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半个世纪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文/张弘

私塾与学堂之争，实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一书，试图摒弃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的简单化评判，致力于史实勾勒，重建私塾学堂之争史实。其间，既能见到传统私塾在民间社会的根深蒂固，又可见到教育变革的曲折历程。

《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左松涛 著，北京三联书店 2017-4

晚清时期：私塾VS学堂

私塾处于民间基层，与古代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科举制息息相关。在传统中国的宗法社会之下，民间私塾具有多种功能。左松涛认为，私塾首先是教学场所，还可能具备提供有关文字、礼仪等服务功能；其次，私塾可能是地方乡里的“娱乐”与“信息”中心；第三，私塾还可能是当地医疗场所；第四，私塾还可能是当地民众的利益代理机构与调解处所。

近代之后，中国遭遇现代化的冲击，被统治者强行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由此，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筑基于皇权专制制度下，以科举制为核心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面临着根本性的改革。晚清时期，清廷被外敌一败再败，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很快意识到器物层面的模仿西方列强仅为皮毛，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是关键。1901年清廷发布改革诏书，称“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朝廷要求官员“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由此进入清末10年新政。在此期间，1905年停废科举，兴办学堂成为诸多变革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新式学校开始快速发展。

慈禧太后默许下的清末十年新政

1905年，全国小学堂近6241所，一年后激增为22328所，并不断增多。由此，对私塾形成了巨大冲击。山西一些乡塾的塾生因盗匪骚扰，转往更为安全的城内学堂。部分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学塾，或改为学堂，或直接停办。在浙江嘉兴，以识字为主的蒙塾，因为学堂不收费而关门。因学堂兴起，不少塾师下岗又改业乏术，向有关当局请愿成为常见活动。1907年，奉天举办塾师资格认定考试，无法取得资格的塾师聚集在提学司衙门前，再三哀求提学使给予饭碗。一些地区成立讲习所，劝令塾师定期去学习，改良教育方法。相当数量的塾师进入师范学堂，成为各类教习。有的塾师主动将自己的馆地改为学堂。

私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堂自此一帆风顺，摧枯拉朽。在湖北黄陂，一些乡民视学堂为平学校，“多不肯入”。由于课程混乱，以及教师素质太差，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对学堂印象极坏。私塾改良的效果也并不理想。《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揭示，尽管有着政府层面的强力推进，私塾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首先，因为财力、人力资源有限，学堂一时无法在城乡普及推广；第二，推广新式学堂将导致原有的塾师失业，他们势必会反对；其三，学堂乃新生事物，民众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若一味用强，则可能引发民众反对。因此，私塾改良就必不可少。1911年7月，清廷召开学部会议，通过的《义务教育章程》给私塾留下了改良的空间，但其合法性深受质疑。此前，一些省都由民间自发成立了私塾改良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联络官方，“强迫改良”。1906年到1911年，清廷在22个行省共任命了51名提学使，发展新式教育。一些省成立了劝学所，负责私塾改良。但是，直到清廷灭亡，学部也没有成立有直接隶属关系、专门负责私塾改良的机构。

民国时期：私塾VS学校

进入北洋时期（1912-1927）之后，私塾改良的步伐更加稳健。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1913年3月底，京师学务局动用警方力量，强行解散北京一些不合格的学塾。四个月先后有约150处私塾遭到干涉、解散，学童被分配至附近各公、私立小学读书。奉天、黑龙江、广东等省均稳步推进。各地劝学人员身处地方与政府之间，进退维谷。而通俗教育演讲员、报社记者、学校师生及政党党员都曾加入改良私塾的队伍，宣传学校的好处，私塾的坏处。

私塾教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国民党人一度推行“私塾党化”，规定各私塾必须开设“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课程等等，但在1930年代初即全面退潮。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1305号训令，命令各省市取缔私塾。1931年，教育部又制定了相对温和的“私塾学校化”政策，但部分省份仍实行激进政策。1935年之后，教育部推行义务教育，短期小学等增长极为迅速。由于很多地方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进入学校读书的儿童人数大幅增长。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私塾在很多省份依然存在。

从私塾到学校的成功变革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实际是几个层面的问题：1.现代化背景之下，传统的儒家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私学与公学）；2.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价值之争；3.固有的儒生集团与新晋五四一代的地位之争、职业之争；4.国家权力对教育的介入与基层社会固有的教育模式之争。总体而言，在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中，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所采取的都是较为理性和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了从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变革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

民国期间，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中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学术成就，都很突出。无论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圣约翰、燕京等教会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均各有特色，且各有成就。而西南联大，更可谓民国教育的硕果。而传统文化，也很好地实现了与时俱进，例如，1920年创办的无锡国专，1918年欧阳竟无和章太炎、陈三立等人在紧靠秦淮河畔的南京半边街创立的支那内学院（佛学院）等，都培养了很多人才。而这一时期，也是国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圣约翰大学

从私塾到学校的变革，从清末十年到1949年，这一过程长达半个世纪。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变革始终没有停歇，最终取得了成功，并且实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眼光上，《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宏观视野尚不够开阔；在史观上，作者缺乏现代意识；在研究上，缺乏足够的总结和提炼，脉络不够清晰和分明；在写作上，部分章节史料堆积过甚，未能去粗取精。此外，抗战时期这一部分基本处于空白。当然，这是更高的评判标准。而这一领域，也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深入耕耘。（文/张弘。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