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知，我国历史上有两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为黄庭坚岳丈孙觉（字莘老，1028-1090）所建。好古博雅的孙觉上任湖州知州后，多方搜集先贤汉唐碑刻等遗存，并建造亭阁加以收藏保护，这就是最早的湖州墨妙亭。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曾为此作《墨妙亭记》，并赋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墨妙亭记》已成千古传诵的名篇。
其二在江苏太仓，为元代太仓名士兼书法家顾信（字善夫，1279-1353）所建。顾信为南北朝时期大学者顾野王（519-581）的后裔，曾任昆山州州务副使、浙江军器局提举等职，与大书法家赵孟頫交好，并从其学书，两人亦师亦友。据传顾信辞官归故里时，赵孟頫特为其书《归去来辞》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相赠。顾信奉为至宝，归乡后即勒石以志，并建墨妙亭珍藏之。当然亭中还藏有其他诸多法书墨宝。
以上两家墨妙亭后均遭损毁，遗迹无存，今存者乃为后世重建，尤其是太仓墨妙亭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新建。
其实还有一家墨妙亭往往被忽视，即清代江苏长洲（今苏州）大收藏家顾沅（1799-1851）所建之墨妙亭。顾沅字澧兰，号湘舟，又称沧浪渔父，自幼聪颖好学，但不以仕途为志业，官至教谕，叙布政使。生平喜读书和收藏，其自家园林“辟疆小筑”中建有藏书丰富的“艺海楼”，另有“吉金乐石之斋”、“赐砚堂”、“古泉精舍”、“秘香阁”等，所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等闻名江南。后又入手众多名贤画像和明清名家墨迹，特筑“墨妙亭”以藏之。顾沅死后，因太平天国战乱，顾氏家境日落，宏富的藏品也散出殆尽，藏书多为丁日昌所得，金石书画则四处散佚，园内各种楼阁名存实亡，最后甚至连遗迹也荡然无存。因此，顾氏墨妙亭今已鲜为人知。
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顾沅逝去数十年后，其墨妙亭中的遗物竟飘洋过海，到了日本。这件遗物即数十家墨迹荟萃《先朝宝翰》（又称《名人墨妙》），堪称顾氏墨妙亭中的镇亭之宝。从结论上讲，这一墨宝是由避难京都的罗振玉携出国门并转让出去的，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林则徐为顾沅所藏《先朝宝翰》题字
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学部任职的罗振玉预感命运未卜，思量避难之际，巧遇大谷光瑞委派驻京本愿寺僧前来劝说其避难日本，加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友人也都来函力劝，遂决定去国东渡。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在此之前，应内藤湖南等人恳请，罗振玉曾出借300件自藏书画运往京都展出，如果借此机会就地售出，即可解决东渡日本的经费问题。1911年11月底，罗振玉携王国维及女婿刘大绅三家人，由天津乘船至神户，然后入京都暂居，由此开启了罗氏长达8年之久的异国寄寓时代。同时也成就了罗氏在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文卷等领域的卓越业绩，尤其是领先于世界的以甲骨考古为主的“罗王之学”。
因在京都购地造房和生活、出版所需，形同寓公的罗振玉不得不出手大量自身藏品，尤其是书画碑帖等文物，《先朝宝翰》即其抵京都后不久出手的书迹墨宝之一。
这件墨宝为广岛富豪久野元吉所得。久野元吉（1875-？）号锦浦，又别署“黄裳簃”，出生于广岛县三原町一士族家庭。在罗振玉、王国维寄寓京都期间，久野元吉曾任西备银行总经理，为当地工商界著名人士。
