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庄志，半部清代史：台北新展“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滦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它不仅是清代皇家园林中占地最广，更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行宫。

“一座山庄志，半部清代史”。9月24日，“避暑山庄——清帝国统治的缩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对外展出。展览以“治园如治国：微宇宙的大清帝国”“统治者身份的多样性”“政治与礼仪”等六个单元，精选其院藏代表书画器物文物及相关档案文献，通过图文介绍，逐一呈现清代避暑山庄的特殊意义。

“避暑山庄——清帝国统治的缩影”展览海报

山庄的兴建，顾名思义，是皇帝每年前往的一处避暑胜地，但它本身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由于山庄所在的热河地区，大部分为蒙古游牧之地，属于大清帝国面向北亚前沿之地。每年约自五月至九月间，清朝皇帝驻跸山庄避暑，秋猎行围，并接见蒙藏活佛与王公贵族，外国使节也因皇帝驻跸之处前赴山庄觐见，帝国许多关键决策都是在皇帝驻跸山庄时下旨施行。避暑山庄在清帝国上的地位，毫无疑问，已然成为紫禁城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

随着山庄地位日益重要，大清皇帝历经数代用心经营，其所在行政区域的扩大、沿途行宫的修建、山庄景观布局的规划、门楼亭阁建筑的设计，以至围场设官管理等方面，莫不反映出大清帝国统治上满蒙汉政制、内地与边陲文化、藏传佛教与中原信仰宗教等各方面多元、多样的特色。因此，此次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治园如治国：微宇宙的大清帝国”“统治者身份的多样性”“多元宗教政策”“地方政制的多元特色”“语言文字的多样”及“政治与礼仪”六个单元，精选其院藏代表书画器物文物及相关档案文献，透过图文介绍，逐一呈现清代避暑山庄的特殊意义。

治园如治国：微宇宙的大清帝国

作为清帝国第二政治中心的避暑山庄，从其建筑规制与布局，均可发现与首都北京相近似的格局；而透过模仿帝国各地景点或移植物产方式，借此突显山庄在皇家园林多元汇聚的特色。

避暑山庄及周边各建筑群，大致可划分为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与寺庙区。宫殿区是皇帝理政、举行庆典与起居休息之处，建筑轴线完全依照紫禁城前朝后寝的格局。湖泊区是皇帝休憩娱乐之处，其中一台一阁，既有山庄自身特色，也有模仿江南名胜而建；同样一草一木，既有塞北原生产物，也有移植自关内各处的物种。平原区以万树园为焦点，场内升起偌大的蒙古包，皇帝在此殷勤接待外藩蒙古王公或来朝的各邦外使，是清帝国一处重要外交场所。至于山庄周边，分布着康熙、乾隆两朝为纪念重要庆典特地营建具汉藏风格的寺庙区，通称为“外八庙”，是清帝国以宗教政策拉拢蒙藏领袖的重要象征。

避暑山庄从营建到设计，集合帝国统治、文化移借、外交礼仪、军事以及宗教等方面于一园，犹如大清帝国的一个微型宇宙。展览第一单元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献与绘画，叙说这个小宇宙的格局。

《避暑山庄记》是一篇提供我们了解避暑山庄从“热河行宫”到山庄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全文撰写于康熙五十年（1711）六月下旬，此年正是康熙皇帝将“热河行宫”改名为“避暑山庄”的时候。文中康熙皇帝说明之所以选择热河作为行宫，一是路近京师，往返不过两日，综理万机，与禁城无异；另方面是热河地方水土气候具有怡情养性功效；最后指出热河的地理景物，可使帝王在静观感物后洞察民生稼穑、为政以民的情怀。

丽正门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三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丽正门

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是进入宫殿区正殿的第一道门，城楼式的建筑增加了门面气势。此门兴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城门正上方镌刻着乾隆皇帝御题汉文“丽正门”三字，另分别自右而左又标示满、藏、回、蒙等文字。“丽正”，汉文取自《易经》“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而满文（genggiyen tob duka）意为：“明亮（澄澈）的城门”，意思更见单纯简朴。城门五种文体，反映出清帝国统治下多元民族语言文化的特色。

避暑山庄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是清朝皇帝驻跸山庄时处理朝政、举行庆典与寝居空间。由正宫、东宫、万壑松风与松鹤斋四部分组成。正宫建筑规格依循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前朝后寝布局兴建，具有对称、规整与庄严特点。前朝以澹泊敬诚殿，后寝则以烟波致爽殿为代表。清代中晚期，嘉庆与咸丰两位皇帝先后在山庄驾崩，国势也开始慢慢进入夕阳黄昏。

澹泊敬诚殿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 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澹泊敬诚殿是宫殿区正宫主殿，为清代皇帝驻跸山庄处理朝政与举行重大庆典活动场所，其角色相当北京太和殿。初建于康熙五十年（1710）代，殿中央悬挂康熙御题“澹泊敬诚”四字。乾隆十九年（1754）对殿内天花板、格窗及内外大柱，均以楠木改建，故有“楠木殿”之称。

