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更名始末

“东方学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的更名是大势所趋，数年前剑桥大学就将其“东方学系”更名。牛津大学“东方学系”的系名一直以来也备受争议，近年系里决定对系名进行商议。在一年半载纷纷扬扬的讨论后，结果终于尘埃落定，“东方学系”已于2022年8月1日起更名为“亚洲与中东研究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更名不仅仅是一次事实层面的事件，更涉及文化层面的论争。笔者经历了东方学系更名的全过程，本文将其记录下来，以飨读者。从牛津大学的例子中，可以窥见更名浪潮之一斑。

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图书馆与万灵学院

东方学渊源于基督教欧洲，其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urch Council of Vienne）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早在东方学系成立前，牛津大学对于东方语言与文学的研究即已存在。十六世纪上半叶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皇室就赞助了希伯来语的钦定教席（Regius Professorship），此后数百年间牛津大学先后设立了阿拉伯文、梵文、汉学、亚述学和埃及学的教席。1636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兼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设立劳狄安阿拉伯文讲席教职（Laudian Professorship of Arabic），由爱德华·波科克担任首任教授；1869年，詹姆斯·莱格（汉名理雅各）担任最早的汉学讲席教授；1891年，阿奇博尔德·赛斯担任最早的亚述学讲席教授。其余如波斯语和缅甸语等虽无讲席教职，但在牛津大学也有相关人员从事教学与研究。十九世纪中下叶，作为整体的牛津“东方学”成立，归在艺术系下，与古典学和现代历史并列。在二十世纪初，这一形成中的系科终于得以单列，最初被命名为“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后来改为“东方学系”。

按照牛津大学的章程，东方学系的地域范围大体是“非西方”，使命是进行“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之文明的跨学科研究”。欧洲视野中的“东方”是一有机联系的整体，涉及到经济、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地中海世界和东亚的商品互有交换；佛教将南亚、东南亚、中亚与东亚相连接；印度叙事文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阿拉伯世界的医学和天文知识在亚洲的其他区域广泛传播。因此，将对于这一广袤地域的研究命名为“东方学”，本身看上似乎并无不妥。

然而，追溯历史就能理解“东方学”命名在今天遇到的问题。无可否认的是，牛津“东方学”在19世纪成立初期之时，与英国的“帝国事业”紧密相连。以印度学为例，牛津对该地区的研究，旨在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地培养合格的公务员。博登梵语讲席教职（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由东印度公司的约瑟夫·博登上校设立，初衷在于“使本土印度人改宗基督教”，象征着牛津对印度次大陆的浓厚兴趣。从1860年第二任博登梵语讲席教授的任命上，也可以看出学术与帝国扩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时孟尼尔·威廉士（Monier Williams, AD 1819-1899）与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 AD 1823-1900）竞争这一职位。尽管马克斯·缪勒学术声望更高，但马克斯·缪勒是德国人，与牛津倡导自由化的神学家关系甚好，遂而引起了教会保守派的怀疑，而孟尼尔·威廉士向来以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徒著称。最终，孟尼尔·威廉士胜出。在就职演讲中，他表达了在印度传播基督教的愿景，“一个伟大的东方帝国业已投入我们的统治，我们的目的不在于使其成为政治的试验田，也暂不在于扩展我们的贸易，增强我们的自信，或是助长我们的声望，而在于使愚昧的人们得到启蒙，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听那报喜的福音。”后来孟尼尔·威廉士又做了《牛津大学应如何最佳地尽到对印度的责任？》的演讲，提出应该让牛津大学填补东印度公司学院关闭留下的真空，使得学术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在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东方学”与帝国议程相连，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熟视无睹。

帝国的衰落使得“东方学”成为一项遗产。一个多世纪后，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东方学”这一名称变得越发敏感起来。自此，东方学与西方中心主义划上了等号，人们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东方学中潜藏着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下，东方学被认为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所进行的合理性论证。萨义德的指控，首当其冲地针对了现有学术建制下的东方学系。作为回应，牛津大学在每年新生入学第一周都会教育所有东方学系的学生拒斥西方中心视角，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有意识地突破传统东方学的窠臼。不过，反对“东方学系”系名的呼声仍然愈发强烈。“东方学”及其原初的帝国主义内涵成为一项几乎是全体师生拒绝的遗产。据牛津大学调查反馈，有些学生甚至羞于在简历中明确标明自己毕业于“东方学系”，因为这可能会在求职时造成不必要的尴尬。

