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家丑”与《白人的工资》：美国的工人与种族

杜波伊斯与遗失的传统

1935年，杜波伊斯有感于重建时期种族主义在南方白种工人中的肆虐，哀叹说：“到1876年，这个国家在情感和智力上的倒退，让人们难以想象十年前，大多数人曾相信人生而平等。”五十多年后，大卫·罗迪格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刷新人们对于美国历史的认知。他在1991年出版的《白人的工资》一书中指出，倒退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19世纪，以独立、平等、自我雇佣为理想的白种工人，为了缓解自己不得不依附于雇佣劳动、服从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现实焦虑，开始竭力强调自己“非奴隶”、“非黑人”的白人身份。通过解决革命时期遗留的白人契约奴问题，以及把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写入各州宪法，他们成功地在“白人”与“自由人”之间划上等号，把“黑人”建构为“不自由的”的“他者”。白人身份带来的特权感和安全感，让这些因卷入资本主义雇佣体系而倍感焦虑的工人们获得了巨大的心理慰藉，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失去一切，他们也绝不会失去自己的白人身份。而“发明”白人身份必然导致革命理想的倒退——曾经激励无数人为之奋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和主义，蜕化为一种以种族划分内部界限的“统治民族共和主义”（herrenvolk republicanism）。

《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美] 大卫·R. 罗迪格著，郭飞、李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8月版，320页，65.00元

在第一章导论、第三版序言，以及文中的字里行间，罗迪格多次表达了对杜波伊斯的敬佩。罗迪格的核心观点——白人身份为受到阶级剥削的白种工人提供了心理补偿——直接来源于杜波伊斯的名著《黑人的重建》。罗迪格考察的时段下限为1865年，正好与《黑人的重建》前后接续，也带有明显的致敬意味。早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杜波伊斯为代表的部分非裔美国学者就曾提出，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黑人问题”，而是白人之间的问题。虽然当时“社会建构”还远未成为热门的系统性概念，但学者们在阐述白人身份的起源及其对于美国工人的意义时，实际上已经暗示了种族的建构性。然而长期以来，非裔美国学者的睿智洞见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每次谈及这种遗失传统之憾，罗迪格都会把矛头指向劳工史。

从阶级研究中拯救种族

在罗迪格看来，美国劳工史最大的问题在于教条化地奉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种族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罗迪格不愿意把资本家分而治之的策略当做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把工人当做无辜的受骗者，而是强调白种工人自身在建构种族身份方面的能动性，竭力揭示美国劳工史中的黑暗面。他还特别反感将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简单归咎为经济因素，而是坚决主张在白种工人心目中，共和主义、男性气概等文化和心理层面的需要比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心扬教授的这句评语可谓恰如其分——“《白人的工资》的影响力几乎可以比肩E.P.汤普森、赫伯特·古德曼和大卫·蒙哥马利等领军学者当年给美国劳工史带来的震撼。”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三位学者把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文化分析的路径带入了劳工史研究中，但没能克服阶级研究中的“种族盲区”。罗迪格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从传统的阶级框架中拯救了种族，而且把种族视作塑造阶级关系的关键要素——正是凭借从建构种族身份中得到的心理慰藉，白种工人才最终接受了自己的阶级地位。

向更弱者挥刀

除去其在劳工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外，本书也是1980年代末兴起的白人身份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白人身份研究（whiteness study）起初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随后被广泛运用到历史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电影研究等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其理论基础是将种族视为一种由社会建构而成的概念，而非一种生物学事实。该理论聚焦于考察白人种族身份的建构机制，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白人如何看待其他少数族裔，而是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可以说，与研究种族主义相比，研究白人身份是一种更深刻的反思，是对白人“家丑”的一种不依不饶的讨伐和毫不留情的揭露。而这正是1980年代美国政治和公共舆论右转在学术界引起的强烈反冲。在《白人的工资》的第二版后记中，罗迪格阐明了该书的写作源起：是出于对1980年代大批白种工人投票支持里根主义的失望和愤怒。如果说在19世纪初，诉诸白人身份，成功帮助美国工人缓解了对资本主义依附关系和劳动纪律的恐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每当工人陷入困境危机时，都会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呢？罗迪格揭示了美国白种工人“向更弱者挥刀”的阴暗心理，让每一位读者浮想联翩，不寒而栗。

