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影院看《绣春刀2》，演到北斋自述小时候做过“瘦马”，旁边有姑娘低声问是什么东西，一个自信的男声回答：“就是童工！”
“雏妓”算不算“童工”呢？还真是个问题，对于大部分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问题，知也可，不知也可，想来也没什么新鲜。我暗自为他们点了个赞，学着陆文昭说了两遍：
不打紧……不打紧。
真正“打紧”的，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的是错的，还拼命地指鹿为马，比如前两天朋友圈里疯转的《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就是其中的典范，把明朝的厂卫政治说得忠君爱国，把阉党的法外之刑说得大义凛然，把权阉魏忠贤说成了大明末世的定海神针。
01
在这里，我不想解析“明朝为什么垮了”这样的大命题，要说清楚，就算是写上两本书都不见得透彻，只想给这句话换个句式，“为什么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还有成群的名臣、武将，他们死了之后不久，大明朝就垮了？”
对这么多忠贞名臣视而不见，末代皇帝崇祯上吊前，还要大呼：群臣误我！
在昨天的文章（《绣春刀2》的诘问：换个活法儿，这个世界会好吗？ | 刘三解）里，我简略写了熊廷弼的遭遇，他两出关外，力挽危局，落得个身首异处，传首九边的下场，死后多年尸骨不得收敛，儿子被效忠的王朝逼死，妻子被效忠的王朝羞辱，谁误他？
孙承宗是一代帝师，东林党大佬，在十几万大军逃进山海关瑟瑟发抖的时候，毅然出镇，为大明朝编练军马十一万，又收复关外失土四百余里，却两起两落，致仕还乡直隶高阳，76岁高龄率全家并阖城百姓与入寇的清军拼命，最终自尽殉国，全家子孙男女四十多口死难，这时候，他效忠的王朝在哪儿？
卢象升文人出身，剿流寇，战清兵，带着天雄军子弟兵，父死不能奔丧，崇祯的心腹太监领着几万关宁铁骑见死不救，卢象升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身着孝服领五千疲兵与清军主力决战，亲自上阵肉搏，身中四矢三刃，壮烈殉国，他效忠的王朝（所谓权臣杨嗣昌刁难）让他尸身八十天不得收敛。第二年，他的妻子请抚恤，不允，第三年弟弟请抚恤，仍旧不允，直到杨嗣昌自杀后，才给了封赠，问题是，在这之前，他效忠的王朝在哪儿？
等到清兵南下，卢象升的弟弟卢象同起兵抗清，兵败投水死，卢象晋出家为僧，卢家满门抗清殉难的过百人。
这样的臣子还“误”了他朱由检吗？“误”了他大明朝吗？
至于在北京被千刀万剐的袁崇焕，好说大话是真，越权杀帅是真，可一介文人为国为君提刀拼命也是真。就算是有历史污点的杨嗣昌、洪承畴，难道没有为崇祯的大明朝竭忠尽智吗？
而那些在李自成、多尔衮马前递手本的明朝大臣们，又有哪个不是崇祯信用提拔的？
到底是谁“误”了谁？
02
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带有浓重的游牧帝国色彩。
皇帝、宗王、勋贵、世袭军官、军户，形成了朱元璋时代的完美政治结构，他晚年的屠戮功臣，与其说是个人的集权欲望，不如说是为了切断勋贵们与军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将这种联系嫁接到他的继承人和分封的诸子宗王身上。
这种结构，在明成祖靖难之后发生了改变，藩王领兵被废弃，新的靖难勋贵又顶上来，并集中居住在南北两京，洪武年间被废弃的锦衣卫也在两京重新登场，而且权力大涨，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世袭的系统，其实就是明王朝的股东群体，但他们的活动地域，又严格限制在了京城，这就让北京变成了整个帝国最特殊的地点，即游牧帝国的汗庭。
在游牧帝国的政治体系里，只有汗庭和分支部落的概念，汗庭对于分支部落的管理，仅限于从征和交税，所以蒙元对于中亚传入的包税人制度情有独钟，而大明朝的政治体制颇有蒙元遗风，南北二京之外，无论是治安管理、养育救济，还是修堤建桥，都近似于放弃，以至于出现区域性的自治。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往往只能触达官员个人的身份，然后由官员根据所在地方的情况进行技术性地施政，所有朝堂上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在具体的地方政治实践中都毫无意义，唯有用技术手段（或者说权谋手腕）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张居正在变法中以首辅之尊，所采取的手段竟然是通过人事任命权力，把各地方督抚换上自己的亲信，然后用私信的方式来指挥变法……也就是说，一国的首相，甚至事实上的皇帝，只能以“潜规则”的方式来改革之前的“潜规则”。
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却是一种必然。
