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嬨

张怡微在近著《情关西游（增订本）》中有一篇《读〈续西游补〉杂记》，介绍了一部现代章回体小说《续西游补》。她表彰这部作品“纳入了文化交流、历史对话、现代法律、甚至前沿的性别议题、对婚姻的看法等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继而又称许其作者“才华横溢，文笔也很清新，对历史、宗教、时世都有创造性的看法”，言外大有相见恨晚的意味。张怡微本以小说创作知名，对个中甘苦自有深切的体会，而此前还撰有《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对明代董说《西游补》的创作本末和研究现状也早已熟稔于心，就此顺流直下，因枝振叶，格外推重这份“《西游记》续书研究长期忽略的史料”，毋庸赘言是确有实据而绝非虚应故事。然而苦于年代久远，书阙有间，她在文中仅能考知这位署名为“刚子”的作者是当年还在燕京大学就读的郑侃嬨，至于这位英年早逝的女学生“与燕京大学教育史、燕京大学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日后继续研究”。

张怡微《情关西游》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郑侃嬨与经济系学生连士升相识相恋，后又结为夫妇。连士升倒是追忆过两人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点滴，并允诺“关于先室的生平事略，将来当另文记载”（《失业与失窃》，收入《回首四十年》，南洋商报社，1952年）。但或许是不愿意再次触及内心隐痛，此后并没有兑现。因此，有关郑侃嬨的相关情况，至今只能依赖旁人的推溯求证。除了张怡微所引述的朱洪涛《斯人郑侃嬨》（载《随笔》2018年第4期），另有丁乙、王雪莲合撰的《白首如新，倾盖如故——顾颉刚与郑侃嬨的情谊》（载《书屋》2016年第3期）可供参酌。不过这两篇文章尽管都致力于钩稽《顾颉刚日记》中的零星记录，可仍然不免挂一漏万，不少重要细节也未及深入寻绎。而如果再进一步覆按考索其他相关文献，对郑侃嬨的生平行实和著作流传其实还能够有更加全面细致的了解。

郑侃嬨（因“嬨”字较生僻，有时也省作“慈”）于190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早年在广州培正女校就读，1928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参见《沪江戊辰年刊·大学部同学录》，1928年），次年转学至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参见《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女生姓名录》，1929年），1932年起又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参见《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女生姓名录》，1932年）。从中学时代开始，她就陆续发表过不少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她在其中自述，“侃不幸早孤，先君仅以清白传家”，“数载以来，饱经忧患”（《寄信我挚爱的嫂》，载1928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十五期。后改题为《寄给我挚爱的嫂嫂》，载1931年《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一期）；悲叹自己势单力孤，以致“母恩未报，父冤未雪”（《哀弦的异响》，载1927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七期）；坦言年少时也曾经“使气凌人”，“骄傲乖张”，幸亏很快便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一个痛悔的女学生》，载1922年《培正青年》第一卷第九期）；还直陈求学之际“对于分数，漠不关心。除上课外，她几乎把她的时候，尽用来读课外书籍”，似乎只愿沉潜书史而无意过问世事，然而又出人意料地慷慨疾呼，“她不信世界上应有所谓特殊阶级，她以为若有，就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务使达到世界人类一致平等的地步”（《一个悲壮的双十节》，载1927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四期）。把这些琐碎的片段拼接串联起来，可以约略窥知她窘迫的家境、率真的性情和高远的志向。

