，其次是哲宗之后宋朝的政治斗争反反复复，每一次政治反复都要把那段历史重新叙述一遍，所以相关的历史记载也反反复复，结果就是制造了过多的史料。过多过于反复的史料的确给辨析真伪制造了极大的障碍，但如果能把握政治反复的原因，还是有可能通过梳理历史叙述层累的过程还原政局演变的基本脉络。神宗去世之后两宋政局与史书编纂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元祐年间，最高统治者是太皇太后高氏，政治立场是以母改子、反变法，政策是尽废新法，政治斗争主要是打击变法派官员。

第二阶段：绍圣、元符年间，最高统治者是宋哲宗，政治立场是继承神宗事业，政策是恢复变法，政治斗争主要是打击反变法派官员。

第三阶段：建中靖国时期，最高统治者是皇太后向氏，政治立场是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

第四阶段：徽宗亲政时期，最高统治者是宋徽宗，政治立场是继承神宗事业，政策是坚持变法并变本加厉地收刮民财，兴起崇道运动，政治斗争是在打击元祐党人的基础上，变法派官员之间争权夺利。

第五阶段：南宋高宗时期，最高统治者是宋高宗与孟太后，政治立场是肯定元祐政治。

官方史书的政治立场当然也随着这五次政局反复而不断折腾。

诬蔑圣德著在国史

宋朝官方史书的编纂有一套非常复杂而完备的制度，最终形成的文本主要有《实录》与《国史》两种。《实录》是编年体史书，一朝皇帝一部，《国史》是纪传体史书，体例与正史二十四史一致，二至四位皇帝修一部。哲宗继位的历史叙事首先出现在神宗、哲宗两部实录。参与哲宗继位的关键政治人物多在哲宗、徽宗朝去世，他们在《国史》中的列传也是哲宗继位叙事的重要史料，所以又涉及到哲宗、徽宗朝的《国史》。然而《神宗实录》《哲宗实录》与哲宗、徽宗朝《国史》的编纂情况都特别复杂，这里做简单的介绍。

据研究，《神宗实录》先后有五次编修，是宋朝官方史书中最折腾的一部。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就指出，“《神宗实录》的修撰，围绕着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不同发生激烈争论，累经反覆，多次重修。每次修撰，都反映出封建朝廷中两个党派斗争的消长，以及最高当局决策方向的转变。因此，《神宗实录》的修撰，已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82页）他还指出，《神宗实录》先后有五次修撰，一在元祐，二在绍圣，三在元符，四、五两次均在南宋绍兴时期。《神宗实录》的第一次修撰，始于元祐元年（1086），最初由蔡确主持，蔡确罢相后，又先后由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主持，并于元祐六年（1091）成书上进。当时哲宗尚幼，这部《神宗实录》多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材料而诋毁熙丰变法。

司马光

陆佃参与了《神宗实录》的修撰工作，他对随意诋毁熙丰变法非常不满，经常与另两位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就说“如公言，盖佞史也”，而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脱脱：《宋史》卷343《陆佃传》，第10918页）毫无疑问，这个版本《神宗实录》关于哲宗继位的叙述，是站在高洮洮的立场上而完全否定蔡确的定策之功。

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神宗实录》也由蔡卞提议而迅速重修，并以坚称自己有定策之功的章惇主持编修工作，曾布又提出参照王安石拜相时编写的《日录》重修《神宗实录》。绍圣三年（1096）重修《神宗实录》成书上进，可以想象这次重修主要是把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说法改为王安石日录的说法，至于哲宗继位问题肯定是按章惇的立场确立了蔡确的定策之功。

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即位，次年改年号建中靖国。当时向太后曾有短暂听政，“欲和调元祐、绍圣之人”，（脱脱：《宋史》卷345《任伯雨传》，第10965页）于是提出再修《神宗实录》，但结果不了了之。但同时提出编修《哲宗实录》的工作最后由蔡京主持，并于大观四年（1110）成书上进，应该也是完全肯定蔡确、章惇、邢恕以及蔡京的定策之功。