语言学与心理学：在大众文化中追踪白人身份

《白人的工资》与亚历山大·萨克顿的《白人共和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Republic, 1990），以及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的《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1995），常被后世学者列为1990年代初史学界研究白人身份的三部代表作。后两者采取的是较常规的研究路径，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各派政治力量的结盟与互动中探讨白人身份的“发明”。相比之下，罗迪格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谓相当独特。他刻意抛开精英言论、高层政治和大部分官方的、制度性的行动，另辟蹊径地选择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从千头万绪、模糊不清的大众文化中追踪白人身份的蛛丝马迹，他大量使用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语言学的方法主要体现在该书第三、四章和第五章的一小节里。罗迪格梳理了hireling、master、boss、white slavery、coon、buck、Mose等词语涵义和使用偏好的变化，尤其是在第三、四章仔细分析了boss取代master、help或hireling取代servant，以及white slavery隐喻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令人信服地呈现了白种工人对依附的敏感抗拒和对白人身份的逐渐重视。就我个人而言，最有启发性的是阐述white slavery的部分。在研究美国早期工业化和劳工问题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人在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时存在white slavery、slavery of wages和wage slavery三种隐喻并存的现象，但没有仔细辨析过其中的细微差别；虽然我知道工人最终放弃了批判，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的歌颂者和捍卫者，但忽略了白人身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自由劳动”（free labor）意识形态的种族内涵。而罗迪格则像一位高明的侦探，特别善于在被人忽略的细微处抓住证据。他告诉读者：为什么一开始白种工人在三种隐喻中更青睐于使用white slavery？因为与另两种相比，white slavery诉诸于种族身份，模糊了阶级身份，有利于动员更多人加入批判资本主义的队伍，[1] 但另一方面，它也蕴含更加强烈的亲黑人奴隶制色彩。为什么后来white slavery隐喻变得不受欢迎，逐渐被“自由劳动”所取代？因为前者把白种工人比作黑人奴隶，而后者则把白种工人与自由对应起来，迎合了“统治民族共和主义”的价值观。罗迪格反复重申：美国工人的核心诉求是追求白人身份。一旦接受这一基本设定，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很多重要的政治问题，如劳工运动与废奴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民主党与共和党政治基础的构成和变化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在第五、六、七章，罗迪格利用了“投射”的心理学概念，来分析当时在白种工人（尤其是爱尔兰裔工人）中风靡一时的黑面表演和针对黑人实施的街头暴力。罗迪格指出，黑面表演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白种工人把自己在工业化时代中的焦虑投射到黑人身上。白种工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接受工业化时代的身份和习惯——它是城市的、体面的，但同时也具有依附性且高度压抑的。于是，他们把黑人当做那个乡村的、粗俗的，但同时也是随性的、自由自在的前工业时代的化身。在黑色面具下，白种工人可以短暂地化身为“黑人”，片刻重温前工业时代的过往，同时又能迅速安全地穿梭回来，继续宣告自己的白人身份。但是，这种“投射”效应也意味着，黑人在公开场合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白种工人建构起来的、代表前工业时代特质的黑人形象，必须服务于缓解白种工人的焦虑，否则后者必然会恼羞成怒。这就是当时白种工人频频对黑人暴力相向的主要原因。

用高度抽象的心理分析取代具体详实的史料论证，这是该书为不少历史学家所诟病的一点。历史学家对大量的心理分析感到陌生和不适，这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这种心理分析对历史学研究自有其价值，它提醒历史学家们，要重视人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能把白种工人简单地归到“传统派”或“进步派”的阵营，也不能笼统地用“怀念”、“抗拒”之类的词来概括他们对于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情感。白种工人生活在新旧文化的拉扯中，还背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他们对旧时代既鄙视又怀念，既厌恶又迷恋，对新时代既恐惧又渴望，既心存希望又充满偏见。所以，他们往往会频繁改变阵营。罗迪格形象地举例说，“如果一个工人在周一工作时和工友喝了一杯，那么他可能既会因为工作时喝酒而良心不安，周二又会因为拒绝工友而感到内疚。”（第159页）尊重人的复杂性，是理解“投射”效应的关键，也理应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石。

1941年，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工人正在为富兰克林露台国防住房项目架设预制木结构建筑框架。

白人身份：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

《白人的工资》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界对其做出了大量评论，其中不乏批评的声音，如过于聚焦白人身份的表象而忽略非白人的经验和观念；过于强调白人身份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并不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评价一本学术著作的水平高低，不是看它是否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是看它能否在某一点上挑战成见。片面的深刻，往往是突破现有知识框架的第一步。从这一点来说，该书无疑是成功的。

真正我认为值得质疑之处，是罗迪格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否导致他过于夸大了白种工人在“发明”种族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罗迪格写作该书的动机是想揭白种工人的“家丑”。为此，他不惜斩断种族主义在欧洲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史，把种族身份看做一种独特的、由白种工人“发明”的、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美国现象。罗迪格深知温斯洛普·乔丹（Winthrop Jordan）、戴维·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等学者在为美国种族主义追根溯源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在第二章中，他花了不少篇幅来回应，试图用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等地不同种族的底层人经常一起行动的例子，来证明“1607-1800年，下层白人似乎并没有种族意识，或许他们从未愚蠢地接受乔丹所描述的社会所普遍奉行的白人至上主义态度。”（第57页））然而，与乔丹600多页的鸿篇巨制《白高于黑》、戴维斯考察奴隶制的“问题几部曲”，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族主义史学论著相比，罗迪格的自圆其说多少显得有些勉强。此外，完全聚焦于白种工人，对其他社会阶层（如奴隶主、白人政治和社会精英等）在“发明”白人身份方面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也过于偏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白种工人只是参与制造白人至上主义的众多力量中的一支。种族主义至今在美国甚嚣尘上，需要讨伐的绝不仅仅是白种工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