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重归一统》“顺着讲历史”，看北宋建国的复杂性

《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

葛兆光先生在《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一书中提出“顺着讲”禅宗历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在研究表述中尽可能多地减去现代人的主观设定，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现代价值观念，尽可能避免一百年来我们业已惯熟的种种观念框架，以及适用于此框架的一套现代概念工具，尤其是哲学概念”。（27页）葛兆光先生这番话虽然针对的是中国禅宗思想史的书写，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作为拥有上帝视角的今人，在重新审视距离今天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代历史时，不可避免会受到后见之明的干扰，再加上我们能够利用的史料，往往经过多次书写，而且每次书写时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种“层累的造成”的史料本身已经遮蔽了部分历史真相，呈现给今人的更多的是一种经过建构的历史。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古代史，就要跳出前人设置的窠臼，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

宋朝终结了五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改变了节度使为代表的武人专权的格局，开创了文官治国，正因为这一系列变化，人们便有意无意地将宋朝与五代割裂开来，将二者视作一乱一治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朝代。这一观点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实则北宋人便已如此认为。比如北宋中后期的笔记小说《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五代时陈抟有大志，曾经纠集数百人打算趁着天下大乱攻占汴州，半路听说太祖登极，笑着说：“天下于是定矣。”便隐入华山为道士。北宋人出于抬高本朝地位的目的，有意渲染五代的负面形象，借以凸显本朝的文治特色以及长治久安。而后人看到北宋享国长久，特别是其“崇文抑武”政策一反五代特点，很自然地将宋朝的建立视作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实这种看法模糊了宋朝对五代的继承，简化了宋朝建国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历史。

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龙沛（Peter Lorge）的英文著作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Peace through War under the Song Dynasty，该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21年，九州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文版《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以下简称《重归一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宋初这一历史阶段，批评讨论了西方学界关于宋朝建国的一些常见观点。对于我们国内学者来说，该书提出的一些看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重归一统》一书共十一章，第一章导言，从宏观角度概述了战争对北宋建立的影响；第二章介绍了宋代史料对于宋代军事史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第十一章结论，重申了全书的观点。第三章到第十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根据其叙述内容，又可以大致分成两部分：第三章、第四章叙述了后周未能完成的统一战争；第五章至第十章叙述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朝的统一战争，始于宋太祖吞并十国割据政权，终于宋真宗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

《重归一统》的主体部分是描述各种战争：周世宗未竟的统一战争、宋太祖征服各割据政权的战争、宋太宗两次失败的伐辽之战、宋真宗与辽朝的澶渊之盟等等。对于这些战争的叙述，国内外学界已经有若干成果问世，本书的叙述其实并未突破前人的研究。不过，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详细描述战争过程，而是“旨在发掘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对宋朝文化与制度形成的关键性作用”，来展现宋朝建立的复杂性。本书重新检讨了宋史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看法。

关于宋朝的建国。宋史研究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北宋建国之后，摆在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赵姓政权能够巩固，使它能够益寿延年，而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的问题（《邓广铭治史丛稿·论赵匡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显然，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并不天然具有与五代诸王朝截然相反的政治命运，正是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兄弟的一番苦心经营，稳固了北宋的统治，摆脱了被改朝换代的危险后，才开始向着统一全国的目标迈进。虽然邓广铭先生已经指出北宋与五代的连续性，但人们囿于惯性思维，一般将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推翻后周政权称帝建国，视作一个崭新王朝宋朝的开始，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前三朝看作宋朝建立与巩固时期。

与国内学界的看法不同，《重归一统》讨论了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四位皇帝的和战，第四章《重建帝国》，叙述了周世宗征伐南唐的淮南之战，以及他人生最后时刻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的战事；第十章《建国期的结束》，叙述了宋夏战争、宋辽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作者显然将宋初的统一战争上延至后周，并认为宋朝建国期结束于宋真宗朝宋辽之间达成澶渊之盟。可以说，相比国内学者，龙沛理解的宋朝建立，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

