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现场的朱天心 拍摄：兰达
7月22日下午，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以“瓦砾时刻——当前文学的处境”为题，在香港书展的“名作家讲座”上分享了她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并针对当下文学的处境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主持人为梁文道。
朱天心以“瓦砾”来形容当下的文学处境，但坚持有义务向“文学共和国”缴上自己的一份报告，即便被视为“濒临绝种”的恐龙。以下是朱天心演讲稿内容。因篇幅原因，略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文学早已经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实了
我年轻刚写作的时候，曾经为文学和个人的创作发过很多豪壮之语，其中有许多是我当时真心相信的，可是也不免有暗夜行路吹哨壮胆用的。如今我要一一收回吗？
尤其在我来自的台湾。我有很多朋友是从事出版的，比如2016年年，他们说，整个出版市场腰斩再腰斩，以前出1万本的书，现在2500本；以前出2000本的书，现在简直像诗集，卖500本，后来索性就不出了。所以有很多作家的努力，现在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在文学出版被腰斩的当下，如果跳船逃生，或者是投靠他族，不免显得势利眼。而势利眼大概是人性中我最厌恶的一种特质。我试着将自己当作一个捐赠遗体的人供人解剖，而且我率先抢过手术刀来自剖——也许可以看到一位据称生于文学盛世，老于文学式微年代的创作人的病因和病史。
我这一代人，老是被后辈指称我们遭逢的是个盛世。台湾一些80后、90后的作家，都会说我们生于文学的盛世。他们描述的那个盛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得一次文学奖，或是出版一本作品，就可以被认证为作家，并且从此名利双收。
我比较中意的对于文学盛事的描述是唐诺的说法。他说，今天专业的问题不必文学来回答，远方的新鲜事物也不靠文学描述来递送。新鲜事情每天都像住在你隔壁一样，不需要靠文学，不需要靠三毛的《撒哈拉沙漠》。革命也不需要文学来吹号，好听怡人的故事也再不由文学来讲，甚至人们已经普遍不从文学里寻求生命的谏言，不再寄情感、心智于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早已经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实了。
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同学将来不管是想要从医的、经商的，从政的，并不是出于假装文青的目的，都一定会读读类似白先勇、张爱玲的小说，一定有这样一种“文学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的状态。而生于长于“文学是人生活的基本事实”的时代，且自小混迹其中的我，饱看了各路高人的起坐，心向往之，也偷偷学，到了年长的时候，知道要还的。最起码作为一名文学共和国公民，纳税的义务是该尽的，我有责任为共和国缴回那一份。鲁迅看不到，我们不是同代人，纳博科夫也没有活过我的台湾，所以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此时此境，我有必要对我的文学共和国缴回属于我自己的此时此境的报告。
所以在我开始写作的15岁，以为“映真”这两个字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诣。我把自己当作一面镜子，时时刻刻擦试得亮堂堂的不惹尘埃，力求把身处在此时此境，一点也不扭曲、不拣择地反映出来。或者说不只是镜子，应该是个监视器，不带主观，也不下判断，不删减、不回避地记录所有眼下之事，有意义没意义的，喜欢不喜欢的，全都把它不保留地记录下来。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创作态度是行不通的。
第一，我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的读龄，远远长于写作的眼界，所以难免会有眼高手低的感慨。比如我才刚读完《战争与和平》，怎么叫我能够耐烦于那些没有战事也没有贫穷年代的、一个15岁台北女孩的猫狗小事呢。尽管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第二，我强烈敏感的爱憎，以及已然成形的价值信念，如何可能让我只做一面照单全收的好镜子、好监视器呢？做不到的。同样的阅人阅事，我与同一屋檐下已经写作大半辈子的父亲朱西宁，以及已经早一两年开始写作的姐姐朱天文，是大不同的。父亲最宽容，姐姐也跟父亲很像，她多了一层玫瑰石粉红的滤镜。但因为年纪比较轻，她也比父亲多了一闪冷脸的剑光。而我简直是黑白判然的太极图像。所以到现在，我也只承认我与父亲和姐姐，我们只是不同，并没有谁比较好，并没有高下，谁比较对。