南宋建炎年间，高宗针对宣仁之诬提出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

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47页）

绍兴四年（1134）重修工作正式开始，绍兴六年（1136）《神宗实录》成书上进，重修《哲宗实录》也于绍兴八年（1138）完成。这次重修的主要负责人是元祐史臣范祖禹之后范冲，所以又基本上回到了元祐年间《神宗实录》的基调上。至于绍兴年间还有一次重修《神宗实录》主要是技术上的调整，政治立场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关于哲宗朝《国史》的编修情况，首先是大观四年（1110）徽宗下令修《哲宗正史》，政和四年（1114）成书上进，其中的《蔡确传》无疑全面肯定蔡确的定策之功。到了南宋需要重新否定蔡确，所以下令重修神宗与哲宗朝的《国史》。但不久《徽宗实录》修成，接着需要编修《徽宗正史》，这样就同时面临《神宗正史》《哲宗正史》的重修与《徽宗正史》的第一次编修工作，于是高宗决定将这三朝《国史》一并编修，遂“诏置国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中华书局，1988年，第2978页）这部《三朝国史》在高宗朝没有完成，孝宗朝《钦宗实录》完成后，孝宗又决定将钦宗朝与前三朝的国史一并修撰，于是开始编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这部《四朝国史》成书上进已是淳熙十三年（1186），其政治立场当然是反变法、肯定高洮洮而把蔡确、章惇等人打为头号奸臣。不过由于李焘参与《四朝国史》的编修工作，他把所见大量北宋时代的原始史料抄入了《续资治通鉴长编》。

今天重新讨论哲宗继位时的宫廷斗争，主要就是依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抄录的史料。该书立哲宗为皇太子的记事在该书卷三百五十二，该卷开篇就说明“起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甲午尽其日”，也就是这一卷只记录了一天的历史事件。该天就记两件事，总计2万8千余字，第二件事有数百字，也就是说李焘为立哲宗为皇太子这一个事件保留了两万余字的第一手史料。该事件的正文也就两百余字，而且立场必须与《四朝国史》一致，主要是突出高太后的功绩，全文如下：

三月甲午朔，执政诣内东门，入问候。皇太后垂帘，皇太子立帘外。皇太后谕珪等：“皇子精俊好学，已诵论语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好学书。自皇帝服药，手写佛经二卷祈福。”因出所写经示珪等，书字极端谨，珪等拜贺。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又诏：“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俟康复日依旧。”未刻，执政再入问圣体，进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谕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纪纲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执政日再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17页）

前一天通过大臣王珪等人的奏请，神宗同意立哲宗为皇太子，由高太后同听政。高太后在夸了哲宗一番之后，便宣布立哲宗为皇太子，同时正式宣布神宗病重期间由高太后“权同处分”。但接下来，在小字注释的部分，李焘抄录了不同时期有关这一事件的相关史料。

第一部分是“吕大防提举实录奏请批付事”。这是元祐年间吕大防主持编修《神宗实录》时对如何记述哲宗继位提出的请示及批复，体现了高太后的政治立场。

第二部分是“新录辨旧录诬谤”。这是高宗朝重修《哲宗实录》时对“宣仁之诬”的鉴别，其格式是先抄录“旧录”也就是徽宗朝《哲宗实录》的原文，然后指出其中诋毁之处，最后说明将哪些文字删除。这个部分的文字非常多，包括：

《新录辩诬》第一卷，凡六段，又《高遵裕传》，又《燕达传》，又《荆王頵传》，又《蔡确传》，又《邓润甫传》，又《刘惟简传》，又旧录绍圣四年五月己巳，又绍圣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丁未，又十一月《梁焘传》，又元符元年二月张士良狱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17-8418页）

