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王鹏编，辽宁美术出版社，2022年6月版
名贤信札之美者有三重意境，即花笺素笺之美、书法之美、文辞之美，癖好者尽得此三味。故世有集札成癖者，藏庋之趣不乏佳话美谈。对史学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还是在尺牍的文字内容中有可能包含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尺牍自属写本文献之一种；就其孤本存世及人际交往的信息传递而言，其史料价值高于印刷刊行的文献。收藏家王鹏精选、编辑所珍藏名贤信札，编《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辽宁美术出版社，2022年6月）彩版刊印行世，学林艺界殊可称幸。
历史学家对于私人信函之史料价值早有精辟论述。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史料五讲（外一种）》（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三讲就是“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分政治人物信函与文化人物信函而论，前者以曾国藩关于淮军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郭嵩焘论洋务书（先后致沈葆桢、李鸿章、朱克敬）、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为例，后者则举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顾炎武论著述标准书、吴汝纶论西医、中医优劣书、王国维致罗振玉书、陈垣论学风书、胡适论当代学人书。作者从信函中详细分析其史料价值，逐一申论这些信函对还原和认识历史真相的重要意义。
治近现代史者，在各种名人年谱长编著述中不难发现来往信札往往是最常见的征引史料。如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前身《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九三六年油印本）“例言”说“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而所采录之重要信札亦逾数百件”；现《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谱主与师友的来往书信共七百余件，其中有些长达六七千字的书信一般也全函照录。可证信札作为历史人物研究史料之重要，实无虚言。梁启超一生往来书信极多，除与政务界、学界、名流的通信中有大量史料外，其与家人的通信中也往往有不少言及党事、国事者，直抒己见，情真意切，或更显其敏锐与真实之思想。如《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所见1925年9月3日《与顺儿书》，1927年1月18、25日和5月5日的《给孩子们书》，对时局及社会运动情状的分析论述甚为敏锐而深刻，至今读来仍令人深思。又如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汇辑了汪康年与师友的信函共七百余家、三千余件，由于汪康年是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历史时期并较有影响的报刊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与各派重要人物交往频繁，其往来信札自然保存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大量原始史料。各方往返信函实是其人其时其事的真实信息之载体，因而类似往返书札、师友信札之类的辑刊著述，最能反映出当时各种面向、相互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各方信函的彼此参证之际，许多重要史料时有浮现。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信函中的史料往往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有助于破除非黑即白的二元史观或辉格党人式的单一发展史观。
以信函为历史研究之直接而且重要的史料，对研究者来说有不少困难要克服，如信函之真伪辨识、各种信札汇辑编校刊本时有的筛选、删节之举、原札认字释读之难以及某些信札作者及写作时间亦须考订等等。除此之外更有准确理解之惑，如各种语境、心境会导致信札行文中不乏曲笔、隐喻，当其时收信人因在语境之中而心领神会，时过境迁之后却难为了后来的读者，虽苦心揣摩或仍难得要领。若是官员在私函中互通政坛动向，或是在野之士而觊觎时势，往来书信各方身份不一，诉求同异并存，声气卑亢相激，其信函中更会有各种指代暗语，外人岂易知悉，更何况后人乎。另外，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如写信者是敏感人物，其信札常会“阅后付丙”，家藏各方来往信札更是容易被抄查焚毁，少量能够留存于世者已是侥幸，然其信函往复的语境亦因此而支离破碎，难以作脉络连贯、相互印证之解读。上述种种，可见以信札作为史料研读之难。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能获睹原札已是幸运，自不应知难而退。若有藏家、编校者和出版者定其真赝，释读其文，遴选景印，所肩负之重托及刊行之意义自无庸赘言。
