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生运动改写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后五四时代。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西文化差异到底是时间性的还是空间性的，成为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重点探讨与争论的问题。其中，梁漱溟与胡适在这场思想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关于二人的相关争论，学界虽有不少研究，但是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罗志田认为，此问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近期，罗志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学术讲座，题为“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围绕上述问题，罗教授进行了精彩而细致的讲述，与华东师大师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 本次讲座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主持。
罗志田教授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近代中国在西潮的冲击下，逐渐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中。以“天演”知名的进化论，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说。这套学说也是当时读书人认识中西文化关系的主要依据，很多读书人认为西方是进化道路上的先进，而中国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中西在进化道路上的先后，在当时的讨论中纠葛在一起，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漱溟在这场争论中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极大关注，也受到众多批评，而梁漱溟只对胡适的批评作了回应。罗志田认为，梁、胡二人关于此问题的争论，涉及到文化的定义与性质等基本问题，需要予以特别研究。
世界文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梁漱溟与胡适争论的核心。梁、胡二人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化的太阳没有晒到的幽暗所在”。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文化的这种生存态势，如何给中国文化向哪里去开出药方，梁漱溟与胡适有不同的观点。
梁漱溟强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则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能，则既适用于中国，也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罗志田指出，梁漱溟的大意是在这个共时性的世界中，只有一种文化。如果这种文化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认废绝”。胡适反驳说，文化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区别，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必成为世界文化。
罗志田说，梁漱溟的意思是，“中国必须先全盘西化，然后再让中国文化翻身，变成世界文化”，这样转败为胜。胡适的忧虑在于，中国如果全盘西化，那么还有没有机会再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胡适批判梁漱溟的思想里隐藏着世界文化一元论，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人类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这并不妨碍多种文化同时并存。
关于梁漱溟文化观的思想来源，罗志田指出，他受到孔德三段论的很大影响。不过，梁漱溟“把孔德的时间顺序加上了空间划分”，以“轮转”论证西、中、印三种文化次第成为世界文化。罗志田认为这种修改非同小可，因为直接挑战了晚清以来风行的进化论。人类发展虽然仍是目的论的，然而不再一定是层层进步。关于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争论颇多。罗志田认为，胡适与冯友兰大体相同的认识比较可靠，即梁漱溟不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阶段性的“文化一元主义”。
胡适对这种阶段性的“文化一元主义”的担忧是，接受非我的排他性的“世界文化”之后，被排除的本文化是否还能存在？若不能存在，则无法“翻身”成为下一个轮回的世界文化。
中西文化：程度的差异还是性质的差异？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读书人面对国势与文化的双重式微，非常注重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探讨的焦点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到底是程度的还是性质的。
罗志田指出，杜亚泉、恽代英等认为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而是性质有异。与之相反，梁启超、傅斯年、瞿秋白等人则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主要是程度上的。
罗志田分析到，这两种中西文化差异论，都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目的，就是在西强中弱的大背景下维护中国文化的自信心，论证中国具有超过西方的可能。
罗志田说，关于中西文化差异是程度的还是性质的，梁漱溟与胡适虽然都没有侧重论述，但他们的倾向却明显不同。胡适认为，各民族生活上可以有“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上的差异”。以人力或机械力为基础，东西文明原本程度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就几乎变成两种类别不同的文化。罗志田指出，胡适此说的措辞相当委婉，中西文化既看似类别不同，又并非真是类别不同，而似乎仍是进步程度不同。
梁漱溟既赞同过东方化、西方化是一古一今、一前一后的看法，又说中、西、印文化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是程度还是性质差异的问题上，梁漱溟的态度犹豫不决。罗志田解释到，这与梁漱溟民族论述的底线有关，梁漱溟要强调中西之别是生活“样法”的“选择”不同，而不是开化程度、进步能力不同造成的。
罗志田认为，梁漱溟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无论梁漱溟怎样论证中西文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都无法隐藏西强中弱这个实际。按照梁漱溟的逻辑，要改变实际情况，必须先接受全盘西化。但这样又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在文化上世界化之后，中国文化的地位怎样安放？
梁漱溟（左）与胡适
从历史中寻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进化论风行中国，在西强中弱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是选择皈依还是能够赶超，是困扰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大问题。
后五四时期，提倡全盘西化的梁漱溟，以文化轮转说“一举化解了两个问题，既挽回了追赶中的‘皈依’意味，又因中国文化转成世界化而直接超越”。罗志田指出，梁漱溟此观点具有学理层面的内在紧张。既然中西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又怎么全盘西化呢？
罗志田认为，关于“西化的世界何以会以及怎样转向中国化，然后再转向印度化”等问题，梁漱溟都没有做深入而周全的论证。梁漱溟既强调文化的个性，又注重个体文化的整体性，他所主张的先在操作层面上全盘西化，再徐图文化“翻身”的方案，其实非常困难。进而论之，在“西洋化的时代”，中国文化被搁置以全盘西化之后，还能否回来？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元的，“全盘西化”不过是“走向世界”的表象；如果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全盘西化”则可能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屈服。所以，梁漱溟的观点存在两难困境。
胡适指出，梁漱溟“自己推算这个世界走的‘一条线’上，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从东汉到北宋，佛教对中国国民生活的危害既深且巨。他既反传统，更反对中国“印度化”。因此，梁漱溟的主张自然为胡适所反对。
对于“现在是西洋化的时代”这个“此刻”，胡适强调，必须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以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去寻求双方接触时代的选择问题。罗志田认为，胡适以“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取代梁漱溟“西洋化的时代”意义深刻，这样民族生活的样法就落在了具体的时空之中，给任何文化都留了“存在的余地”，而这种存在并不必然与能否成为世界文化有关。
按照梁漱溟的主张，在“西洋化的时代”这个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共同发展的道路专属于西方。西方的工业社会是从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而中西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则中国又如何能从传统中进入工业社会呢？胡适则认为，人类的生理构造根本上是大致相同的，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也大同小异。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过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并非根本不同。
罗志田指出，胡适“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文化”，便可看到因为各民族在其历史道路上，所处的环境难易不同，遇到的问题缓急不同，所以其发展有快慢、先后的差异。这种程度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的。罗志田认为，胡适正是从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并看到了复兴的希望。胡适又看到守旧者是国家进步的重要障碍，所以他后来主动提出全盘西化，这正是其内心紧张的表现。
讲座的最后，罗志田总结说，胡适主张文化多元，又无意使中国文化屈服于西方文化，他对全盘西化的反对与提倡，都是指发展道路，他采取鱼与熊掌兼得的方式，追求进步的同时，保持原有文化的存在基础。而梁漱溟在形式上主张文化多元论，但实际上更倾向于文化一元论。他不甘心仅仅走向西方主导的“世界”，更希望中国文化能够“翻身”成为世界文化。
（罗志田教授的论文《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已经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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