《先朝宝翰》为明代及清初近五十家名人书牍墨迹之集成，其中包括明太祖、宣宗皇帝，以及宋濂、宋克、詹希元、张三丰、沈粲、沈度、杨士奇、周鼎、杨荣、杨溥、李东阳、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吴宽、方鹏、顾炎武、吴伟业、黄宗羲、黄宗炎、冐襄、宫伟镠、傅山、龚贤、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吴历、恽寿平、毛奇龄、姜实节、周亮工等书画家或官宦文人，因祝允明、王时敏、毛奇龄等人墨迹为两件或两件以上，故墨宝总计56件，原装为一帖，后改装成三卷。卷首有林则徐“名人墨妙”、何绍基“墨妙亭图”之题字，并配有黄均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绘《墨妙亭图》，生动再现了当时顾沅府邸墨妙亭这一真实景观。
黄均画《墨妙亭图》、何绍基题《墨妙亭图》
卷末有李兆洛跋文，以及李佐贤、齐学裘、徐渭仁、冯桂芬等人的同观记，最后为罗振玉题跋。罗氏跋称，此墨宝本为苏州收藏家顾湘舟艺海楼之旧物，因其先后收集到明代名人肖像和书迹数百件，故特地于府邸建“墨妙亭”储藏之。后顾氏收藏的书籍、字画等不幸罹灾散失，惟书迹偶存人间，部分流入吴云之手。吴氏死后，罗振玉从其遗族手中购得诸多书画，《先朝宝翰》即其中之一。此卷后随罗氏一同渡海至日本，不久即落入久野元吉之手。由此可知这一墨宝流入日本的轨迹。
久野元吉得手后亦仿效顾沅，将墨宝收藏处命名为“墨妙亭”，并请王国维作《墨妙亭记》以记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另外，该《墨妙亭记》手稿曾出现在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同时，罗振玉也特地为久野元吉刻制“黄裳簃”印（边款“锦浦先生是正，叔言仿汉”）相赠。
王国维书《墨妙亭记》手稿（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先朝宝翰》所收墨迹中，继明太祖和宣宗皇帝之后，排在第一的是宋濂楷书《送钱君允一还天台诗并序》，字体端庄沉稳，笔法精妙。接着是宋克书录李白诗《行路难》（前两首），最后以“克”字落款，钤“宋仲温”和“宋克私印”两方白文印，通篇字体端正优雅，凸现明初正统派书风。除宋克之外，还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遂、宋广、沈度、沈粲）中的“二沈”书迹，尤其是沈粲书录《梁武帝草书状》长卷（计30行），章草体书法十分精妙。
《先朝宝翰》内沈粲书、《先朝宝翰》内宋克书
元末明初道士张三丰是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其生卒、事迹等亦是众说纷纭，难定真伪。其传世墨迹极为罕见，《先朝宝翰》中收录其行书墨迹：“囊中九转丹成，掌内千年桃熟。蓬莱昨夜醉如泥，白云横向山中宿。”款识为“三丰遯老醉笔也”。就字迹而言，笔法酣畅淋漓，潇洒劲逸。
《先朝宝翰》内张三丰书
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有明一代功勋卓著的重臣，号称明代“三杨”，又因居地所处，分别被冠以“西杨”（江西）、“东杨”（福建）和“南杨”（湖北）之称。三人墨迹聚为一体实属难得，而《先朝宝翰》就收录了三人手迹，分别是杨士奇《与静学斋手札》、杨溥《五古诗》和杨荣《送张宗海归乡并引》。藉此可以窥知杨荣等人行楷俱法赵孟頫之复古书风。
《先朝宝翰》内杨荣书
作为明代重臣之一的李东阳在文坛、书坛也都颇具影响。《先朝宝翰》收录的是其楷书《联句四首》。从题识可知，为其与朱中孚、杨应宁等几位友人酬应之作。书迹笔力遒劲，风格清润潇洒。
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也是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承前启后的书画大家。《先朝宝翰》收录其《赠姚丞》书札，即七言律诗二首，其一是与姚丞《读遗诏》诗的唱和之作，其二是为知己周鼎（号桐村）所作的挽诗：“周桐村发引，病弗能祖，遥挽一首：药物兼旬兀病身，挽輀独后北邙尘。江湖隔眼灯前泪，生死通心梦里人。古谊高怀留健羡，遒文细字忆精神。他时容展孤坟拜，风雨桐村宿草春。”书札最后题“老友沈周再拜”。从书札墨迹来看，沈周行书明显吸收了黄庭坚等宋代名家书法特长，而又不失独自风格，笔力遒劲，自然秀逸。该书札虽未署日期，但从周鼎（1401-1487）生卒年可知，当在1487年，沈周满60岁时，当时正在病中，以不能前去参加好友周鼎葬礼而痛心不已。《先朝宝翰》中也有一件周鼎书迹，名为《赠秀水令尹文旆诗》，行书潇洒飘逸。
《先朝宝翰》内沈周书