这里的人物传记应该是指《实录》中的附传。由于这些“辩诬”之词完整保留了旧录原文，据此就可以完整还原徽宗朝《哲宗实录》对哲宗继位过程的完整叙述。

第三部分是从徽宗朝《哲宗实录》中抄出的元丰八年黄履以及绍圣二年刘拯、高士京、叶祖洽等人指控王珪不忠的奏议。

第四部分邵伯温对“宣仁之诬”的辩诬专书节录。

第五部分是曾布日记中徽宗朝追贬王珪时向太后对哲宗继位过程的追述，向太后对高氏多有回护。

第六部分是吕大防元丰八年的时政记，主要是流水账，几乎不涉及权力斗争。

第七部分是韩宗武复述其父韩缜对当时经历口述。

第八部分是蔡懋复述其父蔡确对当时经历的口述。

第九部分是徐秉哲在钦宗朝建议重修《哲宗正史》的札子，其中摘录徽宗朝《哲宗正史》诽谤高氏的叙述，包括《哲宗本纪》《高皇后传》《赵颢传》等篇章的节录。

第十部分是蔡惇《夔州直笔》有关高太后立哲宗为皇太子的记载。

以上第二、三、九部分保留了徽宗朝《哲宗实录》《哲宗正史》肯定蔡确定策之功的叙述，而第七、八部分是韩缜之子、蔡确之子对父亲当时经历的追述。通过这些材料就可以还原蔡确定策之功的完整叙述，包括高太后是否确定立哲宗为皇太子，皇弟赵颢当时是否有异常举止，谋立赵颢究竟从何说起，为什么说首相王珪不忠于神宗，以及蔡确的定策之功究竟体现在哪里？讨论清楚这些问题，围绕哲宗继位展开的宫廷斗争的关键问题才能揭示清楚。

或皇后权同听览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高太后是否确定立哲宗为皇太子？所有的材料看下来，这部分最不成问题。如旧的《哲宗实录》称：

按刘惟简、陈衍在元祐时，内挟党类，外交权臣，邪谋诡计，无所不至。宣仁圣烈诚心德意，不能动摇，皇太后、皇太妃保佑拥护，朝夕备至，故惟简、衍不得逞其奸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24页）

《哲宗正史·高皇后传》称：

保佑上躬，致极慈爱。群奸数睥睨，至有奏疏乞召外戚继大统者，赖后意不移，奸谋得息。神宗感疾，上手书佛经以祈福，既正储位，因辅臣奏事，后于帘前出所书示之曰：“太子聪哲，社稷之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43页）

当然在蔡懋追述蔡确的叙述中，高太后的态度远没有那么积极主动，但至少还算正常：

（蔡确）厉声云：“已得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请都知奏皇太后，某等贺。”于是茂则引辅臣至帘前再拜而出。太后熟视状奏，差中使锁学士院。三月一日，文德殿宣制，因奏乞改哲宗庙讳，贴麻施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6页）

在蔡确取得神宗同意立皇太子之后，高太后“熟视状奏”，然后也就接受了，“熟视”是注目细看的意思，最多表现得有些犹豫，但也可以理解为认真仔细，至少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

第二个问题，皇弟赵颢当时是否有异常举止？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在蔡确这派看来赵颢明显蠢蠢欲动，而且与高太后显得异常亲切，比如旧《哲宗实录》记载：

太子未建，中外汹汹。皇弟雍王颢问疾，辄穿帐径至皇太后所语，见宫嫱不避，神宗数怒目视之，颢无复忌惮。

皇后忧恐，出财佛祠设斋，揭牓曰“延安郡王祈祷”，冀天下知王长立，能致恭孝。

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辅臣入问，至紫宸殿。颢乃邀于廊曰：“军国事，当请皇太后垂帘。”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争，得不宿。既而留禁中，曹王頵屡牵臂引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19页）

