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一切灾难，似乎都是突然而降的。
地震、雷电、火灾、龙卷风、泥石流等自不必说，远离战争爆发点的人们，明明听到、看到、感知到战火或快或慢地靠近，但在真正烧及的一刹那，往往仍然是猝不及防的。
抗战时期丰子恺家族逃亡的起点是他的故乡石门湾，是他精心经营的艺术而生活的缘缘堂。浙北小镇石门湾地处嘉兴和杭州之间，从三十里外的长安火车站上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再往北，三小时到上海。按现在的导航软件，从石门镇到上海火车站不到150公里，驾车约两小时可达；从如今石门所属的桐乡市坐火车到上海，最快36分钟，最慢52分钟。所以，1937年上海壮烈的八一三抗战，几乎近在咫尺，但人们仍心存侥幸。从上海、松江、嘉兴、杭州各地迁来许多避难人家，更让当地人误认此地为桃源。这个小镇远离铁路，一派平和，全不设防，乡人们用他们的常识设想：“真的！炸弹很贵。石门湾即使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
1937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40岁生日（虚岁）。此时，松江已经失守，嘉兴被炸得不成样子，但丰家还是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素筵。屋内充满了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宾客的谈话已不同以往，尤其是从外地逃难而来的亲友，所见所闻均为伤心惨目的战时遭遇，但亲切平和的石门湾似仍让人安心，寿宴结束后大家欣然地散去。
但这却是缘缘堂无数次聚会欢宴中的最后一次。一星期之后，1937年11月6日，农历十月初四日下午，石门湾遭遇日机轰炸，当场炸死三十余人，伤无算。其中一枚炸弹落在缘缘堂后门外不远处。
大轰炸当天，丰子恺一家辞别缘缘堂，开始从浙江，到江西，到湖南，到广西，到贵州，到四川的九年流离生活。
丰子恺
外婆“失而复得”
丰子恺的妹妹雪雪嫁在三四里外的村子南沈滨。听见炸弹声，妹夫蒋茂春立刻同他的弟弟摇一只船，到镇上接丰家到乡下避难。这支逃难队伍共有十人：丰子恺夫妇，恰好在他家做客的七十岁岳母，三姐丰满，正在上中学和小学的六个子女。在南沈滨住下后，丰子恺每日遣人去十五里外的练市镇借阅报纸，了解日军的动向和进展。他打定主意，只要嘉兴不失守，决不轻去乡国。村居旬日，嘉兴仍无失守消息（事实上丰家离开前两日嘉兴已失守），然而风声却紧起来。抗战军人开到，在村前掘壕布防，一位连长告诉丰子恺，“贵处说不定要放弃”。邮局先迁到邻近，这时又要迁往别处，送到丰家的最后一封信是丰子恺一向敬仰、多有来往的当世大儒马一浮先生从桐庐寄来的，告知他已由杭州避居桐庐，并问石门湾可否安居。
石门湾已毁于敌手，南沈滨也肯定不能久居，逃难，逃向哪里？丰子恺曾想过投奔金华附近的汤溪，那里是他们的老家，他们这一支是在明末清初迁居到石门湾的。但三百多年过去，他们与祖居地并无联系，二十多年前丰子恺在东京偶然遇到族兄丰惠恩，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自己的老家在汤溪，并且知道汤溪有丰姓数百家自成一村。但他只认识这位族兄，而这位族兄长居上海闸北，闸北糜烂后不知所往。丰子恺不敢贸然到汤溪，更担心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一大家人在“皆业农”的汤溪无以为生。收到马一浮先生来信后，丰子恺决定经杭州到桐庐，再定行止。
决策甫定，机缘即至。11月20日下午，丰子恺的族弟平玉带了他的表亲周丙潮来访，询问丰家的行止，表示周家有船，丙潮将带妻子和三岁的孩子与丰家一起逃难。周家有两子，丙潮为次房，家族让其随丰子恺漂泊天涯，是让两房儿孙分开两处，以策安全。对丰子恺而言，二十多岁的丙潮和祖传染坊店伙计章桂的一路同行，无疑获得有力臂助。到后方后，为解决他们的生计，丰子恺开设“崇德书店”，章桂甚至成长为一位书店经理。
次日下午，丰子恺全家十人和族弟平玉、店友章桂，乘丙潮放来的船离开南沈浜，驶向十里以外吴兴县属的悦鸿村（丙潮家）。这时，离石门镇陷落只有三十余小时。