今入选《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的名贤作者三百八十六人，从政界、学界、文学艺术界到社会贤达，包括有翁同龢、张之洞、吴昌硕、黄宾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于右任、叶恭绰、熊十力、胡适、梁漱溟等，谓近现代各界名贤毕萃于斯，蔚为大观。入选信札四百二十一通，年代由十九世纪初叶至二十世纪末，内容涉及国事评议、文人交往、艺林切磋、学问商兑、典籍整理乃至家庭友朋间的人事请托等方面。以愚管窥之见，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尤为突出，兹摘引数例，聊作佐证。
胡适一生来往书信极多，汇辑刊行的信札也有各种版本，其中《胡适书信集》（三卷，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1907-1962年书信一千六百四十四封；季羡林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有四卷是书信；“中研院”编《胡适全集》（2018年）中有《胡适中文书信集》（潘光哲主编，“中研院”近代史所胡适纪念馆，2018年，五卷），多达一百六十余万字，搜罗整理更为完整，其中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的信札。以上刊行之胡适信札为研究胡适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中收有胡适于1928年致单不庵信札一通，其史料价值首先在于完整地复原了这封信函的全貌，是对上述已刊行胡适信札的重要补充。原信书写于三页“新月稿纸”上，每页竖排十行，刚好写满。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二十三卷586-587页所刊该信札释文为：
不庵先生：
承示《文苑英华》校语之由来，甚感。家中偶有周益国文忠公集，因检文苑英华序校之，亦稍异同，如：
凡庙讳未祧 集作“凡庙讳未祧之前”
三诗或合为一 集“三”作“二”
广韵各有侧音 集“音”作“声”
效课 集作“郊课”（注云：“翰苑本注，郊一作效”。）
《文苑英华》的《传法堂碑》，虽不是据石拓，然周氏序中说。修书官于宗元、居易……辈，或全卷取入。可见英华所收白集，乃是据宋初写本，也很可宝贵了。
来示不曾提及《文苑英华》辨证于《传法堂碑》有所辨证否，此间无《辨证》，便中乞一示知，甚感甚感。
“胜家道场”，鄙意疑是“胜业道场”，但不敢臆断，将来或别有旁证发见，亦未可知。
胡适，十七，六，八
该信札出处下注“选自《胡适书简》，（台北）时代文化出版社1962年出版”。
胡适致单不庵信
再看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二卷129-130页所刊该信札释文，除将“全集本”释文第三行“亦稍异同”作“亦稍有同异”，以及在“周益国文忠公集”、“集”、“白集”、“《文苑英华》辨证”等处加书名号外，余皆相同。该信札出处注释为“适，〈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附录〉，《胡适文存》，集3 卷1，页517—51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卷23，页586-587 ”。
对照《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中的这封胡适信札，发现上述两部书信集所刊行的释文除了少了第一行“六月三日信收到，谢谢”之外，竟然都去掉了原札第三页，但是其落款又与原札相同。原札第三页释文（原札释文由寄梅堂提供，下同）为：
《白话文学史》已印成，序文与校勘表都已毕事，端午节前可以出版，那时当寄呈乞正。此书我初当作一种小玩意儿，不料竟费我十个月工夫，有二十一万字之多，还只做到了白居易而止！将来全书大概有七八十万字也。上卷印行后，拟暂时中止，先作《中国哲学史》中卷，期以一年成书。四十之年，忽忽已到，不可不努力做点事业，故此时正料理清还一切细碎文债，七月以后专力做《哲学史》了。
胡适。十七，六，八。