这三段记述非常重要。首先，赵颢随意进入禁中，并与高太后私自交流，引起神宗的愤怒，但赵颢毫不忌惮。其次，赵颢的举止引起向皇后的极度忧虑，也就是担心赵颢可能与哲宗争夺皇位，所以只能向佛教祈祷哲宗顺利继位。最后一条尤其重要，赵颢提出应该由高太后垂帘，同时试图留宿禁中，遭到向皇后的坚决抵制以及皇三弟赵頵的强力劝阻。这段记述充分揭示了当时宫廷斗争的格局：1、皇弟赵颢对哲宗继位形成威胁，但机会不大；2、向皇后与皇弟赵颢的冲突最明显、激烈；3、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并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才需要赵颢提出“邀”请；4、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没有那么明确，是因为向皇后也有机会垂帘听政，所以高太后与向皇后的垂帘听政之争是当时宫廷斗争的另一个焦点；5、只是由于向皇后首先要排除赵颢继位的可能，所以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与高太后争夺垂帘听政的权力；6、而从高太后的立场上来讲，成年的赵颢继位根本不利于她垂帘听政，但赵颢继位的潜在可能可以转移向皇后针对她的矛盾。在这种格局下，由赵颢继位其实根本不会成为高太后真正追求的目标，却是她要挟向皇后及神宗的完美工具：如果不同意由她垂帘听政，那就以立长君为由支持赵颢继位！而这个推论足以解释哲宗继位过程中所有宫廷斗争的微妙现象。

赵颢的举止在《哲宗正史》中也有明确描述，首先哲宗本纪的记述与旧《哲宗实录》类似，其次在《高皇后传》中明载高洮洮喜爱次子赵颢，“后雅爱雍王颢，先帝疾，颢数穿帷入白后，后卒不果”。《赵颢传》则更加露骨地说在“太子未建，中外洶洶”的情况下赵顥“有覬倖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43页）高太后与向皇后的垂帘之争才是当时宫廷斗争潜藏的核心问题。由于没有直接浮出水面，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叙述中极少正面提及，似乎高太后垂帘听政是理所当然。但当时御史中丞黄履奏议的贴黄中提及高士英私议权柄时就有“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的表述，说明这其实是所有人都看破却不说破的关键问题。【刘静贞《社会文化理念的政治运作——宋代母／后的政治权力与位置试探》（邓小南、程民生、苗书梅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12）》，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5页）注意到当时有机会“权同听览”的可能是高太后也可能是向皇后，因此高氏取得权同处分军国事的权力看似是自然升转的变化，其实应该是前一阶段角力的结果，并且指出高氏在“权同听览”的争执中胜出或许不仅是因为双方政治实力高下，更是基于她身为“皇帝之母”的社会身份】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首相王珪不忠于神宗？其实王珪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是谋立皇弟赵颢，这是作为词臣的王珪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持疑顾望，含糊不决”，顾望什么呢？就是他想知道高太后想立谁，高太后支持谁他就支持谁。所以诸多史料都记载，蔡确等人问王珪到底主张谁来继承皇位，王珪的态度就是不关他的事，“自他家事，外廷不当管他”，而且还去向高太后的堂兄高士充打探“欲知太皇太后意所欲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25-8426页）当然这也说明王珪是位老实人，他只知道实权已经掌握在高氏手中，却没有看破高太后无意立次子而只是想垂帘听政。

我子母几无去处

“宣仁之诬”长期以来未被澄清的原因是被虚假问题纠缠不清。这个虚假问题就是互指谋立皇弟赵颢，其实高洮洮与蔡确都没有这样的企图，非但蔡确绝无可能谋立赵颢，徽宗朝《哲宗实录》《哲宗正史》在全面肯定蔡确定策之功的同时也没有出现高洮洮谋立赵颢的说法。两派斗争的焦点是蔡确争取定策之功却被高洮洮全盘抹煞，所谓的“宣仁之诬”可能是徽宗朝蔡京等为打击元祐党人而炮制出来，而反诬蔡确谋立赵颢应该是南宋为高氏翻案之时才出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二保留的史料中，最详尽记录当时情形的无疑是蔡懋的追述，其中也没有所谓的“宣仁之诬”，只是生动描述了蔡确是如何立下定策之功的。对于蔡懋的追述，哲宗就是全盘接受并直接给蔡确赐谥“忠怀”。蔡懋的讲述比较复杂，按时间线重点整理当时的情形如下：