除沈周之外，《先朝宝翰》还收录了其学生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手札墨迹。文徵明书迹是赠元洲礼部《南楼诗》，为其擅长的行书体七言律诗。祝允明则是《与梅南书》和《与禹平书》两通书札。另外，收录的吴宽及其侄吴奕的手札对了解和研究“吴门书派”书风及其传承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朝宝翰》中收录的不独是书画家墨迹，且有一些著名学者的手书，其中，作为一代宗师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学者即其代表。他们的手书墨迹其价值不仅仅限于书学和书法，而且还在于学术思想。黄宗羲书迹是《赠簮雷诗》，行书体五言绝句。诗曰：“吾处万山中，瀑布挂窗户。布算青松间，铿然尝夜午。娱耳有天乐，侍侧唯雕虎。不嫌景过清，所得岂训诂。读书五十年，横身牛角苦。山居读书乐，此言不敢吐。乃知才分殊，相去宁百武。赠簮雷道兄。”落款为“姚江八十翁黄宗羲”，钤“黄宗羲印”（白文）。可知为其年八十之作，其晚年山居读书之情景和心境跃然纸上。《先朝宝翰》中，还有其弟黄宗炎手札墨迹，为书于“丁巳仲秋”（康熙十六年，1677）的《赠子启诗》。
《先朝宝翰》内黄宗羲书
《先朝宝翰》中，顾炎武书迹题名为《亭林先生致稼堂札》，同时还收录了顾炎武继嗣祖父顾绍芾两通书札。顾炎武成为一代大学者和思想家，与顾绍芾的悉心培养和引导分不开，其祖孙二人墨迹聚为一体，使人能够一同观赏，亦可谓快事。
傅山传世墨迹多为草书或行草书，少有行楷。而《先朝宝翰》收录的正是其行书五言排律，曰：“夕炤明山馆，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弄，腐货肯成褫。睡觉千愁扰，皈依一念痴。团瓢尼也得，托钵佛当知。抚此韶华日，还非破衲时。画眉教姊妹，临镜暗参差。地步留微别，风流不久离。字曾零碎识，书许断连窥。好运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无后悔，把滑为渠私。蛱蜨俱飞过，鸳鸯独立池。今宵同被锦，明日誓披缁。”最后款识为“吾玉说孤庵行迳，代有此艳体”。钤“傅山之印”（白文）。吾玉，即山西省宁乡名士王珸，吾玉为其字，入清后隐居柏窊山，精通医理道术，傅山曾多次前去造访，并与其交游或诗文唱和。傅山诗文集《霜红龛集》中，有《乙卯中秋同王珸、王璟、胡庭、儿眉、孙连苏游宁乡柏窊》《连日与离石王吾玉汎论无题八首书示连苏》《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赠西席宁乡王吾玉红友孤庵听吾玉说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韵》等诗。《先朝宝翰》中的这一墨迹正是其中《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排律，只是个别文字稍有差异。“吾玉说孤庵行迳”中的孤庵，则是王吾玉“红友”，名为阎雪梅的名妓。傅山排律自注云：“孤庵，临县名妓，阎雪梅字也。初欲披剃为尼，不克，后力蕲从良，事珸不三年，珸殁，自经以殉。尝见先生手帖一纸云，近闻孤庵死事，雅为太息者累日，侨人五言长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尽。又叹以彼聪慧志趣，生得其地，视古名媛烈女奚异？”由此可知，这一排律是傅山代友人王珸为殉节的孤庵而作。从字迹来看，字体参差，不拘一格，正体现了其自然率真的性格。
《先朝宝翰》内傅山书
另外，明末清初影响较大的诗人吴伟业、宫伟镠，以及有“明末四公子”之称的异色文人书画家冐襄、诗书画皆精的周亮工等人的书札也均有收录。
有“四王吴恽”之称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位清初画家，又称“清六家”，他们承继了“元四家”和明代董其昌以来的文人画风，被看作是清代正统画派，在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影响深远。《先朝宝翰》收录了六人的书札墨迹，其中王时敏书札三通，其他人各一通，由此可大体领略六大画家的书法风格。除“四王吴恽”之外，还有龚贤、姜实节、宋曹等书画家的书札。