因为明朝的地方政治，在文官政治的外壳下，是比蒙古帝国分封千户那颜更加广泛的事实分封，民户、军户等等允许参加科举的家族，通过科举赋予的特权，形成了稳定的区域性的“部落”，科考最佳的部分——进士，类似于入选元朝怯薛军一样，成为汗庭的一份子，而他们因同年、同乡、师生等等关系编织的关系网，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大汗分庭抗礼的集团。
分发至各地方的文官，又与他们的同类，诸多举人、秀才所形成的士林舆论相生相杀，事实上，如果不是大明朝对于地方施政的必须KPI仅仅只限于游牧帝国式的“钱粮”、“刑名”的话，文官与地方士林的冲突将比历史上大无数倍。正是由于这种“明规则”的放任，才让明朝的地方“部落”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所以，明朝末年江南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其说反映了明朝制度的优越，不如说是网大吞舟，制度性的漏洞已经足以繁衍出一个完全以“潜规则”指引运转的商业社会。
所以，看待明朝，北京的明朝和江南的明朝，那是两个世界，两种逻辑，拿其中一个去概括另一个，毫无可能。
03
厂卫政治恰恰是明代北京社会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既有皇帝， 又有太监，还有勋贵，还有文臣，还有军人，还有商人、百姓。
这些人都是困居汗庭的大明皇帝的臣子，同时也是他的潜在敌人。
最早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勋贵，因为他们手里有军队，所以文臣集团逐步壮大，将世袭化的武官、军队的军政管理纳入到文官政府的统辖范围内，让勋贵集团成为没牙的老虎， 但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地位的上升和意识形态力量对于皇权的制约。
过往，我们看到的是明朝皇权的残酷，动辄廷杖忤旨的文臣，一下子打几百个，打死十几个，想象着血肉横飞的场景。
今天，一些人会说，骗廷杖是明朝文人的鸡贼，以此邀买名声，反而会惋惜明朝皇帝被文官集团的挟制。
其实，这恰恰说明明朝皇帝并没有受到文官集团的挟制，真正的控制，是北宋，比如侯延庆著《退斋笔录》记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正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励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好还是坏？只能说事实，就是北宋皇权最“做得快意事”的时代就是徽宗朝，最终赢来的是靖康耻。
明朝皇帝摆脱文官集团的法外之法，最重要的臂膀就是厂卫。
以锦衣卫而言，最早是皇帝的仪仗队，洪武朝给予侦缉、刑讯和管理诏狱的权力，后来烧毁刑具，废了，到了永乐朝，又把这个大杀器祭了出来。
此后，逐步有了南、北镇抚司，增加了京城治安的权限，增加了参与大狱、听审的权限，主要是侵夺外朝的司法权力，把“刑名”这个大事牢牢攥在皇帝手里。
最重要的则是对于“妖言”案的重视，“妖言”和“妖人”，正是皇帝与京师底层社会的对抗，对手是商人、百姓，他的爪牙就是厂卫。
皇帝对爪牙完成KPI的奖励非常积极，以至于从成化朝到崇祯朝，锦衣卫的精英们都特别乐于抓捕“妖言”、“妖人”，其间甚至因为抓到就升官，开始捏造妖言陷害人入罪，逼迫得皇帝只能下旨，以后此类案件只赏银子不升官。
在企业管理上讲绩效激励绝对是没错的，《明季北略》记载，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尽忠职守”的锦衣卫们还在四处抓捕宣称北京城破的“造谣惑众者”，扭送金吾所。
而对真正对政权有威胁的间谍，《明史·刑法志》的记载是：
庄烈帝（编者注：崇祯）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毋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
这里的锦衣卫形象是，流贼的奸细没有一个抓到的，反而忙着搞文字构陷富户赚钱。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明史》是清朝修的，肯定污蔑明朝，那好，我们看看《明实录》，锦衣卫在抓捕后金奸细上有什么贡献。
04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
先是蓟州缉获奸细杜茂招：系李永芳差来，多赍金帛，潜探消息，又称佟卜年与永芳往来踪迹甚悉，兵部尚书张鹤鸣以闻。上命速逮杜茂、佟卜年，锦衣卫官旗持二驾帖往刑科署，科给事中熊德阳先佥杜茂等一帖，其佟卜年一帖与同科刘弘化议，欲具本参论，续佥稍迟。