元丰七年冬，神宗病重。有一次大臣们奏事时，神宗纵论天下事，突然哭了起来，大家都问神宗为何事如此伤心，是不是宫中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神宗过了很久说：

天下事只做到这里，儿子年小，须得长君继为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7页）

这是神宗自知去日无多，担心儿子年幼无力继位，正在犹豫是否应该把皇位传给皇弟，当然这是他极不情愿的考虑。这时蔡确就说“陛下春秋方盛”，怎么能说这种话呢，神宗就说就这么回事了，“天下事止如此”。蔡确又说皇子特别聪明，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舍命辅佐皇子，“陛下有子岐嶷，臣等未先朝露，当以死报陛下”。神宗听了很高兴，对蔡确说你可不能辜负我啊，“卿必无负”，从此蔡确就自认肩负着神宗“托国建储”的使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7页）

元丰八年正月二十六日，神宗病情突然恶化。由于之前未立皇储，形势顿时变得十分紧张，“中外洶洶”。蔡确意识到请立皇储是这时作为宰相的首要责任，于是十分保密地与首相王珪商议此事，但王珪不做明确答复，只是含糊地说好的好的，“但唯唯而已”，这让蔡确觉得十分可疑。于是蔡确去问邢恕，邢恕就告诉了蔡确一则传闻，就是王珪通过高士充向高遵裕打听高洮洮的立储意向。据其他史料的记述，此举遭到高遵裕的勃然训斥：“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蔡确也由此认定王珪不忠，于是决心自己担负起奏请立储的重大责任，并约章惇、邢恕联合行动。蔡确还考虑到事关重大，争取禁军将领的支持十分重要，就请蔡确的弟弟蔡硕联系殿前指挥使燕达，燕达表态“愿尽死力，上助相公”。蔡懋又说当时蔡京是知开封府，蔡确也联系了蔡京，蔡京竟然“备刽子随行”以备非常，这个情节确实不太可信。

蔡懋的叔叔蔡硕当时是军器监，他与内侍阎守懃有业务上的联系，这时就听阎守懃讲到皇弟赵颢、赵頵的举动比较可疑，说两位皇弟来探望皇帝时“多不避宫人”，又经常长时间的与高太后单独交流，“屏人语，移时不出”，当时神宗已不能说话，看在眼里“但怒目而已”。阎守懃又讲到神宗的病情，有一次神宗说“我足跌头痛”，又有一次叹息“我好孤寒”。当时神宗只能通过书写沟通，有一次他给阎守懃写了“不入局做甚”几个字。蔡硕又向国舅向宗回打听相关情况，向宗回说宫中发生的事情“寒心难言”，之前听说赵颢想要在宫中留宿，向皇后极力反对，“中宫厉声纷争乃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5页）以上都是赵颢图谋夺嫡的迹象。蔡硕又听另一位内侍刘惟简说，有一次在张茂则房内有人说立储之事得听高太后的，前朝大臣不应该参与进来，而当时王珪在前朝的态度也是“立嗣，人主家事，吾曹不要这他”。蔡硕又听仁宗的外孙李嗣徽“具述奸人阴谋不可量”，李嗣徽说“万一为此辈所先，中夜御宝一纸出，明日奈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5页）以上都说明高太后试图主导立储大权。

阎守懃通过蔡硕提醒蔡确，立储之事需要由宰相先提出来皇帝才好操作。蔡确意识到事态紧急不可拖延，于是先通过蔡硕做好禁军燕达及内侍刘惟简、阎守懃等人的工作。蔡确还问燕达如果立储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你怎么办，燕达答复与宰相一起抗争，“丞相率百官，达率将校争之，有死无二”。蔡确又通过阎守懃与向皇后取得联系，让向皇后注意防备，明天奏请立储时务必出现在福宁殿皇帝身边。向皇后对阎守懃说，宫中没有问题，“外面议论如何”？阎守懃说“蔡相已布置定大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6页）