1932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女生姓名录》，倒数第五位即郑侃嬨

进入燕京大学后，郑侃嬨对文学创作依然兴致浓厚，文字技巧也日趋成熟。以笔名“刚子”（疑即“侃嬨”谐音）发表的《续西游补》（载1932年《燕京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尽管只是一部寥寥四回的中篇小说，却因别出心裁而耐人讽味。她在文末附识里称道明末董说的《西游补》“是一本寓意很深的讽刺小说”，尤其强调“它是以新奇想象和清雅文字来表现作者高尚的情绪和深刻的悲哀的”，并交代自己此番续作“仅表示与作者同情，非敢‘狗尾续貂’”，据此不难推求她心摹手追的焦点所在。《续西游补》沿袭了董说原作中梦境幻化的叙述方式，各色人等在悟空的一场幻梦中逐个粉墨登场：沐猴而冠的讲师大肆鼓吹“乱政完全是王道的理论”，惺惺作态地宣称“杀伐乃军阀之事，非政客可得而闻也”，“诛戮斩伐，力恐不足”，但最终还是大言不惭地承认“所害无非在民，政客固无往而不利也”；口是心非的官员奉行“以反为正”的哲学，为了大肆勒索压榨百姓，“必先出一张告示对人民宣誓廉洁。麻醉了他们，让他们好俯首帖耳地任他宰割”；代司政令的曹植“主张政简刑清”，颁布实施了六章约法，计有“善盗心者王”“善假力者霸”“善窃国者侯”“善骗财者富”“善抄诗书者博学”和“善诱人妻者风流”，与此无关的案件概不予以受理；天真烂漫的少女悉心揣摩诗歌创作的要诀，“我们写诗，抒情的也好，叙事的也好，都是千篇一律的写上帝母亲”，因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我们永远不会犯着什么‘文字狱’，不说真话，谁也不会得罪的”……如此怒骂嬉笑、讥弹世风的笔法，显而易见也和“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的《西游补》一脉相承。

刚子（郑侃嬨）《续西游补》

正任教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在《燕京月刊》上也发表过多篇论文的顾颉刚，很快就注意到这篇托古讽今、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说，随即萌生了约请作者协助自己从事撰著的念头。不久之后他就通过哈佛燕京学社秘书容媛的介绍，与郑侃嬨正式结识。在1933年3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到哈燕社，晤郑侃嬨女士”，“予又欲作中国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适在《燕大月刊》中见郑侃嬨女士所作《西游记补》，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最适于民众教育”，对其小说创作赞不绝口，并坚信双方如能顺利合作，“必可收救国之效”（《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此时顾颉刚正代替病休的邓之诚讲授秦汉史，所编《汉代史讲义》已经尝试着“以演义体行之，为将来编通俗中国通史之准备”（同年2月17日。标点略有改动）。依照他的设想，编纂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历史读物，“外观上要尽量通俗”，“体裁与用语可以仿效章回小说”，“但内容上必须是革命的”（《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载1936年10月2日《民众周报》第一期；又收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郑侃嬨不恰好是最佳人选吗？在随后的一个月中，顾颉刚又集中阅读了不少郑氏的习作，在日记里多次说起，“看郑女士所作小说《允让自传》”（同年3月28日），“看郑女士所作小说”（同年3月29日），“看郑女士十五岁所作长篇文言小说《迟暮美人》”，“侃嬨女士真是文学天才，十五岁所作小说，遣词已甚活，插入之诗与信做得也好”（同年4月13日）。经过这番仔细浏览，不仅全面考察了她的文字功底，更藉此充分了解其志节品行。“您的思想，我一看《续西游记补》时就知道”，顾颉刚随即致信郑侃嬨，将其引为志趣相投的同道，强调“我觉得我们才是真革命的人”，还希望有志青年能够组成团体，“认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各人做各人的事，使工作的结果殊途而同归，积以岁年，必有大效”（1933年4月16日《致郑侃嬨》，收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显然已经坚定了邀约其合作研究的想法。

《顾颉刚日记》1933年3月16日，提到与郑侃嬨初次见面

在顾颉刚此后数年的日记中，与郑侃嬨互访、通信、商议的记录比比皆是，两人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在制定三年研究计划时，顾颉刚特意列入“秦汉史谈”一书，明确标注“郑侃嬨女士助”（《顾颉刚日记》，1933年5月31日）。在《试拟工作大纲》（收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一）里，他对此还有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安排：1933年，郑“读《史记》《汉书》《后汉书》，拟定题目，钞辑材料”，顾“将《汉代史讲义》约六十章编完”；1934年，郑“将颉刚所编《汉代史讲义》改作成秦汉史谈”，顾“试编商周史谈（此项工作如过难，即先编魏晋南北朝史谈）”；1935年，“秦汉史谈出版”，郑“改作商周史谈（或魏晋南北朝史谈）”，顾“供给改作之材料”。郑侃嬨在此后接连发表了《勾践报吴》（载1935年3月29日《大公报》）、《火牛阵》（载1935年《妇女旬刊》第十九卷第八号）、《子产治郑》（载1935年8月9日《大公报》）、《蔺相如和廉颇》（载1936年4月23日《申报》）、《王孙贾的母亲》（载1936年6月25日《申报》）、《墨子》（载1936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五期）、《李广》（载1937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七期，署名“刚子”）、《诸葛亮》（载1937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八期）、《淳于缇萦》（载1937年3月25日《申报》，署名“刚子”）、《孙膑与庞涓》（载1937年5月27日、6月3日《申报》）等先秦两汉历史故事，而顾颉刚在日记里也不断提到“侃嬨来，留饭，质问《史记》疑义”（1933年6月22日），“侃嬨来，留饭，看其所作田单救齐故事”（1934年2月7日。标点略有改动），“改侃嬨《王孙贾之母》一文”（1936年5月28日），或答疑释难，或订文润稿。两相对照，这些文章想必就是“秦汉史谈”的部分初稿。

