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郊游宴饮以畅秋志

“看了十分秋月，重阳更插黄花。”

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被称为“重九”，因九为至阳之数，故又称“重阳”。《易经》中“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代表阳，阳代表生命力，最大的阳数是九，所以以“九”称“阳爻”。东汉王逸《楚辞·九辩》云：“九者，阳之数。”唐五臣注云“九者，阳数之极。”《素问》亦云：“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民间认为“九九”音谐“久久”，有久长之意，多于此日推行祭祖、祈寿与敬老活动的风俗。重阳节的庆贺并不单限于九月九日，可始于九月八日，九月十日更被称作“小重阳”。重阳日有登高、插菊、品糕、宴饮、归宁等丰富的节俗，故又被称作“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女儿节”等等。

一、 重阳节塑形的历史流变  

（一）季秋丰收祭祀

始于上古时期的秋祭，于季秋以五谷和牺牲举行祭天、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被认为是重阳节出现所具备的原始形式。在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戊，贞其告秋□于高祖夔”的记述；《礼记》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说明“秋祭”作为国家律令的价值取向；《吕氏春秋》云：“（九月）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更对先秦时期天子亲率臣民于九月以牺牲祀天地作了描述。至今，我国众多地区仍将重阳称为“秋节”。

有关“重阳”的最早记述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但此时尚未明确指向节日。屈子《楚辞·远游》中句：“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指的是进入“帝宫”所需积集的“九重阳气”。南朝梁萧统《文选》云：“重阳积清气”又“集重阳之清徵”，注曰：“上为阳，清又为阳，故曰重阳。”“积阳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阳。”先秦之“重阳”虽未指称节日，但此中所包含的仙家意蕴与重阳求寿祈吉的节日内涵有重叠之处。

汉魏时期，“九月节”已成为嘉会，不仅以五谷牺牲敬天祭祖，还有登高、享宴、射礼、敬老等一系列礼仪活动。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描述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意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宫人贾佩兰尝言：“九月九日佩茱英，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古，莫知其由。”晋周处《风土记》亦云：“九月九日，律中元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云避除恶气，而御初寒。”又云“汉俗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以祓除不祥”。春祭涉水，秋祭登山，由此可见“九月九”重阳与“三月三”上巳所形成的“祓楔”对应关系。

此后数朝，在上古九月丰年庆向九月九重阳节日的转化进程中，随着神秘观念、仪式、传说与古老风俗的羼入，继续推动着重阳节俗的定型、固化与丰盈。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 九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登高避灾祈寿

纵观中国古代节日起源，多与祛魅、禳灾有着特定关联，盖因认知水平受限，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灾变面前，先民只能通过采用宗教与巫术的手段来达成驱灾避难，迎祥祈吉之目的。受“物不可极，极则反”的灾异论观点影响，“九月初九”俗称“重九”，“九”为阳数之极，那么“重九”更是“阳数聚积，邪气深重”，会带来灾异的发生，那么处于“灾月”的重阳节，由“秋祓”而衍生出种种避邪祈祥之俗，也极为合理。

重阳登高习俗源于山岳崇拜。古人一是认为登高可以避厄，二是认为登高可以祈寿。重阳日，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在清气上扬、浊气下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接触到浊气，就应登临高处以避之，并接受清气的浸润，具有净化仪式的作用。在道教观念中，“九月九日”是登天成仙之日，地势越高清气聚集得越多，登临高处自然更易于“乘清气而升天”。道教尊奉的真武大帝就是在九月初九之日得道飞升，民间亦流传有黄帝于九月九日登遐升天之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高山大川具有永恒存在的生命意象，是普通人与长生不死之神实现往来，并可能达成长寿或永生的相通媒介。《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古人认为昆仑山乃仙人不死之地，是神仙太帝的居住地，只要登临凉风之山，便可以达成祈寿延年之目的。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一年。仙家天地阔，壶中日月长。”说的是东汉方士费长房悬壶济世的传说故事，随其学术的汝南桓景则为重阳“登高避祸”增添了神奇的传说依据。梁人吴均于《续齐谐记》中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敦煌文书中亦有类似记载，S.6537《郑余庆书仪》：“九月九日,昔费长房携酒将家口鸡犬,登高山避火灾，佩茱英，饮菊花酒以口口□也。至晚还家,屋宅悉被火烧尽也。”虽然故事情节有所出入，但重阳登高之俗中的禳灾意识是相通的。除了祛厄的民俗心理，气候意义上的九月佳节正是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时令，适宜扶老携幼登高望远，即有益于身心康健，以能延年益寿。

