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本文摘自《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你们社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陈丹青：《笑谈大先生》，文收《中国最佳教育随笔》，5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鲁迅：《导师》，《鲁迅全集》3卷，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3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谈蝙蝠》，《鲁迅全集》5卷，212—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战”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参看《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卷，223—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呕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7卷，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1卷，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欧阳山、草明》，《鲁迅全集》14卷，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3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2006年9月5日急就

（此文为作者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师大春秋学社“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会”上的讲话）

作品简介

《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在鲁迅研究领域所做的全新思考与论述的结集，聚焦鲁迅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影响与意义。作者借此重申了鲁迅作为民族性、原创性的思想者与实践者的重要价值，并充分论证了鲁迅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作者从“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历史中的鲁迅”等三重视角来重新审视鲁迅与时代的关系，昭示出在急速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重拾鲁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时弊，努力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