傍晚到悦鸿村，在丙潮家晚餐并稍事休息之后，于半夜沿运河开向杭州。次日下午，船近塘栖。这是离杭州很近的一个著名古镇，这个镇，对石门湾的人来说非常亲切。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专门写道，若不赶时间，到杭州可坐更惬意舒适自由的运河船，并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是不相干的”。但这一次逃难过塘栖，却让他们饱受惊吓。一艘满载兵士的船从对面开来，交错间，一个兵士大声问坐在船头的章桂“鬼子在什么地方”？显然敌兵已经逼近。忽然，另一艘兵船一面大声喊他们停船，一面向他们靠近。船夫说“要拉船了”，拼命地逃，丰子恺见兵士已经举枪瞄准，急命船夫停住。幸好对方只是要借一个船夫，说是“摇三十里路就放他回来”。他们强行拉走了把大橹的“丫头”（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工）。
半夜，船到杭州郊外拱宸桥，得知此去桐庐，不但不再有公共汽车，而且船也难以雇到，便再度精简行李，全家胡乱休息半宿，五点钟即起身上岸。从杭州坐船溯富春江到桐庐，以六和塔为起点。拱宸桥在杭州北面，六和塔在南面，中间距离三十六华里，没有交通工具。丰家十人，丙潮家三人，加章桂平玉，十五人中十三人能走，丙潮的三岁小儿传农和丰家七十岁外婆不能走。传农可由丙潮背负，老太太却无办法。只好商请丙潮（船工都是他的村邻），在船工中雇请一人背负老太太，并送到桐庐。一位名叫“阿芳”的壮年汉子应聘背起了老太太。走不到十里，老太太在阿芳背上被挤压得喘不上气来，决不能再走。“扶了她走呢，一步不过五寸，一分钟可走十步，明天才走得到六和塔。”幸好找到一顶轿，这才如鱼得水。忽然西湖在望，这是丰子恺从少年起就熟识之所，是他时常与家人朋友盘桓游栖之处，也是他背着画箱探幽览胜之地，如今山河破碎，西湖却一如往昔地美丽可爱，浑然不觉浩劫将至。丰子恺忽然悲从中来，自离家后，第一次流下眼泪。
走到南山路，遇到空袭警报，一行人各自逃命，彼此失散，幸好下午二时许都到了六和塔下的一个小茶店内。茶店老板夫妇设套高抬船价，未得逞后冷言恶语相向，令丰子恺感受到平生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和屈辱。等平玉章桂终于雇到船，正要离开，阿芳又被兵士拉去挑担，幸好拉他的士兵守信，确实“一下子就放他回来”，未如丫头般借而不归。行到半夜，又经历一次凶险：船老大将船靠岸，要求加价，还好平玉有江湖经验，将船家稳住。次日清早，船到《富春山居图》所描绘的富阳，天气又晴好，各人苦中作乐，坐在船头欣赏沿途风景。到马一浮先生所在的桐庐时，已是晚上十点半。
三天后，丰家搬到离桐庐县城二十里的河头上村，在这个“新巢”里居住了二十三天。但显然这里也非久居之地，当丰子恺与马一浮先生在冬日里“负暄谈义”的时候，听得到远处的炮声，知道火线正在逼近。再往哪里逃？桐庐为山区，可以“避深山”。河头上小学的一位美术教员黄宾鸿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个高山——船形岭——的顶上，丰子恺曾两度上山察看，但终于决定远行。
到达桐庐的十五人逃难队伍中，最能干的平玉和船夫阿芳已经回家。从石门湾到桐庐，“行路难”已有实感，尤其对于七十岁的老太太而言，颠沛流离实难胜任。更何况，上一次，他们投奔马一浮先生而来，这一次，前路茫茫，形势更危迫，交通一定更困难，江湖也只会更险恶。丰子恺与妻商议，把老太太寄托在船形岭的黄家，他家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当不至于太受累。老太太也同意这个安排，于是雇轿子把她送上山去。
12月21日，这支逃难队伍黎明即下船出发。到桐庐后，不久就找到一只较大的船，言定二十八元送到兰溪。比起来路，顺利得出乎意料。从杭州到桐庐，小茶店的老板要价七八十元，用二十五元雇定的那只船，半道上加价至六十元，而且半夜停船靠岸，岸上似有同伙，一度情形紧张。这一次，不但他们的船溯钱塘江而上一帆风顺，显然公共汽车也还通着。船上诸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想起留在桐庐山上的外婆，不禁愀然不乐，一个孩子说：“外婆悔不同了来！”丰子恺果断让船夫靠岸，派章桂步行回船形岭，迎老太太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会合。这时富阳桐庐一带交通秩序混乱，杭州即将失守，能否顺利接老太太到兰溪，实在不敢确定。