明刻本《有象列仙全传》之费长房

（三）郊游宴饮畅志

先秦两汉时期的重阳习俗，目的在于辟邪避灾，攘除不祥的维持生存本能，尚存有较强的原始巫术性质；到了魏晋之后，则添加了世俗化的娱乐与享用，成为全民庆贺的节日。梁简文帝在《九日赋韵》中描写了重阳节宫廷夜宴，歌舞升平，众乐融融的场景：“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

“汉重上巳，晋纪重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文人士族集团的节日聚集活动介入，促使重阳节俗趋向审美化、高雅化。重阳日，士人们相伴登高，杯酒相酬，赋诗唱和，清言玄谈，以其情趣与智慧来获取文学与审美的节日体验与享受。登高远足迎合了文人士族吟咏山林的喜好，宴饮集会又给予其各呈才藻，竞展风华的机会，而赏菊饮酒更为其境遇情怀提供了宣泄路径，重阳成为引发人生与境遇的思考，成为继上巳节之后又一大受士人欢迎的节日。

正式将重阳列为国家法定节日的是唐德宗李适年间（780年—785年），重阳节成为唐朝重要的“三令节”之一，官员休沐，君民同欢。唐代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重阳节的发展与繁荣，更推动了重阳节俗的多样化。游宴，即是唐代重阳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皇帝赐宴、官员游宴和亲友野宴等多种形式。皇室不仅给予官员游宴时间与金钱上的资助，皇帝还亲自赐诗、赐茱萸，可见对重阳节之重视。唐人欧阳詹在《送盐山林少府之任序》中述：“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终取九月九日之重阳……赐群臣大宴，登高临流……泊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属。”

来自统治阶层物质与精神的鼓励，使得重阳游宴风气从都城蔓延到地方。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述：“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意思是家族亲友集体出游，于山野里铺草为席聚饮，规模颇为壮观。唐孙思邈《干金月令》亦云：“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在众多的重阳诗中也可一窥民众郊外“辞青”宴饮畅志的风尚。如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中所写“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王维也留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篇。

清 石涛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图》 故宫博物院藏

二、重阳节植物的多重文化意象

（一）簪菊花

宋代重阳节沿习了历朝登高望远、宴饮交游、互赠诗文的习俗，赏菊、啖菊、簪菊等，更成为宋时重阳的一道风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九”之句，九月花盟主菊花雅称为“延寿客”，是“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的仙草。曹丕在《与钟繇书》中述：“忽复九月九日……以为宜于长久……思食秋菊之落英，福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更不乏服食菊花成仙者，如“康风子乃以食菊仙”“朱孺子入玉笋山食菊花，白日乘云而去”等仙话。

啖菊花可祛疾、益寿、通神，甚至连饮用载种菊花的泉水也有如此神力。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载：“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少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亦云：“南阳郦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三十，中寿百馀，七十者犹以为夭。汉司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令，县月送三十馀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父患风羸，南阳恒汲饮此水，疾遂瘳。”

“飧落英者养其生，饮滋液者却其老”以菊入酒与饮菊之甘露有异曲同工之效。汉刘歆《西京杂记》中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酒，故谓之菊花酒。”宋吴自牧《梦梁录》中云：“今世之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重阳节开封，“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

明《蕉林酌酒图》陈洪绶  局部

 “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齡”，宋人风行啜菊不仅是出版养生的角度，更沿自魏晋以来对“花之隐逸者”坚贞品行的尊崇。啜菊、啖菊之传统可上溯至屈子的《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晋陶元亮在《九日闲居》诗序中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更在《秋菊有佳色》中坦言：“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明 丁云鹏《漉酒图》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除了饮食菊花，赏菊、供菊、簪菊使得宋时重阳节大大提升了雅致的趣味。宋人爱种植菊花，刘蒙曾编撰《菊谱》共载有35个珍稀品种。《东京梦华录·重阳》中述:“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芳，曰万铃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洁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

簪戴菊花的风俗兴自魏晋，延至唐宋。唐《渊鉴类函》引《史正志叙》曰：“九月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甚。杜牧诗曰：‘黄花插满头’。”宋《乾淳岁时记》亦云：“是日(重阳)，饮新酒，泛萸簪菊。”宋宫宴赏菊灯、赐花簪戴在《武林旧事》中就有记载：“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宋史.礼志》中记述了重阳宴赐花的具体仪节：“酒行，乐坐；饮讫、食毕，乐止。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賜花有差。少巧，与宴官谒望阔位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以“满城尽带黄金甲”来描述宋时重阳并不为过。

清 陈枚 《月曼清游图 九月“重阳赏菊”》

（二）佩茱萸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等，有“避邪翁”“耐老郎”之美誉。早在战国时屈原的《离骚》中，即有“樧（即茱萸）又欲充夫佩韩”的诗句。因茱萸气味芬芳，色彩艳丽，古人早已懂得取用茱萸来烹调各类食物，如北魏《齐民要术》中载：“（食茱萸）用时去中黑子，肉酱鱼鲊偏宜用。”