刚子（郑侃嬨）《李广》

与此同时，郑侃嬨又紧锣密鼓穿插着撰写了《张季直》（载1935年7月5日《大公报》）、《王翊》（载1935年10月18日《大公报》）、《费宫人》（载1935年11月22日《大公报》）、《郑成功父子》（载1936年7月10日《大公报》）、《范仲淹》（载1936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二期）、《王安石》（载1936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三期）、《周遇吉夫妇》（载1936年9月24日《申报》）、《寇准》（载1936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一期）、《郭子仪》（载1937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九期）、《谢安》（载1937年《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十一期）等大批人物传记，所涉时段虽然已经逸出秦汉而纵贯各代，可顾颉刚在日记里同样说起，“看侃嬨所作《郑成功父子》”（1936年1月4日），“为侃嬨看《范仲淹》稿”（同年9月6日），仍然给予悉心的修改指点。据此推断，这些文章恐怕与顾氏所云“为作中国通史之准备，先编各时期之史谈”（《试拟工作大纲》）相关，当是郑氏为了继续撰著其余各时段史谈而先期完成的预备工作。可资参证的是，在此期间顾颉刚还数次提到，“改侃嬨所作历史大纲”（1935年4月21日），“到侃嬨处，改其所编历史”（同年5月19日），“看侃嬨所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略改之”（1937年7月12日），这部根据大纲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显而易见绝不会局限于秦汉。而正中书局更是刊登过顾颉刚、郑侃嬨两人合著《建国本国史》的新书预告（载1937年6月29日《申报》），尽管这部遵照修正课程标准新编、经由教育部审定的高中教科书最终没有正式出版，但很可能就是原计划里那部“中国通史”的正式定名，其内容应该是顾颉刚根据郑侃嬨的系列文章加以删订补苴而成。

由郑侃嬨撰写的这些文章来推断，无论是截取片段的“秦汉史谈”，抑或是贯通古今的《建国本国史》，都以讲述历史人物故事为主。在顾颉刚根据郑侃嬨初稿改定的《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载《教与学》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又收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中，就一再主张“我们该有‘人’的历史了”，“应该用披沙拣金的手段在古代的文献里把‘人’找出来”，并大声呼吁“介绍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激励青年人是历史教员的责任”。可知确定这一撰著体例，是经过顾、郑两人仔细斟酌的。

这些历史人物故事尽管以普及知识为宗旨，郑侃嬨在执笔之际却黾勉从事而毫不轻忽。在爬梳采摭文献时，她总是尽量考较各类史料。如围绕王安石变法，历来议论纷纭，褒贬不一。《王安石》一篇附录的“参考书”就相当丰富，史籍类既有纪传体的脱脱《宋史》，又有纪事体的冯琦《宋史纪事本末》，谱录类既有贬斥新法的顾栋高《王荆公年谱》，又有为之洗冤辩诬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此外还有梁启超倾注个人体验的《王荆公传》，以及王安石《王临川全集》、曾巩《元丰类稿》等别集，史源的详赡多元确保了内容的谨严翔实。在辨析考订疑难时，她又注意汲取学界的最新成果。如墨子其人由于史料阙略，“所以他的籍贯年代，都很发生问题”（梁启超《墨子学案》第一章《总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墨子》一篇“定墨子为宋国人”就“依顾颉刚先生最近的考证”并“参以鄙见”，而确定其生卒年则“依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于细微之处体现了精益求精的用心。对传主迥异常人的危言畸行，她往往深具了解之同情。如司马迁《史记》记载李广曾经借机斩杀羞辱过自己的霸陵尉，后人往往诟病他睚眦必报，胸襟偏狭，“不能忘一尉之小憾”（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卷一〇九）。《李广》一篇则揆情度理地指出，“一个热情奔放的人，是很难以理智控制自己的”，“谁触着他的忌讳，便像在他心里放了一枝利箭一样，是很难忍受的”，指引读者设身处地去体谅他不足为外人道的苦痛。当然，当传主在立身处世时略有瑕颣疵失，她也绝不徇情袒护。如《寇准》一篇本着“责备求全之意”，既充分肯定其“光明正直，敢于面折廷争，有大臣的风度”，又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为政以刚，胸不容物，没有大政治家的沉着，易为人所忌，也易为人所算”，并没有因为个人好恶而任意取舍，对公允通达地了解传主自然大有裨益。

