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所经历的一切都会觉得非常自然。这好像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等到我长大以后再回来看，才会觉得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比如，上学后发现，同学都在讲昆山话，但是有一半以上的老师是讲上海话的。”9月24日，在由静安区图书馆与静安区作家协会主办的“静安讲坛”上，作家路明分享了一个昆山小镇上，两代上海人接力洄游的故事。
路明的母亲是一名上海知青，后移居昆山市陆家镇工作、生活。路明就在这样一座江南小镇出生、成长，后来通过考学到了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取得了物理学博士，留在上海的高校任教。但他始终深惑于身份的暧昧，对“故乡在哪里”缺乏肯定的回答。于是他写下了《出小镇记》（译林出版社，2020年），以文字的方式重新整理个人生命里关键的命题，同时为读者展示小镇上习以为常的故事，以及其背后隐匿着的时代剧变。
活动现场
一天，小镇上涌入了成百上千的上海人
路明的母亲是上海市1969届初中生，当学校鼓励下乡的时候，第一个报了名。
母亲回到家后，把事情跟她的外婆一说，老人听说她把户口转出去后，一下子就哭了，她就劝，说顶多就是去几年，很快就会回来的。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大半生。
母亲是在安徽插队，结束后就留在安徽一个县城里面当了护士，所以等到1978年左右落实返城政策的时候，母亲没有办法像其他知青一样拥有回到上海的资格。
和路明母亲一样的知青不在少数，大家都采用了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选择到上海附近的城镇等待机会。路明母亲就是这样来到昆山市陆家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家镇的总人口不过两三万，却因毗邻上海，来了类似路明母亲这样的，“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的”上海人，“差不多有两三千人”。他们来自苏北、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军垦农场、四川三线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少小离家，辗转暂时落脚于此，又谋划着更进一步的迁徙。他们烧上海菜，讲上海话，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寄希望于子女，有一天替他们回到上海。
路明生在陆家镇，长在陆家镇，小时候所经历的一切，在当时一个孩子眼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等他长大后再回看这段时光，就发现了许多很特殊的地方。
小镇上的人讲的是昆山话，路明和周围的孩子玩耍、上街买东西时说昆山话，但是回到家里和母亲，以及和其他知青叔叔阿姨的沟通都是上海话。等到上了学，又发现一大半的老师都是说上海话的。这是因为学校是上海知青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另一个地方就是医院。
在回望中，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双重辨认
在路明的印象中，小镇上的上海人都有一些厉害的才艺。有的会拉手风琴，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画油画，而他家的一个女邻居，会唱歌剧花腔。镇上每年元旦的合唱比赛，都是这些上海人驰骋的疆场。
“各单位都会派合唱队参加比赛，哪个单位、企业里的上海人越多，实力就越强。”路明妈妈所在的合唱队，除了两三个本地人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上海知青。镇医院是上海知青含量最高的单位，所以几乎蝉联了历届合唱比赛的冠军。
“有一次，他们已经不满足唱传统的曲目，诸如《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搞了一首意大利语版的《我的太阳》。”路明还记得这个表演当时带给全场的震撼，表演完，现场鸦雀无声了几秒，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
正是这些特殊的经验，让路明这样的知青子女对小镇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里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有着珍贵的记忆。但又很难说是标准意义上的故乡，他们始终是异于当地人的存在。所以当被人问起“老家在哪里”时，这些知青子女都陷入犹豫，很难直接明晰地给出答案。
因为他们也在不断追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故乡究竟是哪里？
少年时期的路明奔波于小镇与上海外婆家，像反复的练习。后来，在与母亲下乡时差不多的年纪，路明通过中考回到了上海，母亲在退休之后也终于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历经两代人，洄游似乎终于完成。
但在路明看来，这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而在精神世界，他的洄游历程要复杂得多。
“你要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你自己是上海人的，这个问题很难说。”路明说，自己生来时不觉得自己是个上海人，也从来没有努力得想要成为一个上海人。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经过一个个“具体的上海人”与之发生联系，他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得以消散，一同消散的还有对身份认同的焦虑。
现在，当有人再问起他是哪里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在完成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的同时，他也在回望式的书写中，完成了对小镇时光的重新辨认。
在书中，小镇的名字被隐去，但他在写作时，小镇上的夏驾桥、龙王庙、糕点铺、街机房、国二厂，隔代人的群像，纷纷以倒带的方式重建。小镇以具体的样貌，抽象地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成为了一代知青以及知青子女的精神图腾。
《出小镇记》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