12月23日上午，船到兰溪。丰子恺的妻子和长女陈宝即刻登岸，奔向汽车站。约一小时后，两人回来，站在岸上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原来章桂竟不负所托，带着老太太搭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与他们差不多同时到达兰溪，“好像是天教我们一家始终团聚，不致离散似的！”
丰家逃离的时刻，几乎紧贴着战争的前锋。丰子恺四十寿宴一周之后，1937年11月5日，日寇在杭州湾北部登陆；他们离开南沈浜的前两天，11月19日，嘉兴陷落；石门湾现今所属的桐乡县城，11月23日沦陷；一起逃难的周丙潮家，虽离得近，却属吴兴县，11月24日沦陷；石门湾当时所属的崇德县，12月23日沦陷；惹起他无限伤感的杭州，在他们离开桐庐三天之后，12月24日，陷于敌手。
添得娇儿一口
丰家的目的地是长沙，第一站到兰溪。兰溪位于浙江省中西部，地当要冲，多有文人墨客遗痕，素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之说。国民政府曾于1933年9月置兰溪实验县；1934年，设兰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金华府8县及建德、桐庐、分水共11县；1937年撤实验县复为普通县，兰溪区改称第四专区，驻地迁金华。到兰溪，也就是到金华。而金华，此时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
浙江紧邻上海，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浙江岌岌可危。一旦杭州陷落，省行政中心将迁往何处？浙江各行政专区中，绍兴离杭州太近，宁波、临海、温州在沿海，敌易登陆，省政当局认为只能在金华、衢州和丽水三处选择。金华衢州地处内陆，且有浙赣路可通，丽水僻处浙南；三地之中，金华居中，得到优先考虑。1937年11月初，日寇在杭州湾北部登陆，杭州告急。11月中旬，省府各机关陆续迁到金华，文化机构和文化人随之聚集该地。
到兰溪，果然有了一次丰子恺一生中很不寻常的偶遇。此时丰子恺已名满天下，他在兰溪旅舍登记的是上学时的姓名“丰仁”。没想到，他的老同学曹聚仁就住在同一家旅馆。两人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先后同学，曹低两级，此时正“握笔从戎”做战地记者。两人交情一向不错，但当天晚上“一饭”之后，公开交恶，终生绝交。丰子恺性格温和，广积善缘，多次在文章中对某人毫不留情，恐怕是唯一的一次。他甚至说出“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这样绝情的话。这顿晚餐究竟有怎样的“恩仇”（两人分别有题为《一饭之恩》和《一饭之仇》的文章发表）？相关研究者和丰子恺亲属已从时代观、文艺观、宗教观差异及个人情绪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然而笔者认为，老同学对带着十几人的亲族逃难这一行为的有所不解乃至有所不敬，是触怒丰子恺的更重要原因。
首先，在形诸笔墨之前，丰子恺已经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不快。旅馆初见时，曹聚仁就断然表示丰家决到不了长沙、汉口：“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能！我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你带了老幼十余人！你去了一定半途折回。我为你计，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程度又低。设或有警，我会通知你。”丰子恺接受他的意见，打消了西行去长沙的决心。两人约定，次日丰子恺在旅馆等曹聚仁从乡下归来，一同把丰家送到仙居，投奔他们的老同学黄隐秋。但丰子恺爽约了，他再度决定去长沙。他在旅馆老板处给曹留了一张字条，谢他招待的厚意，并道失约之歉，携了老幼十余人和两担行物，雇船开向衢州。此处可注意者有两点，其一，一饭之后丰子恺再度决定去长沙；其二，丰子恺一向礼貌周全，如此不辞而别，颇显突兀。可见此时已相当不快。