在具体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轶事时，郑侃嬨更是充分施展其丰沛的想象和生动的文笔，并不是简单地将史料改写成白话，就以此敷衍塞责。如《火牛阵》一篇在描写燕国军队围困齐国即墨城时说：“即墨大夫阵亡那天，阴风惨惨，全城充满了死气，红日失了光芒，鸦鹊噤不能语；远望十里都是飘扬着燕兵的得胜旗，四围所听见的都是燕兵胜利的歌；老人晚上所做的是怪梦，小孩白天所唱的是凶谣。现在谁都怀疑齐国的末日到了，但谁都不忍说出来，只暗中加厚了面上愁云，沉着的眼光深藏了些决死的神气。”而正当齐将田单临危受命，准备号召齐人奋起御侮时，又突然插入一段：“场内的空气静默极了。野外耕牛急喘的声音，山上战马漫游的脚步，壮夫愤慨的呼息，老妇感动的咽气，都能远远近近很清楚的听出来。田单就在这样肃静的一瞬中，起来说话了。”经过逐层渲染，不断蓄势，终于烘托出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又如《费宫人》一篇说起明思宗崇祯面临内忧外患而茶饭不思，“在彩纱罩着银灯的散光下，朦胧看见他双眉深锁，神色忧郁。他坐不上十几分钟，便起来，背着手在殿里来回的踱方步，有时仰头看晚风吹动的八角纱笼在屋顶荡漾着的灯影；有时低下头轻轻踏着八成旧的地毯，数着还未给鞋底完全擦破去了的金丝蝙蝠；有时用指头弹着桌上的花瓶，听它发出来硁硁的声；有时拔出身上的佩剑来晃几晃，有时……”用一连串无意识的动作来暗示其内心的焦灼惶然，并由此反衬出女主角费贞娥的沉着果敢。这些片段的内容都出自郑氏的虚构悬揣，并无文献可征，却合乎人情事理，也极大地增添了阅读时的兴味。

在这些精心结撰的历史人物故事刚开始陆续发表时，梦蕉在《通俗读物编刊之重要》（载1935年4月6日《新闻报》）里痛感国势危蹙，认为“民间现时所能努力者，不过扫除文盲，推广民众教育，先从局部工作入手而已”，就特别举出《勾践报吴》一篇作为可供“推广民教”的典型予以称扬。时隔十余年，王奇在《谈通俗读物》（载1948年1月8日《大公报》）里议及顾颉刚主编的《大众知识》，也认为“其最特别的一栏，就是历史名人故事，大半由郑侃嬨女士执笔，取古人之可资楷模者，以平实的白话写成传记，并附插图；这是别种刊物里所不见的”，同样欣赏其独树一帜的特色；接着又提到“《申报》还特辟一版，名曰《通俗讲座》，每周发刊一回，专刊中西历史故事”，而郑侃嬨也是这个专栏的主要撰稿人。顾颉刚最初起意邀请郑侃嬨合作，倚重的正是其出色的文学才能，事实证明她确实足堪此任而不负所望。