烟波致爽 收入《避暑山庄图并乾隆题诗册》 清 张若霭画 乾隆年间

位于正殿区后方，是属于皇帝寝殿居所。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称该处“地既高敞，气亦清朗”、“十里平湖，致有爽气”，因此取名“烟波致爽”，并特地列为山庄三十六景之首。清代中晚期，国势日衰，嘉庆与咸丰两位皇帝先后在此寝殿内驾崩。随后山庄活动也逐渐转向沉寂，最终趋于没落。

山庄湖泊区紧邻于宫殿区，由九个大小湖泊组成，湖内岛屿林立，各有名称，如文园岛、如意洲、青莲岛、金山、月色江声岛等。岛湖小桥长堤相连，楼阁亭榭，绿树成荫，不仅部分植物盆栽移植自帝国内地，区内建筑也有模仿自江南园林布局，例如青莲岛的烟雨楼是据浙江嘉兴烟雨楼而建，文园狮子林则仿自苏州狮子林，金山岛设计是来自镇江金山，一派江南水乡风光，因此有“塞外江南”之称。湖泊区是清代帝后驻跸山庄时避暑休憩去处，康熙、乾隆两帝更为山庄各取三十六美景，留下许多官方刊物与图绘。

烟雨楼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浙江烟雨楼是一座位于湖心岛上的园林建筑群，乾隆皇帝南巡，多次登临烟雨楼，喜其暮春湖边烟雨迷濛景色。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回銮后，下令据浙江烟雨楼图，在避暑山庄如意洲北面青莲岛上仿建，同样取名“烟雨楼”。比较《南巡盛典》与《热河志》两书所绘“烟雨楼”图，虽见两楼略有出入，但布局亦颇为近似。

文园狮子林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四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热河山庄文园狮子林，位于山庄湖泊区东南，清舒山馆前方，是乾隆三十年代后期模仿苏州狮子林而兴建。园内奇石堆叠，假山崎岖起伏，构筑精巧，颇具元代画家倪瓒（1301-1374）笔下苏州狮子林图之韵味。山庄之取名文园狮子林，用以区别吴中（苏州）狮子林与北京御园（圆明园）狮子林之意。

平原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部，区内分东西两部，西部草地以“试马埭”为主体，是清帝与蒙古王公围猎前试马选马的场地；东部林地则以“万树园”为代表，园区布满大大小小蒙古包，呈现北方蒙古草原景色。康熙年间万树园作为山庄行猎之处，而到了乾隆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赋予了此区在联结外藩蒙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以及国外使节外交朝觐筵宴的重要功能。

万树园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二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万树园实景

万树园位于山庄北侧平原，盛清时期园中布满大大小小的蒙古包，呈现蒙古草原的风光。康熙年间此区主要作为狩猎之处，从乾隆时期开始，逐渐演变成接待蒙古王公贵族与外国使节的筵宴场所。乾隆皇帝寿辰正值驻跸山庄期间，万树园提供宗室大臣与蒙古王公贵族设宴庆贺，对联系清帝国与边疆民族领袖情谊，发挥外交重要功能。万树园蒙古包宴多在中秋节前后举行，在山庄平原上连续数日，围起幔城，举行各式蒙古特色的娱乐活动，乾隆皇帝称为“塞宴四事”，即诈马（赛马）、什榜（蒙古音乐舞蹈）、教駣（驯马）与布库（相扑），另有烟火、杂技、歌舞等表演，呈现盛清时期中外升平的光景。

环绕山庄周边，自北至东南，沿狮子沟至武烈河东岸丘陵山峦区，汉藏式的寺庙林立，其中以北京理藩院统一管理的古北口外八座寺庙，俗称的“外八庙”最为著名，是清帝国为纪念重要大事特地兴建的寺庙。清帝国透过宗教信仰，借以巩固并加强与信奉藏传佛教蒙藏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北疆国防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策略。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1673-1681）平定后，清帝国开始将焦点转移对北边安全的强化。为了防范俄罗斯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清帝国采取外交策略，积极拉拢漠南、漠北蒙古，透过满蒙联姻巩固边防。康熙皇帝认为，中国传统修筑长城，徒增加地方百姓负担，却未能保障国防安全。现今透过与北方蒙古缔盟联姻与赏赐爵封，达到了巩固北方，长治久安的边防政策。“长城无用论”，正是康熙皇帝拢络蒙古各部作为屏藩的御边策略。而热河地方与避暑山庄，正发挥着帝国御边策略的重要角色。

清高宗御制《热河志》序 收入《钦定热河志》序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热河志》是一部相当特殊的地方志书。其特殊之处在于，大多地方志由地方州县进行编纂，此书编纂却是清中央政府委派和珅（1750-1799）、梁国治（1723-1786）等重要大员负责。由此可见热河对清政府心中的重要地位。