其次，先前解释所着意的曹聚仁对《护生画集》的批评，确实导致丰子恺情绪升温，但兰溪相见之时，两人应该未提及此画册。以艺术手段宣扬佛教慈悲的“护生画”在丰子恺生命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或者说这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支撑也不为过。第一集五十幅是为庆贺他的人生导师和宗教导师、他一生最最敬爱的弘一法师五十之寿（1929年，弘一法师虚龄五十）而作，此后，遵法师之嘱，丰子恺分别在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时各作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幅画出版发行。弘一法师1942年在泉州圆寂时才年过六十，但丰子恺遵从了与老师的约定，从1927年第一集起意，到1973年完成第六集绘画，前后持续46年，总共画了450幅“护生画”，最后一集更是在他自知世寿难到1979年，因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巨大压力下偷偷绘成的。护生画的配诗和请名家书写、出版都历经磨难。不管世人如何看，从一开始，“护生画”在画家本人心中即具有神圣性。因此，当他听到“xxx（即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这个传言时，心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护生画集》
但其实，丰曹二人在旅馆和晚餐见面时，应该没有提到护生画。往来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是曹聚仁在1938年《少年先锋》第2期和第3期连载的《数月来的繁感》，其中写到“我和丰子恺兄在兰溪一家小旅馆中相遇”时的谈话及作者的感想。这篇文章情绪昂扬，对丰子恺一家并无批评，他转述丰子恺父子的话可能不确切，但均为正面。譬如他说丰子恺表示“要积极地站在时代的浪头上”，说“眼前的瞻瞻，是这么肃然沉着表示要担当这大时代的肩仔，不复作逃难有趣之想，然而半点儿也不畏怯”。他还提到两人谈话中的一个有趣话题。丰子恺问，这次的大动乱为何没有任何征兆？曹聚仁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解释，他说征兆确有，但不是天象，而是“前年以来”《雷雨》《日出》两部话剧疯魔了各阶层的人。“这是世纪末情调的深透于人心，引起没落层的自觉”，“预感在一阵雷雨之后将永久没落了；而日出以后的世界，已不是他们的世界了”。4月5日的《少年先锋》第4期，登出了丰子恺的《决心——避寇日记之一》，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快，但意在澄清曹文中无关大局的事实错误及转述不当，表达自己西行的决心，表面上仍保持客气。这是他笔下第一次出现这次饭局。第二次，是1938年4月9日写于汉口的《则勿毁之已》短文，阐述“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道理，起句便是：“一到汉口，‘xxx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说：‘不可，不可！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他并没有点“此人”的名。发表于5月5日《少年先锋》第6期的《一饭之恩》第三次也是最直接的一次记述，这一次，提到了当时谈话的一个话题，曹聚仁问丰子恺：“你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丰答“一个也没有！”曹断然地叫道：“很好！”文中“《护生画集》以可烧毁了！”句加引号，显然与前两文一样，这是一句从汉口辗转听说的传言。而曹聚仁晚年在《朋友与我》一文中提到此事时，是这样表述的：“大概，我引申了他的话：‘慈悲’这一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其实，《数月来的繁感》中根本没有提及相关话题，连“引申”也谈不上。
第三，丰子恺的几篇文章中，都折射出曹聚仁对其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不以为然，对丰子恺及其子女或许还有所轻视。旅舍相见，即断然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能！”邀宴过程中，除了对丰家子女不爱好文艺大赞“很好”以外，还注视着丰子恺说：“你胡不也做点事？”还有一件刺激更深的事，丰子恺一直到第四次写到这次相见时才说出：