郑侃嬨《勾践报吴》

郑侃嬨的优异表现还引起了其他史家的注意。兼任《大公报·史地周刊》编辑并编发过郑氏作品，在《大众知识》上也刊载过文章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荫麟，当时正接受委托动手编纂小学历史教科书。他在《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载1937年4月2日《大公报》）中发愿，“并不以通常写课本之方法写之，希望它能成为一般儿童的读物”，所以在《儿童中国史自序》（同前）里阐述选材标准，首先就指出，“以若干重要人物为中心点，于其性格事业，须充分表明。是为叙述之‘前境’。其他历史常识，则采作‘背境’”，简而言之即“以人物为叙述之中心”，与顾颉刚筹划的“历代史谈”可谓不谋而合。在这篇《自序》的最后，他还专门说道，“此书之成，深有赖于郑侃慈女士，袁振之女士，杨联陞先生之助”，对他们的无私襄助郑重致谢。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容庚在1936年7月26日的日记中提及，“张荫麟来，与郑侃嬨谈编小学教科书事”（夏和顺整理《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可证张、郑两人确实曾围绕这部《儿童中国史》有过具体商议。令人惋叹的是，由于张荫麟因病过早逝世，此书并未完整结集付梓（仅有今人掇拾张荫麟和袁震——即袁振之，吴晗的夫人——的部分文稿，另辑为《儿童中国史》，北京出版社，2021年）。从张氏当初提供的全书目录来看，其中寇准、范仲淹、王安石、郑成功数位，郑侃嬨在先前都已经撰有相关文章（目录中尚有墨子、诸葛亮、谢安等，但已由张荫麟本人撰写）。在整合成书时是否直接采用这些文章，或是在此基础上再做删改润色，恐怕已经很难再予以推究了。

张荫麟《儿童中国史自序》

顾颉刚在《试拟工作大纲》里还提到，“历代史谈”的现代部分将“包括外国史”，大概是考虑到晚近以来中外交流日趋频繁的缘故。可惜语焉未详，不知道究竟将会如何安排。但可以确定的是，交由郑侃嬨来撰写这部分内容也完全能够胜任。她先后就读过的培正女校、沪江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是由教会兴办的学校，她最后学习、工作过的燕京大学更是“实现了根植于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和中国土壤的国际主义理想”，“有着很强的跨文化联系”（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八章《结论》，程龙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她由此受到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的濡染熏陶，在作品里也时有表露。《续西游补》开篇提到“今天是世界末日”，“东天的世界末日审判和西天的不同，西天依据世人的行为来定赏罚”，就带有浓重的神学色彩；而悟空在四下闲逛时，“跟人哼着‘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的恋歌”，居然是数十年后又经过猫王Elvis Presley重新演绎而风靡一时的乡村乐名曲。即使在撰作历史人物故事时，她有时也会灵光乍现，信手拈来，尝试去沟通中西文化之间的殊途同归。《李广》一篇有感于传主的数奇不遇，哀叹“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但也有不少的英雄是为时势牺牲了”，顺手就摘录了英国作家威尔氏（H. G. Wells）在The Outline of History里感喟英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老死于穷巷里，得不到机会发展天才”的片段作为参照比较。这部简明扼要的世界史在当年风靡一时，顾颉刚很早就向潘家洵打听过此书“对于中国史有何意见”（1922年4月10日《致潘家洵》，收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钱锺书还将自己留存的一部原版转赠给顾颉刚（参见俞国林编《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卷七，中华书局，2013年）。郑侃嬨注意此书，或许与此不无关系。该书很早就有梁思成、向达等人的文言译本《世界史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并多次改版重印。但或许为了行文统一起见，郑侃嬨在迻录时并没有借助现成的译本，而是依据英文原著改以白话自行翻译。由此可知她对西文文献较为熟悉，外语能力也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在发表大量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之余，她还抽空撰写了《爱迪生》（载1936 年 3 月 19 日《申报》）、《巴斯脱》（载1936 年 3 月 26 日《申报》）、《列斯特》（载1936 年 4 月 9日《申报》）等，介绍这些近现代西方科学家的生平轶事。《巴斯脱》一篇说起“他晓得在考场里和人竞争分数，是有害无益的。他不管这一套，专心在研究室里做科学实验”，还很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这些故事娓娓道来，笔致活泼，同样很受读者欢迎，《公教周刊》《末世牧声》《侨务月报》《知行月刊》等刊物还先后予以转载。不过很可能为了集中精力先确保完成历代史谈的古代部分，她并没有继续撰写这类外国人物故事。