关于宋初“先南后北”战略。在宋朝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太祖雪夜访赵普，君臣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即先征服南方富庶但军事力量较弱的割据政权，然后集中力量北上消灭北汉，再与辽朝争锋。国内宋史学界一般是从不同角度讨论“先南后北”战略的积极与消极意义，分析宋太祖君臣实行这一战略的诸多现实考虑。事实上，宋太祖在征服南方割据政权过程中，曾经两度抽调兵力征伐北方的北汉，这显然与“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相悖。对于这一问题，龙沛跳出传统分析的窠臼，指出无论是周世宗还是宋太祖，都在实际统一战争中并没有完全依照“先南”战略，提出宋太祖时期的征服战争，“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中国的通盘计划”（164页）“清晰的目标当然存在，那就是要征服尽可能多的疆域，不过任何规定好的目标序列则似乎都不太可能存在”（159页）。

关于和战与宋初建国的关系。国内宋史学界一般将宋朝的建国放置在宋太祖、宋太宗南征北战，逐一征服各割据政权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基本上宋朝的统一就是建立在战争胜利之上。龙沛却将战争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指出宋初战争与政治一直存在密切关系。对宋太祖而言，“战争不仅是取得领土的手段，还是他政治权力的基础”。宋太宗通过对北汉的军事行动，直接让自己成为太祖一朝宿将们的统帅，并通过战事胜利证明自己能够胜任皇位。“战争对太祖、太宗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对真宗却仅仅是一个危险的难题。”“真宗的军事目标就是防卫，试图阻止辽军摧毁帝国，而不是扩充帝国和他自己的力量。”（12-14页）

除了前面提到的《重归一统》中讨论的几个问题外，在本书中，作者有三个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观点是强调宋初建国的不确定性。龙沛认为“宋朝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过程，是由一系列不确定、无秩序的事件组成的，其参与者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结果”，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们却把宋朝建国想象成一个有规划的、导向特定文化的过程”（结论，349页）。第二个观点是宋朝能够顺利建国，并非是因为建国伊始就确立了文官主导地位，而是通过一系列和战取得的成果。第三个观点，即宋真宗东封西祀，将战争与政治进行了完全分割，为宋帝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宋朝的建立至此才宣告真正完成。很显然，龙沛的这个北宋建国完成的说法，是着眼于北宋实现了从五代节度使为代表的武人占统治地位到文官占统治地位的终结，开启了士大夫政治的新篇章。无独有偶，山东大学已故的范学辉教授在《大宋开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一书中，开篇从五代写起，指出北宋继承五代，然后一直写到1020年宋真宗朝，显示出范学辉教授也认同北宋开国是从宋太祖、宋太宗到宋真宗东封西祀完成后的漫长过程。

纵观全书，《重归一统》属于“反思的历史学”写作， 书中提到的若干新颖见解，是建立在作者对宋朝历史编修的讨论之上，确切地说，是建立在文本书写的基础之上。龙沛提醒读者，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宋初历史的叙述，都是文官占据统治地位之后产生的，其根本目的是企图塑造一个从宋初以来，就已经完美呈现的繁荣的文官文化，这无疑很符合宋代文官的心理，但与真实历史之间却差异极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书第二章专门讨论了宋代编史学、方法论与军事和政治史的关系。作者指出，十一世纪时对何为“适宜”、何为“正当”的理解，以及视士人主导政府为历史必然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对宋初历史的书写。从十一世纪开始，宋朝建国就被描绘成一个非军事化、文官掌管军务的过程，也是长期支配中国政治的暴力史的终结（导论，第2页）。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初历史，其实是经过后来宋人构建出来的形象，我们要想触摸到真实的宋朝建国，就要刺穿历史的迷雾，重新返回那段历史，来“顺着讲历史”。

《重归一统》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它对宋初历史的重新审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特别是如何摆脱现存史料的后见之明，“重回历史现场”，去发现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