宁可受苦于信念带来的自由
我已经成了没有办法映真的放大镜，甚至显微镜，那就老老实实地赡养自己的夸大、扭曲和敷衍吧。而支撑我的，无非是一些很素朴的价值信念，好比正直、诚实、英勇、慷慨，听来很像童子军的守则，但确实是这些在支撑着我。我从了不起的作家的身影和作品中，没有间断地一直得到这样的支撑。
但各位不要误会我找寻的是一个英雄的造像，因为更多时候，我感动流连于那些勇敢写出诚实所见的（作家），不管是软弱还是失败的。就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我不喜欢得胜者、志得意满者，我喜欢落败的人。”他进一步说，“我深信艺术家的职责，乃是描绘那些反抗时代潮流，受苦于自己信念的人”。
其实我读的中译本原文里面，用的是“受害”这个词，“受害于自己的信念”。可是我更喜欢用“受苦”，或是“自苦”这两个很具动态的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想抛也抛不掉。曾经我喜欢用“护持”、“保卫”这些词来描述人对待他自己的信念，可是年岁愈长，我觉得那还是不符合事实，太英雄了，仿佛像是一尊有副金刚不坏之身的怒目金刚。其实价值信念是多么难伺候的，其实很像手镣脚铐。我与它共处好长的周年，常常想要抛掉它，做一个自由人。
可是自由真的是创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吗？面对强力管控的政府，也许我们会毫不犹豫大声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可是要是面对众悠悠之口——网民的时候呢？面对商业市场的时候，还有自身欲望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在意那免受制于斯的自由吗？或者我们连受制受苦于这个都没有自知？
我宁可受苦于价值信念带给我的自由。老实说，要是没了它们的支撑，我未必敢于不满身处的此时此境，也未必敢角力，甚至拒绝眼下的世界，以至于打掉重建。卡夫卡的友人描述卡夫卡说，“他的一生就是拆毁他人生自己的房子，盖他小说的房子”。这大概是最剧烈的方式。当然还有更甚的，比如台湾的作家陈映真，他索性打造他的黄金国度。
我从地狱来，正路过人间，要到天堂去
但最后我还是得说明一下，我口口声声贯穿于全文的此时此境是什么意思。
我的此时此境，当然不是300年前，也不是90年前我父亲的老家苏北宿迁。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不过是邵洵美写过的：“我从地狱来，正路过人间，要到天堂去。”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过我正路过人间而已。
但说完这些，我还是希望能给我自己一点点的支撑。我去年看《星球大战7》，里面那个年轻的十五六岁女孩，那种执傲，那种专注……在那么一个废墟或说是瓦砾沙漠一样的、没有人要住的星球，她天天在一个废弃掉的航空器里掏一些还堪使用的仪器或材料，去换一餐两餐。
她无意间被卷入这场重要的战争。自己也非常吃惊，原来她以为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实还活着，只是更老了，但还在操持他们的行当，有些是反抗军的领袖，有的还在做星际的海盗。那个女孩最后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坚持把那把光能剑交到了最后的那个绝地武士手中，她那个执傲的样子，我当时看到感动很久。
稍微岔开一下，我的丈夫唐诺是个运动迷。他讲，有人研究为什么今天在美国这么多擅长运动的都是非裔美人，他们表现这么好。说是因为当初五月花横渡大洋到美国的时候，一船一船的黑奴渡不过任何天灾、船难，或者是船里的瘟疫让弱的人全部都淘汰掉，这是一个很酷烈的自然淘汰，最后登岸的就是这些（强者），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后裔。
所以唐诺的认识跟我差不多，觉得这（瓦砾时代）未尝不好，在文学这样箫条的年代里，也许会使很多三心二意、另有他想的人就离开吧，这行可能很难满足你的很多欲望。
也许留下的会是最纯粹的，像是《星战》里的那个女孩子一样的（创作者）。我在大陆和台湾都见过，就是有一两个这样执傲的孩子，明明知道现在是一个瓦砾时刻，却还不心生妄想地写着。我简直都不知道他是在为传说中美好的传统，还是某部打动他的作品（写作）。每次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尽管还是太少了。
（本文为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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