从研究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过程来看，该信札第三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然而至今的刊行版偏偏漏了这重要的一页，实未知是什么原因，应是源自“《胡适书简》，（台北）时代文化出版社1962年出版”编辑之误。另外，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联经出版，1990年校订版）“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戊辰”，没有提及6月8日的这封信札，但是有“六月五日 有〈白话文学史自序〉”的记载，与6月8日信札中说《白话文学史》序文已完成，正相符合。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收钱基博致卢弼信札两通（落款日期分别为“二月二十四日”、“九月六日”）。卢弼（1876-1967），字慎之，号慎园，现代著名藏书家、学者。钱基博“二月二十四日”致卢弼信札全文：
慎老前辈道座：
久疏音敬而中心向往。博现不开课，所以到校极少，校中收发处青年工友亦与博相忘于亡何有之乡，直至昨日到校乃总务处交眎。诲帖敬悉。优游杖履，从容文史学功深，无任企仰。博文质无底，于当世贤豪长者素少往还。行严先生以文字相知赏三十年，而僅在沪寓匆匆一面。去年张次溪以编年谱，不介而来索序，博会有所感，乃历数辛亥革命以来政权之遞嬗，党治之得失而推究，所以中引书殷鑑不远，在夏后之世而以行严一生行，实为穿插，不过借题发挥。乃承齒及，其实（尽）书生习气，不受武子尽言之罪为幸多矣。
尊藏先吴越王表忠观碑，敬以见赐，不敢不拜。嘉博旧有十二幅，尚係明永乐年间拓尾，有成化五年匏蓭吴宽硃笔题字三行并白文“匏蓭藏章”已于前年赠敝省文管会矣。博年老客授诸子，亦糊其口于四方，自以钟鸣漏（书）尽之日不远，连年抽身回里散遗所藏三十人。年回里以书二百五十箱，专一节货车运武昌。敝院图书馆又于去年整理敝箧铜玉瓷石各品得六百二十件，写一说明书送敝院博物馆，此皆博近十年笔耕舌耨之所获。（见）现皆付之过眼烟云，亦实见到图书彝器皆文化之遗产，历史之物证。无一姓得保数世，不如化私为公，卸去包袱也。敝院旧为华中大学，现收归国有，改称华中师范学院。博现已不授课，僅挂一院务委员，名义院当局以博步履不便，许以杜门自？，不甚到校。如赐示寄武昌云驾桥华中村十四号为幸。匆复不尽，惟驾餐珍重千万千万！ 晚学钱基博手奏。二月二十四日夜。
案：此是钱基博回复卢弼的信札。信中提到华中大学收归国有并改称华中师范学院，查1953年10月24日中央高教部批准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据此，该信落款中的“二月十四日夜”应是1954年。信札中两次提到自己已经不授课，很少到校。钱基博从1953年开始因身体状况不良，故不再去教室上课，亦很少参加会议，基本上是闭门读书治学。也能说明该信的写信时间应在1953年之后。信札中提到捐献图书文物之事，是在1950年、1952年。另外，信中说张次溪为编章士钊年谱而请其作序，查2017年“彩笺尺素——近代名人书札专场”有章士钊撰并书辞赋三首，起首云：“张次溪、孙思昉为余编年谱，钱子泉基博作五千言长序宠之，感赋”，可证钱基博所言，至于钱自言在序中“乃历数辛亥革命以来政权之遞嬗、党治之得失而推究”，亦可见钱氏此时对民初以来政治尚有所思。
钱基博“九月六日”致卢弼信札全文：
慎老有道：
日前孝萱转到诲帖并承手录近人杂咏二十篇浣诵，再过此，其人皆文苑丈人，世多寻声逐响，而公皮里阳秋，婉而成章，緟以手墨谨当装裱，什袭以备异日儒林（当）掌故。至拙著文学（文学）史本，不足以言，著述增订本亦遭乱无存，疏谬自所不免，后生可畏而能相绳纠，无论其言之当否，总是读书种子，而今文章道尽，上庠国文系学生于普通文言文已不能阅读，能读拙著者已无人更谈不到相绳纠也。博饥驱四方而以舌耕为业，常惧斯文自我而丧，每至（其）一地，必蒐访当地乡贤著述，以诏来学，课余诵览，取其观感亲切易于兴起，从前在湖南写湖南学风（印布两万册）一册，后生风动，至今谈者尚不以鄙论为刺谬也。及三十五年来鄂，即托旧书店访购从前张南皮刻湖北丛书及尊刻湖北先正遗书？全部捐赠校中图书馆，然而博尝指导国文、历史两系学生检读丛书中胡石庄绎志，以为此书经经纬史，提要钩玄，而綩政学之通，坐而言可起而行，而学生（乃至本系同仁）多谢（亦云深奥费解）不能读也。言之伤心，近（日）则政治学习日不暇给，汨没人性，以为政治工具而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则置脑后不讲，瞻乌谁屋不堪设想。华中近归国有，改制为师范大学，以博为老马识途，不许乞身乃草一意见书，指陈现在教育之琢丧国性，汨没人性，条举件系长达五千余言，送中南教（育）部，如言不见用，博亦从此逝矣。博文质无底，患为人师，乃承大君子欲引而进之惠以鸿著敢不拜嘉。敝寓武昌云架桥华中村十四号尊寓地址亦希示我，以便随时请益为感。匆复不庄惟道自重千万千万
弟钱基博手奏 九月六日
这封信函中提到的送中南教育部的“五千余言”意见书，应是指1957年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鸣放”号召，写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那封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信，故致卢弼的这封写于“九月六日”的信应该是在1957年。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收章太炎致朱希祖的长篇信札一通，是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私人信札与学术史研究之关系的重要例证。