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论坛举办：与青年共悲欢

1953年，当时19岁的王蒙开始动笔写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他在书中描写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一群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精神面貌。王蒙在书中将他们从少年时代写到青年时代，将故事从黑暗写到光明，从束缚写到自由，写青年人的青春和尊严，也写在他们面前展开的偌大世界。

编辑萧殷1955年看到《青春万岁》的稿子，约王蒙到北京赵堂子胡同家中畅谈稿子的优缺点，1979年《青春万岁》正式出版。这中间的24年，王蒙感慨：萧殷师一生勤勤恳恳，“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多年轻人受到他的教益。“在严峻的日子里，他鼓舞我安慰我；在春回大地的时刻，他热烈地召唤我的‘第二次文学青春’。……通过这一斑可以看到萧殷师的遗泽与师心。”

延续着这样一种对于青年文学接纳、尊重、珍视的精神，88岁的王蒙捐出个人稿费，鼓励青年作家创作，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该项基金设立后，运作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即为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该计划的目标包括每年从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中选出若干名特选作家予以支持，同时举行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论坛。

最近，以“新时代与新的文学”为主题，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论坛在十月文学院举办。

活动现场

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首先祝贺了孙频、郑在欢、渡澜入选首届年度特选作家。在发言中，乔叶也对作家群体的“新”与“旧”进行了区分：“王安忆曾提醒青年作家们说，大时代意义上来说，我们处于同一个代际。不要以为一二十年就区分很大，其实四五十年大家也还在一个大的环境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你真的很年轻吗？如果没有赋予文学的价值，没有作品来说话的时候，你这个年轻有什么意义？或者和你的前辈，到底你自认为年轻的优势在哪里？其实它是虚无的。”

何为“新”？是作家年龄的新，还是作品表面风格的新意、特异，是创作者自认为的一种新？还是我们面临波澜壮阔的现实里面素材的新？其实每一个话题都可以有很多层面的展开。

而乔叶认为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对作家的写作态度的考量：“我和郑在欢很早就认识，前几年河南青创会就请到郑在欢，那时候他不懂文学场，他在发言的时候完全是野生状态，讲他自己家里的事，特别可爱，我们全场都惊呆了。我想说的是，作家要保持或许正是这种野生的、蓬勃的状态，当然也不是说无拘无束，文学本身有它的边界或者说有它的场域，但是来自于你自己才华的、天生的这些东西非常宝贵。”

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说，每一代都有青年写作，每一代都有大量年轻人进入写作的场域，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来观察对世界的认知，但是并非每一代青年写作都能够真正触碰到时代情绪和时代问题。青年怎样把时代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或者一种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时代问题就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写作的问题，这个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个人感觉到，与青年共悲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我们无法触碰到真正的时代情绪和时代问题。”

作家石一枫认为，青年作家或许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前辈们技术那么纯熟，名气那么大，为什么要看你的小说？“无非是几点原因，首先是，老先生没看到的问题你能看到；其次，老先生不去采用的手法你可能有能力去采用；老先生不敢说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你敢说或者好意思说了。无非就是文眼、文心、文胆。”

评论家、《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则以十月杂志为案例分享，十月杂志当年是一本“青春”杂志。1982年，27岁的青年作者莫言读到一本《十月》杂志，那期杂志有36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34岁张承志的《黑骏马》。1986年，25岁的编辑骆一禾开创了“十月的诗”的栏目，开篇是23岁西川的《雨季》。骆一禾诗歌栏目的开栏语写着，“把更多的路留给青年人”，而他们也的确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全新的话语方式。

王蒙《青春万岁》

评论家、《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认为，新的文学到底如何产生，和文学的支持机制、文学创造的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自己关注的问题。“包括《北京文学》1950年创刊，怎么培养新人才，也是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做的事。不一定年轻就是新的文学，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再短一点的时间，五十年、一百年，这个文学出来以后跟时代之间的契合度，它对时代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总体性把握和局部的深刻之间，这个辩证的区别对于写作来讲非常重要。”

青年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是范式的革新，是当时年代美学和意识上的标新之作。文学期刊如何找回它的青春属性，如何以美学创新、范式创新引领时代文化、思想创新，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xu'yao

季亚娅也谈及，在期刊和出版界组成的文学场域之外，青年人还有表达自己的方式，弹幕、短视频，“我们接下来的写作是怎么走出文学小圈子，面对今天更加复杂多元的作者的构成，比如豆瓣的、新媒体、知乎的，甚至包括弹幕的有时候也是写作本身的表达，在这些阵地上去获得更多的共鸣，这背后将是一个时代整体文化肌理的提升。我期待未来写作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方式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场域。”

论坛中，大家也回忆了一直以来王蒙对于青年文学的支持与期待。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说，王蒙先生19岁开始写《青春万岁》， 22岁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当时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想这真是一个青年创作，他写的就是青年人的生活，青年人的心境，青年人的爱情，有青年人的热情和锐气，同时又有青年人的迷茫。同时这部作品也体现王蒙先生跟时代的关系，这个小说的一个具体背景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被鼓舞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他怀着那样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性理解进入到社会，遇到一些细节跟他的理想发生冲突，最后有一个光明的结尾。王蒙对青年写作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青年人怀着对这个时代的热望，怀着对总体的理想，同时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需要在人生当中去解决这些困难，落实到文学当中就会变成动人的东西。”

郑在欢

本次论坛特邀嘉宾、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代表郑在欢说：“虽然我也30岁了，我一直认为我对写作有很笃定的认识和看法，当然这是青年人狂妄或者缺乏敬畏。今天听了大家说那么多，我还是多了一个敬畏，从怎么写到怎么出大家都有说法，这些说法确实让我多了一些思考。”

中国诗歌学会党支部书记王山也讲述了父亲王蒙与文学有关的往事，并回忆了自己作为文学青年的故事。王山认为文学上的新和旧不能截然分开的，作家现在所做的文学工作不仅仅是浪漫的，实际上是关乎道德良心的，文学是和勇气、定力、坚持、牺牲、追求密切相关的。

本次活动主持人岳雯总结说，今天这个论坛是一个小小的文学场域，在场的有作家，期刊编辑，出版社编辑，评论家，构成文学场域的诸多环节，青年写作这个话题虽然一直在讨论，但是新的时代会提供新的问题意识，会让我们不断地思考、不断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从而得出新的看法，这也是此次对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