萨义德《东方主义》第一版封面

英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反映了传统“东方学”的不合时宜。二战后的斯卡布罗报告（the Scarborough Report）指出，随着殖民地的解体，牛津已没有必要继续教授诸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语言。1961年的海特报告（the Hayter Report）后，更多的政府经费从古代文明研究转而投入当代语言与社会研究，促进了区域研究的兴起。而1986年的派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后，政府经费转向支持亚洲与中东研究中对于当下“外交与商业”有助益的学科。随着时间的变迁，“东方学”的内涵与外延有所改变，后殖民时代的“东方学”已不是曾经的“东方学”。

在“东方学”引发尴尬与自身变迁的大背景下，2020年冬季米迦勒学期，系里对更名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线上调研。本次调研共回收452份有效问卷，其中69%的参与者支持更名，31%的参与者反对更名或是立场不明。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从多方面进行论证，支持者认为“东方学系”具有冒犯性，更名象征意义重大，而反对者觉得这不过是过度的政治正确。参与者共提供了93种不同的更名选项，排在前六位的是“古代与持续（世界）文明系”、“亚洲与中东研究系”、“亚洲与北非研究系”、“亚洲与非洲语言与文化系”、“亚洲与北非文明系”以及“世界语言与文化系”。更名工作组分别列出了每一个待选名称的优缺点。比如“亚洲与北非文明系”虽明确指出了本系的研究范围，但“文明”将会引发新的论战，因其暗指了社会的“先进”与“落后”；又比如“世界语言与文化系”名称虽具灵活性，但缺乏地理范围指称，过于宽泛。

2021年春季希拉里学期，系里的六组学科群（阿拉伯、波斯与土耳其研究组、中国研究组、埃及学与古代近东研究组、希伯来与犹太研究组、内亚与南亚研究组、日韩研究组）以及负责筹集资金的发展办公室分别讨论系名变更事宜，并将讨论结果汇总。其中，日本与香港的发展办公室特别提出，不希望新的系名中包含“文明”或“文化”，因为东亚社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现代”的，“文明”或“文化”会造成“前现代”的印象，使得赞助人在捐钱时更加犹豫。2021年夏季圣三一学期，系里进行了第二次线上调研。与此同时，更名工作组对于全球大学的相近学科名称进行了调查，以供更名时参考。2022年春季希拉里学期，系里进行了最后一次线上调研，让学生和教职工在四个系名备选项（“亚洲与地中海研究系”、“亚洲、非洲与中东研究系”、“亚洲与中东研究系”以及“国际语言与文化研究系”）中排序。最终，“亚洲与中东研究系”获得最多票数，被报送人文学部和大学理事会，替代“东方学系”成为新的系名。历时近两年之久的更名过程终告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心绝非仅仅是东方学系才受到的诟病。事实上，不少牛津大学的系科名称都自知或不自知地采用了西方中心的视角。有论者就指出，若需真正破除西方中心，牛津大学的“古典学系”应更名为“古代希腊罗马研究系”，因为古埃及学、亚述学，或是梵文和古汉语同样可以划归古典学范畴，却未被包含在内。以此类推，“中世纪与现代语言系”应更名为“欧洲中世纪与现代语言系”、“哲学系”应更名为“西方哲学系”，因其研究范围并没有囊括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和哲学。

“东方学系”的更名事宜已告一段落，不过新的系名“亚洲与中东研究系”也存在问题，因为“中东”本身也暗含着欧洲视角。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新一轮学术浪潮中，系名会被再度更改吗？我们是否可以预见，更多的系科将面临更名？

主要参考文献

Hayter, William. “The Hayter Report and After.”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1, No. 2, Education and Pluralism (1975), pp. 169-172.

Richard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mail Correspondenc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0-2022.

Ulrike Roesler, et al. “History of the Faculty”.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ebsit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