意思是，蓟州抓获奸细名叫杜茂，受后金驸马李永芳差遣，带着活动经费来打探消息，供称佟卜年也和李永芳有联系，所以兵部尚书上奏皇帝，天启皇帝命锦衣卫拿着驾帖去刑科“佥帖”，好派锦衣卫拿人。这里，杜茂是锦衣卫查获的吗？明显不是。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巡视中城御史夏之令缉获奸细傅应春、王懋芳等，言奴散金行谍、广结内应，正犯幸已缉获，乞敕法司会审，仍令缉事衙门严缉余党以破奸谋从之。
这段清晰吧？在北京地面上，巡视中城御史夏之令抓获了傅应春、王懋芳等奸细，东厂和锦衣卫干嘛呢？严抓余党从犯……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丁卯，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言：职前后挑兵驾船，欲袭金复等处，俱为飓风阻回。奴酋惧职乘虚捣袭，分遣李永芳等各路设防，仍遣奸细王世杰至皮岛诈降，谋为内应，约以五月举事。为加衔参将唐尧卿发觉，以将世杰枭示正法。
这个奸细是到皮岛毛文龙处诈降，被加衔参将唐尧卿发现，斩首。也没锦衣卫什么事。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
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报称：参将易承惠等至咸宁营杀贼，林茂春等至海州城下攻城，各有斩获，共活擒真夷一十五名，夷级一十八颗。挐获奸细马承林等系李永芳儿女亲家。
好嘛，毛文龙又抓了一个，还是后金大特务头子李永芳的亲家，这里还是没有锦衣卫什么事儿。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七：
以武长春首级发山海关号令。长春市井无赖，醉后戏言为李永芳婿，以慑妓家。逻者得之，闻于忠贤，使妓证其事，遂据为奇功，封拜之议实起于此。长春又妄言南京礼部郎中洪敷教为其姻戚，其后吏部推升敷教勒令闲住。
这里的逻者，应该是巡街的兵丁，没有明言厂卫，我们姑且认为是东厂“打事件”得来的，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喝酒以后不能随便吹牛B……
明人朱长祚所著《玉镜新谭》中则是另一方面情景：
按：逆璫（编者注：魏忠贤）意图封拜，而扭锦、宁之捷居己功，竟挤袁开府落职削廕去。暨又罗织辽民，陷作奸细，以为缉获之効，忍置武长春于死。嗟乎，杀平人以彰后人，天地所不容，矧夫正人君子，岂得为之颐指气使哉？
这么看，因为户口是辽宁的，没有喝酒吹牛B，也有可能被打成奸细。
以上，就是锦衣卫作为一个被某些朋友视作“超级情报组织”的防谍战绩，且不论锦衣卫根本没有地方上的分支机构，这一点上，百度百科和很多网帖都错了，再说一遍，锦衣卫只有北京、南京两处，没有地方分支机构，他们会被派出皇差，比如抓捕人犯、监审大案，甚至出使外国，都只是“出差”。（详见廖元琨《明代锦衣卫行为研究》）
就算是锦衣卫的核心职权地盘——北京，在防谍工作上，成效也近乎于零。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都在创收上了，这也是王朝末世的常态。
05
再来说说吹得神乎其神的“对外谍报”，主要可考的，就是壬辰抗日战争期间，所谓锦衣卫指挥使渡海去日本九州，在萨摩藩潜伏了解日本军事、政治情报。
这个事件非常提气，最详细的考证，出自《学术研究》杂志2010年第5期刊发的郑洁西文章《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文中介绍了基本情况：
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明朝回应朝鲜的援助请求，迅速作出了出兵的准备。在此背景之下，明朝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迅速调用了大量间谍。
早在万历二十年六月底，由兵部派遣的间谍沈惟敬就潜入朝鲜开展活动。相对于以朝鲜战场为对象的间谍活动，明朝政府派遣间谍潜入日本在时间上要稍为滞后。他们在万历二十年年底来到福建，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在次年六月渡航日本成功。
这里面，被指为锦衣卫指挥使的，就是史世用。根据则是琉球国尚宁在朝贡“执照”中的说法，这是在日本萨摩藩的史世用蓬头垢面地遇到了到日本萨摩藩通好的琉球国使团之后，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宁的记录：
本年捌月贰拾玖日，据北京兵部差委锦衣卫指挥史世用奉使日本公干，不意驾来船只遇风失所，待候造船回还，诚恐违限，不得不速顺搭小船至国。
不料，史世用在搭载琉球国朝贡使团的船只回国路上又遇上了风暴，当时的福建布政司在文书写道：
万历贰拾贰年十二月十三日，准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咨称送回北京兵部差委锦衣卫指挥史世用，呈称出使遇难，恳恩拨船转送，以便回报等情。
看起来证据确凿，其实应该是当时被困萨摩藩的史世用为了吓唬尚宁送回自己“做的虎皮”，将自己说成锦衣卫指挥这样的天子近臣，更能显示自己使命的重要性。