然而作为重阳重要的仪式物，佩戴茱萸更多地被赋予了辟邪、祈寿的功效。晋周处《风土记》中记载：“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以插头，辟恶气，御冬。”清《花镜》亦述：“井侧河边，宜种此树，叶落其中，人饮是水，永无瘟疫。悬子于屋，能避鬼魅。九月九日，折茱萸戴首，可避恶气，除鬼魅。”

茱萸分为不同种类，有食茱萸、吴茱萸、山茱萸、草茱萸等多个品种，重阳节佩戴的是有药用价值的吴茱萸。重阳茱萸有三种使用方式：一是缝做香囊，用红色布袋盛茱萸多颗，以双数为易。最低四颗，最好八颗。佩戴于手臂，男左女右；二是将茱萸枝固定在发簪、徽章、挂件等处，然后佩戴；三是插在居住环境中任何地方，与端午插艾叶有相似之处，有辟邪健康之意。

汉代重阳节多将茱萸切碎，装在香袋里佩戴；晋以后改将茱萸插于头上；而到了北宋则保留了头插茱萸之俗，但也出现了打破传统模式的创新。据《岁时广记》记载，东京城里的女性“剪彩缯，为茱萸、菊、木芙蓉花，以相送遗。”意思是宋女子已不再从田野采摘新鲜茱萸，而是将丝帛剪裁成茱萸状来互相赠送，佩于发梢。宋人谢逸《点绎唇》词云：“醉绣看茱萸，定是明年健。”说的就是茱萸作为吉祥物已被普遍用作装饰纹样，如刺绣中的“茱萸绣”，锦缎中的“茱萸锦”等等。

西汉 茱萸纹绣绢残片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三、重阳食娱与敦亲睦邻

唐宋之后，重阳节俗倾向世俗化、娱乐化；至明清两朝，基于血缘、地缘、姻缘和业缘的节日互动更为凸显，重阳“敦亲睦邻”与“和谐社会”的民俗调节功能成为重要的节日内涵。

重阳糕是重阳节相互赠遗的代表性节令食品。早期的重阳糕称“饵”，以黍米或秫米制成。北齐《玉烛宝典》曰：“食饵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先秦出现的“蓬饵”可谓是重阳糕的雏形。“蓬”为蓬子，蒿类植物，“蓬饵”为“内有草菜之糕类食品也。”民间素称“蓬”有“御灾乱”的作用，《礼记·内则》云：“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意思是古代男子出生，礼官需用桑木做的弓和六支蓬草做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示之志向远大。孔颖达注疏：“蓬是御乱之草。”重阳节食蓬饵带有辟邪的用意，《西京杂记》中亦有“食蓬饵以祓妖邪”的说法。

到了宋代，重阳食糕意取“吉祥如意，万事皆高”，重阳糕极尽雕琢粉饰之能事，不但用料繁多，造型也极为考究。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曰：“二社、重阳尚粒，而重阳为盛。大率以枣为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吴自牧《梦梁录·九月》述：“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阁下为贵家为馈送。”周密《乾淳岁时记·重九》中记：“都人是日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 

重阳糕上所插的五色小旗称重阳旗，是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纸剪成的小三角纸，粘贴在一根细竹蔑上，便于插进糕内作装饰。卖糕时，总是以三为基数，三块一叠起价，为“三三得九”取“三阳开泰”“进九长久”之吉兆。进食重阳糕的祝颂之仪，明高濂在《遵生八笺》这样描写道：“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作三声。”

除此之外，重阳各地还有尝秋、赛马、射猎、放鸢、归宁等诸多习俗，均饱含着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凝聚力，成为维系社会良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四、结语

“昨日登高罢，今朝又举觞。”“九九重阳”是一个以探求生命本真与归宿为基本内涵的民间节庆，在历史漫长的发展演进中，从秋收祭祖、登高祈寿、佩戴茱萸、观赏菊花、郊游宴饮、友邻互赠等传统习俗，再到逐渐与中国孝道伦理相融合，充分展现了和睦友邻、敦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与节日内涵。由此可见重阳节不仅是律令国家时间生活的重要标记，更是国家文化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生活、家庭关系与社会结构发展影响深远。

1989年中国政府将每年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将传统孝亲敬老与现代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结合，使得这一传统佳节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新型节日。2006年重阳节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于2013年正式将重阳节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为中国“老年节”，其目的是在新时期全面倡导全社会关心老年人，让爱老、助老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中国在面对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转型时期，重阳节尊老、敬老的传统如何以新风尚、新形式加以延续、弘扬与发展，值得更广泛地探讨。

  （作者方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创新基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