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
丰子恺对此的理解是：“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极为严重的指控，正说明他受了很深的刺痛。丰子恺是一个十分“儿女情长”的人，这群儿女，不但给予他无穷的快乐和幸福，而且是他绘画作文的灵感来源和主要内容，曹聚仁说这段故事可能无心，但确实令其极为不快。
兰溪偶遇的两位老同学处在完全不同的状态中。作为地主的曹聚仁，一身戎装，以战地记者身份奔波于各地，口中笔端充满“大时代”之类豪言壮语。逃难中的丰子恺，则一袭长衫，留起长须，自称“老弱”，身后跟着十几个亲属，老的七十多，小的不到十岁。其实他们是只差两届的同学，年龄也只相差两岁而已。
当然两人无所谓对错。曹聚仁的讶异很正常。暴敌侵凌，先国后家，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政府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只身随机构、学校迁移很正常。如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南京危急时先让妻子陪老母回广西老家，只身随政府迁往武汉、重庆，数年后才得夫妻团聚；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固然是单身，但他在长沙，在衡山，在蒙自，在昆明，曾长时间住集体宿舍，他的舍友包括汤用彤、钱穆等人，大多数有家室；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将五个年幼且母亲新逝的儿女留在沦陷区北平……确实，当时仆仆于道者多“单身先生”。但丰子恺同样无可非议。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依靠自身的力量“移兰”避寇，以求免于“被发左衽”的命运；他竭尽所能地庇护老幼，爱家，爱家族，爱家乡，爱国家，爱人类，“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何况他多年卖画卖文为生，不从属于任何机构。曹问他“胡不也做点事”，更是误解。且不说他的抗战漫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率家眷到长沙后，他又带两个女儿到武汉直接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改穿中山装，朋友说他“返老还童”。
有些戏剧性的是，“一饭”之后，丰子恺的妻子怀孕。1938年，丰子恺四十整，他的妻子还长他两岁，而且已经“十年不育了”。丰子恺写道：“大肚皮逃难，在流亡中生儿子，人皆以为不幸，我却引为欢庆。我以为这不过麻烦一点而已。当此神圣抗战的时代，倘使产母从这生气蓬勃的环境中受了胎教，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国民，可为未来新中国的力强的基础分子。麻烦不可怕。”全家对孩子的到来格外期待，决定无论男女，都命名为“新枚”。这个名字来源于丰子恺在汉口所见所感。有一天他看见一棵大树，仅留半截主干，却生出许多小枝条，生气勃勃。他画了一幅画，题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就像棵大树》。他曾想把胎儿命名为“新条”，大姐陈宝认为不好听，遂改“新枚”。
这枝“新条”，1938年10月24日在桂林平安出生。时丰子恺在位于两江的桂林师范任教，他将由牛棚改造的书房移作新枚的居室。“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1944年中秋，丰家十人在重庆“沙坪小屋”团聚，欢庆之余，丰子恺饮酒大醉。次晨醒来，在枕上戏填《贺新郎》一首，其词曰：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栾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艺术的逃难”