二月二十九日，蔡确约集宰执大臣讨论立储之事，逼问王珪的态度，王珪还是不表态，“俯首不语”。蔡确就说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不说话，“安可缄默观望”？然后蔡确给章惇丢眼色，章惇进一步逼问王珪，“复以语恐之”，王珪脸色都变了，但就是不表态。蔡确故意对章惇说，王珪只是遇到大事时特别稳重，不会有不同意见的，然后对王珪说，去年皇帝宴请时就让哲宗出面招待，说明已经选哲宗作为接班人了。王珪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表达支持哲宗。章惇还是很生气，指责王珪说难道只有这一句话吗，不是应该还有第二句话的，“此是第一句尔，不知第二句云何”？但王珪不表态，这时蔡确说有这一句也够了吧。蔡确这样才取纸让章惇写了一个奏请的札子，然后与各位宰执大臣共同签字画押。当天晚上大家就到神宗面前奏请立皇太子，神宗“闻之首肯泣下”。蔡确拿着札子对张茂则说，“已得圣旨”立哲宗为皇太子，请张茂则告知高太后，我们来向高太后祝贺。张茂则带着大臣们到高太后帘前报告立储之事，高太后仔细阅读了札子，下令安排起草诏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6页）

三月一日宣布立皇太子，并派十名神宗信任的内侍侍卫皇太子。三月五日大臣们接到通知紧急入宫，蔡确跟王珪说如果是皇帝去世了，进宫后立即要求皇太子登基。王珪说到时听高太后的安排，“待到帘前取旨”。蔡确就说今天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做正确的事情，可能危及每个人的整个家族，现在已经立了皇太子了，怎么还能说“取旨”这种话。吓得王珪只好说都听你的行了吧，“惟命是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6页）接下来就是哲宗登基的程序，宣布神宗遗制，百官礼拜新君。程序结束后，蔡确指出遗制中对哲宗的生母朱氏没有安排，这是不合适的，应该尊朱氏为皇太妃。过了很长时间，已是太皇太后的高氏才同意了蔡确的这个意见。

为了安排哲宗继位后的各种事宜，神宗去世后蔡确在宫内一连留宿七日，出宫后对着母亲明氏号啕大哭，说我总算没有辜负神宗的托付。哲宗继位后，蔡确的母亲明氏、妻子孙氏入宫觐见向太后。向太后说，蔡确当时到帘前向高太后奏请立皇太子时，向皇后把哲宗交给刘惟简，并一起出来就坐，当时高太后用手指在向皇后胸前狠狠地戳了一下，说“你这回放心”，一边还指胸前说这里至今还有淤青呢。然后明氏与孙氏又去觐见朱太妃，朱太妃就哭着对她们说，要不是蔡确，她与儿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若非相公，我子母几无去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2，第8437页）

蔡懋陈述中有几处表述含义比较模糊，一处是神宗写给阎守懃的“不入局做甚”几字，一处是章惇逼问王珪“此是第一句尔，不知第二句云何”？还有一处是高太后戳向皇后胸说了一句“你这回放心”。这些话什么意思，材料中都没有交待，显然是有政治忌讳而不便说明，应该都是各方向高太后妥协听由其垂帘听政的意思。章惇问王珪的“第一句”是立哲宗为皇太子，“第二句”王珪不愿表态的应该就是让高太后还是向皇后垂帘听政的问题，蔡确说第一句就够了就是各让一步，王珪同意立皇太子，则蔡确同意高太后听政。而向皇后为什么要转述那句“你这回放心”，表面上是高太后在向皇后祝贺立皇太子，其实最兴奋的是高太后自己，因为立皇太子是以高太后垂帘听政为交换条件的，所以这句“你这回放心”可不止是祝贺，向皇后听出来更多的意味恐怕是高太后当时的得意之情，所以弄得向皇后胸前长期作痛。至于神宗那句“不入局作甚”，就请读者自己细品吧。

总之，还原“宣仁之诬”的历史情形，应该是神宗犹豫过当立长君，蔡确坚决主张传子，赵颢窥伺继位机会，而高太后谋求听政大权。的确无人主张立赵颢，但高太后利用赵颢排除向皇后的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