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人与自然的“共同性”

人类学和自然保护工作分别如何看待“共生”与“共存”的理念或方法？具体而多元化的在地经验与人的一般性的价值与感受有着何种联系？如何在理解“共生”的基础上，从人类中心、扩张性的“全球”视角转向一种“行星式”的思维？面对“共同的焦虑”以及全球性的生存危机，我们应当怎样做？

以这些主题为对话的内容，人类学家项飙与环境保护领域学者、行动者吕植进行了分享。两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入手，讨论在面对“共同的焦虑”与包括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生存危机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建立思维框架、寻求共识。据悉，本次对话为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自2021年起举办的“面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由自然哲学到行星式治理”系列研讨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对话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员展翼文主持。

活动海报

“共生”是生物学中的概念。德国的微生物学家巴利（Bary）在1879年第一次提出共生/symbiosis的概念，用来指代互利互惠、共同生存的生物模式。现今，共生关系一方面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构成物种演化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共生的概念也隐身于生态伦理、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共生”这一概念已经变成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等复杂的意群。

“共生”系列研讨会，就希望在广义的共生意群概念启发下，探索怎样重新思考人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多种边界、如何在这种基础上发掘新的社会凝聚力，构建一种真正跨物种、跨族群、跨文化的后人类世全球秩序的可能性。

对话现场

从“多物种的生命民主”谈起

项飙首先分享了一个关于共生的小实验：

两个艺术家于2019年发起了一个名为“多物种的生命民主”的项目，他们在柏林找了一片废弃的绿地，先做调查，把这块绿地里所有的生命物种列出来，从细菌到真菌、蘑菇到花草还有乔木，以及蜗牛、鸟、松鼠；然后向社会征集了15名参与人员，每一个人选一个物种作为它的被代表者，这15人（也就是15个“生命物种”）会组成一个议会，大家需要仔细研究自己的代表的物种的生存状态，在议会中提出自己的生长方案，当然在议会中，一个方案总是会被质疑，比如要扩大真菌的生长面，乔木会不高兴，但是真菌可以跟细菌、苔藓进行联盟。

这个项目最近的一个辩论是关于绿地里面的塑料垃圾，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说塑料是对生物不好的，要清理掉。但是代表蜗牛的“议员”反对，因为塑料过夜之后会集中水珠，蜗牛很喜欢塑料垃圾中潮湿的小环境。这次辩论僵持不下，最后通过投票解决，塑料垃圾被全部剔除。

项飙称，欧洲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议会：多物种议会。“我对这样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我首先感到，之前的那种崇拜自然、让自然自己恢复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是不可行的。”

项飙也由此项目推及到对于人这个物种的讨论，他提出“究竟可不可以把整个的人这个物种作为一个单一的、一体的行动者来看？”生命民主这个项目也提示着，多物种之间的关系探讨也可以用于重新调解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很难弄清楚，但是你和附近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改变环境、气候变暖，但是至少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其次，当把自然因素引入你对自己的生活、你对你和别人社会关系之间思考当中的一个变量，然后来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你和别人的关系。调节之后，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样式。由此推及到‘国的意志’的概念，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意识到附近、意识到他和很具体的物理环境的关系，他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他对“国”应该发挥什么样功能的理解可能都会非常不同。”

“明确的共同性要作为一个动态的愿景”

与项飙对话的吕植是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的教授，吕植的工作是关注自然保护的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联系，致力于寻求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种基于证据和实用的解决方案。她长期在中国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开展大熊猫、雪豹等濒危物种的研究，观察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互动。

吕植谈到，自己与项飙的研究路径不同，她是先投入自然中去做事情，现实会将各种问题推到自己面前。吕植十九岁开始研究大熊猫，跟踪了大熊猫八年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吕植和一只名叫娇娇的大熊猫所处的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吕植回忆，当时每一天都有六十多辆大卡车，装满砍下来的树木运走。吕植和她的老师、同学们跑了很多部门，最终保留住了森林，可是当地的伐木工人却因此失去了工作。

“熊猫的这件事情引发了我对自然保护的关注，也引发了我对人的关注。去年夏天又去看望了几个当时的老人，现在80多岁了，生活也没有那么富裕。当时林业局小黑板上写着‘此地禁止科学研究’，其实是禁止我们进入。再说起自然保护理念，确实有一个非常深的公平性问题：保护工作的受益者、受损者是谁？都是后来工作中的现实扑上来教育我们的事情。”

吕植与熊猫

项飙接着人类对熊猫表现出的普遍的喜爱来谈，“我们对熊猫表现出的共同的喜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人类中心的审美观点，熊猫可能让我们想到婴儿的状态。”

但是项飙认为，“共同性”应该是一个我们应该迈向的目标，关键是要塑造出沟通和对话、互相交流的机制。让各个地方大家的经验不一样，以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对话的机制，然后慢慢引向那个目标。正如吕植所讲的，当地地方林业局、生态保护区附近居民的生计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对自然保护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解。通过补偿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把他们的考虑统一到更广阔的对话、协作过程中来这是问题的关键。

“回到哲学的问题上，在理念上阐发共同性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是阐发得越明确越好。但是明确的共同性不要作为一个口号来执行，明确的共同性要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远远放在那里很动态的一个愿景。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参与到一个愿景中，都觉得自己可以说一点稍微不一样的话，但是方向一致。这样的生态构造出来可能是重要的。”项飙说。

构建意义

吕植总结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她认为，很多发展过程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突然的变化。突然的变化是需要前期积累的，积累在哪儿？就是在实际的案例上，需要不断地做尝试，在尝试过程中寻找到底什么是关键因素。

“我们自己做一些尝试，在熊猫的栖息地里养蜂，蜂蜜让老百姓有一些收入，让老百姓理解森林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利己的角度出发，随着森林的恢复，动物多起来、好起来，大家对自己森林的自豪感提升了。这样逐渐带来的是价值观的改变。我们有时总是忽略了精神需求、忽略了其他层次的需求。对于人来说，受尊重被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精神上的需求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层面上，当地的老百姓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项飙也分享，在他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常听到基层干部们讲，老百姓就是要钱、要实惠。并且普通群众在接受调查时也是这样讲的。“我们知道人会觉得这口气、这份尊严、他的感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在主流话语上，活生生地把那些很自然的感情上的、尊严上的、价值观上的需求给你抹掉，简化成老百姓就是要实惠。实惠一定要转化为物质、经济上的实惠。”

要解决这个问题，项飙认为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原来日常中的尊严感、情绪没有办法通过比较正常的方式来表达与实现，所以要靠一些非常宏大的象征来表达，造成公共交流当中没有办法交流的断裂的局面，所以我们需要把情感和尊严的表达从公共话语里带回来；其次就是如吕植一样，花更多时间与不同立场的人交流；而人类学哲学的研究理论要更多“学以致用”，项飙说：“希望我们的研究不是给出一些什么结论，或者是直接的政策推荐，而是给出一个工具，普通老百姓能够建构自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