有过战时迁徙经历的人，大概人人都能写出一长篇曲曲折折的“行路难”。丰子恺率领的逃难队伍，老的七十多，小的才出生，主体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行路难”别具一格。
1938年10月丰子恺就聘桂林师范教职，颠沛流离近一年的一家人才在离桂林不远的两江粗粗安定下来。后来，这一大家子又从两江迁宜山，从宜山迁遵义，从遵义迁重庆。一路波折，尤其是从宜山到遵义的迁转，状况百出，丰子恺指挥若定，一家人安全转移，被朋友美称为“艺术的逃难”。
因战火蔓延，桂林时遭轰炸，1939年2月底，丰子恺从桂林师范辞职，受聘于浙江大学，担任艺术指导。浙江大学当时迁在宜山，桂林宜山都在桂北，并不很远，但一个大家族在战时搬迁决非易事。丰子恺从3月初即开始谋划从两江到宜山的交通。先找船欲走水路，复准备搭邮局便车，仍回复到船行，再谋坐第三十一集军团汽车，又转回雇船，一切不顺。到3月16日，丰子恺在日记中写道：“欲行不行，今日已不知是第几次。半月以来，天天准备走，而天天不走。初则懊恼，继以忍耐，今则成为习惯，无所动心。似觉走也好，不走也好；家不异船，船不异家；两江犹宜山也，宜山犹两江也。不但吾个人为然，儿女亦皆如此。友人谓吾等皆有修养功夫。”3月22日，所雇的两只船终于开到，丰子恺正急急返家整治行装，次子元草一路呼号而至，告知浙大打来电报，说将派校车来迎，请勿雇船。丰子恺不敢相信，“吾煞费苦心，始得此舟。得舟才数十分钟，又将舍去。天公太恶作剧。世间似无此事”。他不敢与船户解约，25日派人到桂林，得浙大电报，确知有车来，次日遣送了船户。但等到3月底，“校车杳无消息”，“遂打叠烦恼，准备在两江闲居一学期……不复作赴浙大之想矣”。然而，4月5日，校车和校役忽然来到，才知上月24号校车确来桂林，听闻丰家已起程，便返回宜山了。当时下午，丰家从两江出发，途中又经历波折，终于于4月8日下午抵达正在空袭警报中的宜山。战时交通之难，之不确定，由此可见一斑。
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全省形势顿形紧张，浙江大学准备迁往贵州遵义，教员各自设法前往都匀集合。宜山时常有空袭警报，有月余时间，丰子恺不管有没有警报，每日携带书籍点心到四里路外的九龙山读书，傍晚才回。这种“跑警报”的生活显然不适合老弱。他将岳母、妻子、三姐及三个幼小的孩子送到近百里之外的思恩，自己与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住在宜山。全家分处两地，传递消息都困难，如何一起行动，一个都不少地迁到贵州，实在是一个难题。
12月3日，迁移行动开始实施。有个饭店老板好像很有办法，他说有一辆车，明后天将开往都匀，此车可坐25人，装行李40件，包价1600元。当晚，大家开始收拾行装。丰子恺想方设法打电话通知思恩的家人，让其连夜收拾行李，后日破晓赶到45里路外的德胜站候车，同赴都匀。12月5日，丰子恺自言“可谓平生最狼狈之一日，全日在焦灼，疲劳，饥渴，不快中度送”。约好的四家人一大早便到公路边候车，但车辆始终不见踪影，老板托言“车坏”，借学校电机修好后发现根本载不下约定的人数和物件，司机又成倍加价，显然上当受骗。但四家人已无家可归，只得返城住旅馆。丰子恺十分挂念在思恩的六人，这班老弱必定破晓即动身，到德胜车站等车，等不到车，又没有消息，必定惊慌。
4月6日，丰子恺作出了分批行动的安排。他决定让丙潮夫妇和丰家的四个孩子搭客车前往都匀。车票难买，他嘱六人分批逐渐北上，每次停留，即在车站门口及邮局门口张贴姓名住址，相互呼应。德胜的六人都是老幼，没有能力自行搭车，必须由他亲自前往带领。丰子恺独自出发，他想在路上搭“钓鱼车”，再三向司机挥手，都不被理睬，遂鼓起勇气步行。他像上课那样安排时间，每走五十分钟就坐下来吸烟休息十分钟，中午到达半道上的怀远。怀远到德胜还有45里路，他本想在此地觅车轿，或者住宿一晚，在路旁吃了一碗糖圆子后，豪气陡生，准备继续走到德胜，“以打破平生步行之记录”。他在行囊中找出一条毛巾和一顶绒线帽子，塞到鞋中，“于是健步如飞”。途遇二军人，同样在宜山买不到赴德胜的车票而步行，三位“同志”一路闲谈，“忘路之远近”。天黑，到达德胜。丰子恺在区公所打听到家属所住的伙铺，与已睡下的六人相见，“于是买酒，煮蛋，炒饭，坐床上食之。且食且谈，乐而忘疲”。只是两腿酸痛异常，似被棒打。忽然区公所来人，说有宜山打来的电话。是丙潮的电话，告知陈宝宁馨华瞻三人购得车票，已于上午十时上车西行，傍晚六时可到桂黔交界处的六寨。丰子恺想，上午他正步行在宜山怀远间的公路上，不知车上的儿女是否从车窗看到他？他为之心安，“是晚酣睡如死”。