朱乐川（朱希祖的曾孙）撰《〈章太炎答朱希祖问古文疑事书〉考释》（载《文献双月刊》2013年7月第4期）对该信札考释甚详，文末按语谓此信是章太炎回复朱希祖问学之信，写于1910年5月24日，时章太炎在日本，朱希祖在浙江嘉兴第二中学任教，“信札较为全面的体现了章氏对经学、史学、今古文之争的某些经典观点，不仅对章氏生平研究有所裨益，而且对章氏学术思想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章太炎逝世后，朱希祖将章太炎 1909、1910两年自日本所寄论学书札八封抄录寄给《制言》半月刊，在《制言》第三十五期（1937年2月16日）刊载了此信的第一部份，即《答朱逖先问老子征藏故书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收章太炎致朱希祖信札四通，第一通采自发表在《制言》第三十五期的该信。朱乐川此文为该信札全文之释文首次公开刊行，并结合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考释信中内容。然而，该文对朱希祖寄给章太炎的问学之信却未有提及具体内容。因此，非常难得的是，《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恰好也同时收入朱希祖的这封问学之信，使问答之间的问题语境一目了然，堪称绝配。朱希祖致章太炎问学信札书于嘉兴府中学堂科目考试原稿纸上，共三页，竖行。《寄》同时影印了朱希祖之子朱偰的案语：“上章先生问古文疑事书 谨案本书作于民国前三年，时先君尚在嘉兴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员，系本册所保存最早之墨迹，兹可珍贵。三十年后先君又重录一遍，并附跋文于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朱偰”。查朱希祖年表，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从日本归国后，先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0年应嘉兴中学监督范古农之邀而转往嘉兴府中学任教。从这封问学信札所使用的嘉兴府中学堂科目考试原稿纸来看，也可证实写信时间是在1910年。另外，《寄》所收此三页，起首书“问章先生事”，不是信札格式；另外信中涂改增删之处甚多，第一页上端空白处更有一大段补充文字，显然是信札的稿本，可以看出朱希祖写问学书的认真态度。
朱希祖致章太炎信
《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所收康有为《复教育部书》文稿，是康有为1913年5月《复教育部书》的起草原稿，是康有为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该文稿标题为“致教育部书”，正式发表时改为《复教育部书》，由于信中有“辱承大部贻书，命作国歌……”之语，故此信当作复函，发表题目亦可证。第一页右上端空白处有康有为自书“请即抄正于稿上发刻”。该稿首尾完整，毛笔手书，行文中有大量涂划修改之处，且与最终刊行出版之文略有差异，可与《康有为政论集》（下）（汤志均编，中华书局，1981年）刊行的《复教育部书》（一九一三年五月）对照其种种增删修改之处。此文稿末有题跋：“此康有为先生墨稿得之于其家人之手。丙子年（1936）岁首重付装池，固识篇末，珠浦香翰屏。”钤印：珠浦香氏（朱）翰屏审定（白）。可知此文稿原系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香翰屏旧藏并跋。从该文的时代背景来看，教育部于1912年夏令停止孔子丁祭，康有为惊呼哀叹不已，指示门人陈焕章、麦孟华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后袁世凯命教育部请康有为创作中华民国国歌，康遂作此《覆教育部书》，刊于其本人创刊的《不忍》杂志第四册（民国二年五月）及《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民国二年六月）。在文中，康有为陈述国歌关乎国势，进而劝说政府收回废除丁祭成命、保存祀田以尊孔，由此则“天下闻风，犹知向往，大教未坠，人心未死，中国犹有望也”。此文稿发表后，袁世凯于6月22日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之后教育部亦下令定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为“孔诞节”，一时间尊孔祀孔之风甚盛。由此可知康氏此《复教育部书》之重要，而《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景印之原草稿，其涂划修改之处与最终刊行之正文相比，正可见其思想表述的慎重斟酌。
史海茫茫，历经时代沧桑变幻而得以流传的名贤信札作为文献史料，弥足珍贵。然其研究价值能否兑现彰显，关键当然还在于研究者的眼界与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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