顾沅入手的《先朝宝翰》上有丰坊、项元汴、朱之赤、陆时化、缪曰藻等名家收藏印，顾氏入手后又钤有“艺海楼收藏经籍书画金石记”（朱文）、“艺海楼所藏印”（朱文）、“顾沅所藏”（白文）、“顾沅私印”（白文）、“长洲顾沅湘舟审定”（朱文）、“湘舟心赏”（朱文）、“湘舟所藏”（朱文）、“湘舟”（朱文）等鉴藏印，转归吴云后，又有吴云“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鉴藏图书”（朱文）等收藏印，可谓传承有序的名迹。
《先朝宝翰》无论是在收藏还是在学术层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对书法演变、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李兆洛在跋文中也曾提及，“湘舟顾君集有明一代之书牍墨迹合为册，通三百年，凡五百辈，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声名赫奕者，藉以想见丰采；传流寥落者，藉以表见姓名。不务鉴赏之能，但加甄录；不加甲乙之品，自得风流。岂惟朽骨尽蒙荣造，亦使僦目皆得发矇。一朝风气之所趋，与其随时变转之迹，征而求之，风会大概可见焉。夫《法书要录》《金薤琳琅》《书画舫》之类，收储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画之工拙，计传流之远近，则犹是骨董伎俩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通变之理，以为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不过，后来久野元吉又介博文堂将此墨宝转售给上野理一(1848-1919)，时间约在1916年初。内藤湖南同年1月19日致上野氏书简提到，“据博文堂言，君欲购墨妙亭旧藏明清名人书册。该帖为小生所见同类品中最精良者。其书法之妙，及作为历史参考品之价值，均远在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之上。特别是明太祖、宣宗名臣三杨之墨迹、宋景濂小楷书（是殊妙绝）、三丰道人书、顾炎武、黄宗羲二大学者及四王吴恽之书（其中黄氏书此外殆不可见、吴历致王石谷尺牍实知其为天主教徒之确证，堪称最珍者）等自不待言。即便是极普通之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书，亦远比他处所见者优，特于祝枝山尺牍，可称所有祝书中第一。祈购下。将来作为各方面之参考，小生亦可大得裨益。”并同封附有对部分书家或旧藏者之说明（内藤湖南1916年1月9日致上野理一氏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函中“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是指犬养毅于1913年游上海时购回的明代名人书札，后精选出数十件，以《明贤尺牍》之名影印出版，罗振玉特为此题“明贤尺牍”四大字。另外，从这封私信，我们也不难想像，当时在如同顾问的内藤湖南指导下，上野理一是如何不断从罗振玉处获得其藏品，并逐渐形成其独特的“上野有竹斋中国书画收藏”（简称“上野特藏”，可参见京都国立博物馆编《上野有竹斋蒐集中国书画图录》）的。上野理一死后，经由其嗣子上野精一之手，该“上野特藏”中的丰富藏品捐赠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因此，其中的《先朝宝翰》也一直藏于该馆。
朝日新闻社社长兼收藏家上野理一
寄寓京都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除互相勉励或合作，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惊人业绩之外，还在金石书画鉴赏和传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当然，出售金石书画本身，不禁令人扼腕）。就《先朝宝翰》辗转流入日本藏家之手来看，二人通力合作，或撰文（王撰《墨妙亭记》），或刻印（罗刻“黄裳簃”印），犹如上演学术式双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如此，不仅给书画本身增添了附加价值，而且也对“传古”志业不无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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