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古尔纳作品上海首发：为“离散的人”写作

“我常常对着地图说话……在地图诞生之前，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地图给世界画上了边界，让世界看起来像领土，像是有主的，而不是可以随便瓜分的荒地。地图让位于想象边缘的地方更好捉摸，更容易掌握。”

这段话出自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小说《海边》，聚焦身处不同文化夹缝中的难民群体，将小到家族恩怨、大到殖民地独立史的种种记忆拼凑起来，置于宏大的时代社会图景之中。9月25日，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作品上海首发会在思南之家举行，会上播放了作家本人朗读这一小说片段的影像，与此同时，其中文版首辑五部作品《天堂》《来世》《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海边》与读者见面。围绕“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的主题，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与作家孙甘露、毛尖、小白分享了他们对于古尔纳文学世界的理解。

古尔纳向中国读者介绍其作品

何以为家

古尔纳1948年生于东非海岸附近的桑给巴尔，这座小岛后来与坦噶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1964年，革命爆发，古尔纳踏上了逃往英国的道路。他在那里接受教育，并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直到1984年，古尔纳才获准重返家乡，探望当时已病重的父亲。三年后，他的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出版。

黄昱宁介绍道，在古尔纳所有的故事中，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土”，在故土与异乡之间，故事的主人公们便成了“离散的人”，被称为流浪者与难民。“这些故事在古尔纳笔下被反复地讲述，有各种各样的辩题。把这些故事拼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些人群的全貌。”另一方面，她指出，古尔纳的故乡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地方。桑给巴尔曾是印度洋贸易的中间站，是郑和下西洋的所经之处，是阿曼帝国的首都，也是斯瓦希里文化的汇集地。

在小说《天堂》中，少年优素福因为父亲破产，作为“抵债”，不得不跟随阿拉伯商人阿齐兹去做生意，一路上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语言。毛尖注意到，故事的主人公一直管这个商人叫“叔叔”，其中有古尔纳关于殖民主义历史之下“祖国”这一概念的隐喻。“在整个古尔纳的文本中，所有人都是没有祖国的，他的小说中基本上不出现祖国这个概念。中国人说‘祖国妈妈’，不少外国国家的祖国则是以父亲形象呈现的，”毛尖比较道，“古尔纳文本中，父亲的形象也是缺失的，祖国就像‘叔叔’，这个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古尔纳拥有欧洲与非洲的双重身份，但两边都不是他的家乡或祖国，两边都不能对他心灵产生抚慰。与之相比，过去不少出名的非洲作家——例如索因卡、戈迪默等——他们描写了回到非洲以后，在原始母国得到的心灵净化，但是在古尔纳这里，非洲作为家园，不再提供像母亲、父亲这样的安全保障，它成为一种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纳的写作开启了非洲书写的新纪元。”毛尖说道。

小白认为，此次中文版首辑的五部作品像是一整部长篇小说，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都有一个整体的框架。而非洲土地也同样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读了这些小说后，你会理解，其实那一整片土地是没有国家的，所有的人都是来来去去，在这块地方生活，他们没有国家的概念，那是后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小白说道。在古尔纳的文字中，“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外来异乡人的感受，他们怎么对话，怎么碰撞，所有东西是卷在一起写的。”在他看来，古尔纳的写作已经不属于非洲文学的概念，而是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生活在欧亚非三大陆中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一部史诗。

首发会现场

文学传统

孙甘露从小说《赞美沉默》出发，谈论了古尔纳作品在叙述上的复杂性。小说讲述了一位桑给巴尔难民在英国流亡20年后得以返乡，随即又回到英国的故事。在故事中，主人公所面对的“中年危机”与他的身份问题一样迫切。他往返于两个不同的家园之间，在层层记忆与编造的叙事中，最终发现自己不再属于故乡，也不可能融入英国社会。

“如果把这部小说形容成一种音乐的话，它好像是现代主义的音乐，它的和声非常复杂，你很难找到它非常清晰的脉络。”孙甘露表示。他将古尔纳与奈保尔进行比较，“奈保尔可以把他想讲的全部都讲出来。古尔纳通常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藏在他讲的那个意思下面，这对读者来说是需要费一点脑筋的。”他认为，古尔纳文本的复杂性是因为其背后蕴含了大量我们所不太了解的知识。

毛尖认为，古尔纳写作的复杂性与他丰富的文学资源与文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莎士比亚的资源。“例如《威尼斯商人》中，常常是威尼斯一节、贝尔蒙一节，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之间交换，这可能是莎士比亚特别喜欢的一个传统。”毛尖表示，这种交叉进行的传统也进入了古尔纳的创作。此外，古尔纳小说中不时会出现一些有趣的诅咒，似乎也与莎士比亚一脉相承。小白同样指出，古尔纳故事所富有的戏剧性，与他作为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知识面有关。“但他着重的并不是这些故事如何变化，而是为了表达这些人物的命运，随手从他非常大的资源库里面来写这些故事，让你会读了之后感觉容量非常大。”

在毛尖看来，《一千零一夜》是古尔纳创作的另一大传统，“他小说中会说一夜、两夜，很像山鲁佐德在讲故事。山鲁佐德的状态本身也很像古尔纳小说中的人物——他被困在那个地方，需要通过讲故事来获得自由。古尔纳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需要用小说来获得他从非洲地区出来的自由。”

在诺贝尔文学奖给古尔纳的颁奖词中，称赞了这位非洲裔作家“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而在毛尖等人看来，仅仅将其放在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位置上进行讨论，这对古尔纳来说是一种“窄化”，“古尔纳身上有非常多的面向——他有后殖民的面向，有魔幻现代主义的表征，他还有欧洲知识分子的书写方式。”毛尖说道。

古尔纳10部小说中译本的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