全书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1），皇帝特地作序。内容提出成书之难有二，而必须为热河作志理由也有二。热河位处关外荒略，缺乏历史资料，其难一；现存历史大多成于汉人之手，缺乏当地人情风尚及语言习俗的了解，难二；至为何必须为热河作志：一、该处从康熙皇帝开辟以来，百余年来，生齿日繁，渐成都邑，；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皇祖康熙经营热河与避暑山庄，不是为个人避暑游幸，而是为了防范蒙古，强化北方边防的深意。《序》言最后指出，热河一名，出自山庄温泉之水与武列河汇流而得名。本书沿用地名，成山川风土纪录。

从统治者身份的多样性到多元的宗教政策

避暑山庄为清朝统治者处理民族事务的重要场所，面对帝国内外的多元族群，满洲统治者依统治对象的不同而展示其多重身份。作为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有时自称皇帝（hūwangdi）或天子（abkai jui），有时自称为君或是汗（han）。身为八旗的主子，满洲大臣上奏时以额真（ejen）称之。除此之外，满洲统治者尚有另外一种身份—“文殊皇帝”（jam yang gongma）。此名号为清顺治年间以降，西藏来书称呼皇帝的惯例。乾隆皇帝（Hong li, 1736-1795在位）甚至以文殊菩萨在世化身自诩，透过绘制一系列自身文殊像，自我塑造“文殊皇帝”的形象。如此次展出的《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即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修建五台山山麓同名寺庙殊像寺，相传这座寺庙是文殊师利（梵语谓曼殊师利）菩萨显相之处。通过展出文物可以看过，前者的殿堂楼阁略仿五台山殊像寺而来。

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八十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在清帝国治下的辽阔版图内，包含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因此也有颇为多元的各类宗教信仰。满族在关外原本承袭女真的萨满信仰，十七世纪初，复受邻近蒙古族影响而接受藏传佛教为其主要信仰；尤其扶植以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格鲁派转世高僧为主的格鲁派（黄教），此派于清代因此成为满蒙藏民族的共同信仰。清帝虽采纳藏传佛教为其信仰，然并未如元代蒙古皇帝一般，强力推动该信仰至其他民族地区。汉人信仰的汉传佛教、儒学（文庙祭孔）、道教，乃至西北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即使在清廷的政策管理下，仍各有其发展空间。如此之宗教特色也反映在避暑山庄的历史与陈设中。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收入《钦定八旗通志》卷八十九 清 纪昀等奉敕撰 清嘉庆四年（1799）武英殿刊本

热河文庙图 收入《钦定热河志》卷七十三 清 和珅等奉敕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从此次展出的《热河文庙图》可见这一多元信仰的特色。热河文庙兴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与山东、北京并称为中国三大孔庙。从图中可知，文庙正门有东西向牌楼，依序正门为棂星门、入内有泮池、大成门，碑亭、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大成门”及“大成殿”匾额，更是以满蒙汉三体文字题字，标志出热河文庙区域的特色。至于建筑规制与内部陈设，均比照北京文庙规格标准，反映热河文庙在乾隆皇帝心中的重要地位。

大清统治下的中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为了统治稳定的需要，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不仅在中央政府体现了多元民族体制，在地方上也因地制宜，呈现出多元民族的统治样貌。

土尔扈特渥巴锡汗赠乾隆皇帝铜鎏金刀叉匙西式餐具（附锦袱、皮盒、木盒） 清乾隆三十九年

此外，在政治与礼仪上，避暑山庄也是清帝每年避暑与处理军政大事的活动中心。如：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皇帝于此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乾隆三十六年（1771），于山庄接见率部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乾隆四十五年（1780），接见自西藏日喀则前来庆贺其七十寿诞的六世班禅；乃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而在热河行宫周围的外八庙，也是在清廷安定北部、西部的过程中所陆续兴建，透过宗教建筑来拢络蒙藏民族与巩固满蒙联盟。

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附木胎皮盒） 清乾隆四十五年

此次展出的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即为六世班禅的赠礼。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七旬寿辰，六世班禅（1738-1780）赴京祝寿。该年八月二人于避暑山庄见面，六世班禅敬献不少礼品予乾隆。此“鎏金银胎内填珐琅嵌宝盖罐”为八月初二日初见时所赠，然此罐之工艺及装饰非属藏式文物，乃印度蒙兀儿王朝风格作品。108颗之“嘎布拉念珠”乃以颅骨所成，六世班禅敬献于八月初七，当日为乾隆七旬寿诞大庆吉日。

“一座山庄志，半部清代史”。盛清之世，当皇帝一行跨越长城，塞北各地蒙古王公相继派员路上迎驾，长队列阵，彼此互动问候，当年的战争烽火，早已烟消云散。大清皇帝对山庄的经营，积极拉拢蒙藏各方领袖，带动热河地区的繁荣，呈现万邦来朝，帝国内多元文化糅合的特色。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2月5日。

（本文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资料及相关文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