在德胜休息一天后，开始后续安排。德胜是个小站，买到车票的希望渺茫，但还是到车站姑且一试。站长说宜山来车皆满载，无票可卖。丰子恺只得准备坐轿西行。突然来了一辆客车，车上有两位浙大学生，他们告诉老师，车上乘客中有两三位到河池就下车，建议挤上一二人，由他们让座，到河池便可有座位。丰子恺大喜，将三姐和元草二人送上车。这样，在德胜只留下五人，不觉“心情轻快”。但此五人不能再分班，势必坐轿而行，行李必须请人挑担，于是大加整删。
12月11日，五人坐四轿迤逦西行。德胜至河池近百里，轿行须三天。13日下午，五人到达河池。从河池到都匀，须得坐车，但站长说车票张数及日期均不能预定。五人又无法分开行动，丰子恺预料在河池将等候多日，“不知何日可得全家团聚也”。然而，因给饭店老板写对联，意外获得搭便车的机会。他们于15日上午出发，下午2时半过六寨，从此告别了一年半于兹的广西，进入贵州境内，傍晚安抵独山。16日上午10时，车抵都匀。丰子恺“远眺近瞩，冀于路上行人中发见吾之家族，收到平安消息”，但又“近乡情怯”，先在浙大学生的招呼下住定旅馆，打算吃饱后再访家族行踪。正在点菜，忽然有人握住了他的手，原来是他的老同学和浙大同事王星贤，因学生告知其丰子恺到来的消息，他挨个饭店找，终于找到。王星贤告诉他，他的家人已经到达，只有次女林先和丙潮一家没有消息。王星贤即向丰子恺的子女报告消息，“不久二女二男奔腾而至。相见之欢，虽渊云之墨妙，难于摹写”。各人“争述来时一路情状，有如相骂，邻座诸客，为之停杯”。
至此，全家十一人中已有十人安抵目的地，只有林先一人音信全无，美中不足。次日傍晚，全家正准备外出聚餐，忽闻窗外有人狂呼“先姊”，但见栏外马路上丙潮夫妇及林先三人满身黄尘，正在一面与楼上诸人应答，一面拉挑夫上楼。当晚的“团圆饭”后，丰子恺仿《史记》体例列出一表，每日一格，各队将离散12天中各自的行踪填入其中。
逃难路线
在都匀一个多月后，全家又随浙江大学迁往遵义。
丰子恺生长江南富庶之地，书香门第，家境小康，从小并未习劳。他性格温和，体质文弱，两年前逋逃离家乡之时，在老同学曹聚仁眼中不免未老先衰。两年的流离生活，满腔的家仇国恨，拓展了丰子恺生命的边界。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仅1938年就写了六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还我缘缘堂》这样义正辞严、掷地有声的力作，同时创作了大量漫画。他在迁移途中沉着冷静，指挥若定，还创下日行近百里的个人记录。丰家的儿女也着实了得，又能听命，又能独立，人人都是团体的有机分子。
结语：交融地带的理想生活
抗战流亡中的丰子恺家族，虽也忧患坎坷，然而总体而言生存状况良好：一家骨肉始终团聚，衣食无虞，儿女受到良好教育，个人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自己说“天于我，相当厚”。除了运气这个不可控的因素，丰子恺在绘画、文章、音乐各方面的出众才华，他温和调融的个性特质，都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不可思议地处在多重紧张的交融地带，而且左右逢源。
譬如出世和入世。丰子恺生性敏感，一根树枝的前生，一个不倒翁的后世，一句诗的灰烬，都引起他无尽的遐思和惆怅，从幼年起，他的思绪便常常导向“虚空”。他20岁时，最敬爱的老师李叔同遁入空门成为弘一法师，数年后，丰子恺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他保持了一辈子的佛教情怀。然而，他又是一个人间情怀极其浓重的人。他很早便结了婚，二十多岁就有了一大群儿女。他只在短时间内教过书，1930年母亲去世后，便闲居著述作画，1933年后更以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为主要生活场所。他精心营造的缘缘堂，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堂内悬挂弘一法师和马一浮先生等名家法书，收藏数千册图书，全屋有数百块玻璃，所有家具总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屉。春天，朱楼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夏天，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秋天，葡萄棚上硕果累累，儿童们在底下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如此诗意与富足的生活，环视当时的中国，大概很难举得出第二个例子。