我这么判断的理由是，这次间谍派遣的重要负责人，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其奏折《请计处倭酋疏》中写道：
臣于万历二十年卅二月内钦奉简命巡抚福建地方。入境之初，据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先后见臣，俱称奉兵部石尚书密遣前往外国打探倭情。臣看得沈秉懿，老而黯，不可使，随令还报石尚书。其史世用，貌颇魁梧，才亦倜傥，遂于二十一年四月内密行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船只，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日本萨摩州。
史世用的职务和沈秉懿一样，都是名色指挥，许孚远作为他们的直属领导不会在正式的奏折中写错，那么，名色指挥是不是锦衣卫官呢？
不是。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
蓟辽总督汪可受奏：……为保守计，乞亟颁谕，该地方乡民各自设法集众，以保身家。千人共推一长，给名色指挥劄付，充领义兵千总；三百人以上给名色千户劄付；三百人以下给名色百户劄付，俱充义兵把总，事宁之日，有功者题请实授，功多世袭。
这是万历年间，为了让老百姓聚众联保，决定1000人的头领给“名色指挥”劄付，这是武职待遇，领“义兵千总”，这是营兵职务，所谓“劄付”就是上级下行的公文，也就是由地方官临时任命的临时“官”，而非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正式官职任命，要转成正式官，则要有功，还要上官申请，功劳多的，可以请武职世袭，不过名字就不是“名色指挥”了，而是某某卫指挥，比如戚继光家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李成梁家就是铁岭卫指挥佥事。
在万历二十六年，史世用又到了朝鲜，在与朝鲜人的诗词唱和中，他署名为“朝鲜经理标下参谋南京武元全修道人史世用”，此时朝鲜经理为万世德。
在朝鲜史书《宣祖实录》之中还记录了朝鲜王接见史世用的情景：
上御别殿，接见史指挥。上请茶，仍行酒。上谓承旨曰：“此人甚奇伟，其文亦奇。先见若鬼神，容貌又卓荦，天下之奇士也。
对于史世用的职务称呼，朝鲜史书的用词和中国史书的用词类似，都是“指挥”，而未见锦衣卫字样，而且福建巡抚许孚远已经明言，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是受兵部尚书石星的委派探查朝鲜情报，可见应该是石星招募的“志愿者”，而非需由皇帝亲自调遣的天子亲军锦衣卫。
当时明朝对日、朝了解极少，竟然在北京传出谣言，朝鲜被进攻是假，引倭寇入侵大明是真。
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于名色指挥沈秉懿，其人名字见于万历五年戚继光所立的《葺蓟门汤泉记》碑文：
督工则马兰峪副总兵曰石福，领班都司邓都，中军诸材官沈秉懿等。
戚继光所领浙兵曾随他平倭，兵部或为从浙兵中借调熟悉倭国事务之人，从事情报搜集，且两事相去15年，正合“老”的评语，如果两者是一个沈秉懿，则十五年间无论如何不可能积功做到锦衣卫指挥使的武职，为了临时的任务，加“名色指挥”，等有功实授，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锦衣卫其实是一无地方分支、二无对内防谍功绩、三无对外侦查事迹的三无“超级情报组织”，它的作用，其实明朝人已经有一个词可以精准地概括，就是“武翰林”：一方面可以接受皇帝的各种临时派差；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定员，可以无限容纳近臣、亲贵子弟吃公家饭；同时，还可以作为皇帝的耳目，了解京城上下的各种阴私信息。
所以，明朝的锦衣卫才能从几千人，膨胀到嘉靖朝的十五万人，这里面有干脏活的，有宫廷画师，有太监、重臣的子侄，还有世界各国投效来的“鞑官”，几乎就是一个动物园，更是皇帝个人的家丁团。
越到明朝后期，这个臃肿无效率的家丁团越来越不受待见，反倒是太监们掌握的东厂更加精干，所能从事的工作也越来越多，自然就演变成魏忠贤时代可以把锦衣卫看做“狗”的境地了。
说到底，游牧帝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可汗本人，或者加上可汗的家族，其余的人都是卑微的奴仆，蒙古帝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大清帝国也如此，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自己不能高过所有人的肩膀，要么强迫所有人跪下去，要么砍掉所有高过自己的头颅，在这个逻辑下，只会剩下三种人：
主人、奴才、敌人。
走到这一步，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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