弘一法师寄给丰子恺的明信片
譬如都市和乡村。丰子恺出生的石门湾，是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江南小镇，虽非农村，也非城市，广义仍为乡村。他对城市和对乡村同样亲近。他的爱城市，主要是爱风景。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居住过杭州、上海、嘉兴，他最爱杭州。缘缘堂落成后，他在杭州尚有一处“支部”——朋友们戏称为“行宫”，有两名工人看家，作为年长的儿女在杭州求学以及他本人春秋佳日盘桓之地。他说，“西湖好景，尽在于春秋两季。春日浓妆，秋日淡抹，一样相宜”。对故乡石门湾的深情更是常常溢出纸墨，故乡的气候好，物产富，人情美，连离火车站三十里也成了优点。他特别重视人情乡谊，与亲戚乡人相处愉快，毫无知识人与乡土的隔阂。缘缘堂室外的芭蕉荫下，经常摆起与客人小酌的座位。他最喜欢而一再重复的画题之一，是王安石《示长安君》中的两句诗：“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甚至为了与乡村的环境相匹配，缘缘堂的照明都用油灯。
譬如传统和现代。丰子恺的漫画，工具（纸笔）是传统的，画题除儿童外，古诗诗意图特别引人注目，他也真心喜欢古诗的意境。但丰子恺无疑是现代之子。他接受现代教育，他到日本深造，他有众多翻译作品，他的出版物中，有大量介绍西方美术、音乐、建筑的内容。即使看起来“传统”的子恺漫画，也直接承袭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风，构图也是西式的。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现代的。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在丰子恺笔下体现了浑然一体的和谐。更为奇妙的是，子恺漫画好像专为现代报刊而生，它的小幅、简笔，完美契合制版印刷的技术要求，很快风行天下。盛名之下，庞大的家族也得到很好的供养。
譬如通俗和高雅。对艺术作品很难产生共识，因此“雅俗共赏”是很高的要求。但丰子恺的漫画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马一浮先生给他的赠诗中，有“但逢井汲歌耆卿，到处儿童识姓名”之语，他原不敢相信，但抗战流离中的经历，让他知道马先生的赞扬“洵非虚语也”。他们一家人“艺术的逃难”，一方面是指全家首尾相顾的巧妙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实指。途中几次困局，正是借“艺术”解开。从区长到街长，从小学教师到军校学生，从汽车站长到饭店老板，几乎都知道丰子恺的大名，也都乐于用帮忙来换取他的书画。子恺漫画笔触简单，然而意趣无穷，因此深得高人雅士的欣赏和珍爱。他最早的作品贴在浙江上虞白马湖中学“小杨柳室”的壁上，他的杭一师老师、此时的同事夏丏尊先生偶然看到，惊奇地笑了，连赞“好画！好画！再画！再画！”同事朱自清正与北京的俞平伯办一种不定期刊物《我们的七月》，他们登载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被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看到，十分喜爱。他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他向朱自清打听作者的情况，多次向他约稿，并结识了这位面貌清秀、态度谦恭、不善言谈的青年，而且为他出版选集，命名为“子恺漫画”。
无疑，只有极少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儿能在这样的“交融地带”和谐地工作和生活。不过，有这样的“交融地带”存在，对无缘身处其中的所有人，也都是件好事。
（本文摘自徐秀丽著《也错过 也相遇：过渡时代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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