顾颉刚学术兴趣广博且多变，可日常事务又极其冗杂，以至时常无法全力以赴，毕其功于一役，而需要诸多友朋、弟子施以援手，分任其事。除了参与撰著“秦汉史谈”、《建国本国史》等历史读物，郑侃嬨也协助他处理过各类事宜。首先是编审刊物。早在沪江大学时，她就担任过校刊《天籁季刊》的编辑（参见《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十四号至第十八卷第一号卷首所列编辑部名单），在审校编排方面积有经验。正在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的顾颉刚就“私人津贴侃嬨夫妇”，“因请其为通俗读物社办事，兼修饰投稿”（《顾颉刚日记》，1933年12月11日）。数年后为了筹办《大众知识》半月刊，顾颉刚又专程“到侃嬨家吃饭，讨论《大众知识》事”（同前，1936年11月1日）。连士升在《学习顾颉刚》（收入《南行集》，南洋商报社，1955年）中也回忆说，这本杂志“由先生任总编辑，由吴世昌兄、杨刚女士、先室郑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分的编辑”，可以彼此印证。郑氏不仅积极替刊物撰写文章，还承担了编辑部的日常编务，为此付出过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以多年以后，顾颉刚在日记中回顾“予前所出版书”，提到《大众知识》时也特别申明“与杨刚、郑侃嬨等同编”（1957年6月30日）。其次是选辑教材。亚东图书馆在1933年末商请顾颉刚主持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顾氏当即决定“拟约吴世昌君及李素英、郑侃嬨两女士合成之”（1934年1月1日），很快就召集三人“开会讨论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事”（同年1月8日），并答应出版社“约一年半交”（同年1月17日）。数月后他因为奔丧返回杭州，将手头各种事务分别委托给旁人，“中学国文教科书”一项就指定由“侃嬨、素英、子臧”承担（同年8月31日）。可惜此书最后未能如期出版，具体分工已经无法推求了。最后是代拟论文。顾颉刚曾有计划系统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此替郑侃嬨“拟清代学者十人目”（1935年7月9日），交由她搜集资料并拟定初稿。等到部分初稿完成后，顾氏立即“看侃嬨所代作《顾亭林》”（同年9月2日），“终日点改侃嬨代作之《顾亭林》《黄梨洲》《王夫之》三文”（同年11月28日）。郑氏随后根据他的意见，做了细致的补充修订，接着还写了另一篇《李颙》。又过了两个多月，顾氏说起“校侃嬨所作《黄宗羲》等四文讫”（1936年2月1日），稍后这批文章以“近代大思想家传略”的总题名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现均已收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此事才算告一段落。郑侃嬨还与童书业（字丕绳）分工合作，起草过《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最后也由顾氏“将丕绳、侃嬨代作播音稿修改，即寄教育部”（同年8月26日），不久后便在电台播出（文字稿连载于1936年9月23至26日《中央日报》，又被《大公报》《新闻报》《中央周报》《广播周报》《播音教育月刊》等诸多报刊转载；现已收入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二）。短短数年时间内，在顾颉刚的充分信任下，尚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郑侃嬨（据《顾颉刚日记》，他在1937年6月9日参加了郑的毕业考试）就先后承担起诸多琐碎繁难的工作，期间还经历了自己怀孕分娩和丈夫割腹治肠，夫妻俩对此却安之若素。正如连士升日后所回忆的那样，“夫妇两人可安坐北京图书馆读书写作，而衣食可确保无忧，这是我们在北京苦读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获”（《失业与失窃》，收入《回首四十年》），对顾颉刚昔日的奖掖庇佑充满感激之情。

顾颉刚《黄宗羲——近代大思想家传略之一》，由郑侃嬨拟定初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仅仅将郑侃嬨视为学术研究的合作者或日常庶务的协助者，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顾颉刚对她青睐有加并委以重任的缘由所在。毕竟在顾门弟子中充任过类似角色的，先后就有童书业、杨向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刘起釪等多位。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都可谓术有专攻甚至青出于蓝，在佐助顾颉刚从事学术研究或处理日常庶务时，比起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郑侃嬨显然更加游刃有余。稍事梳理寻绎顾颉刚在日记中的记载，可以发现他其实还将郑氏视为可以倾吐心事、纾解愁闷的知己，关系远较一般师生要来得亲密融洽。初次见面时，郑侃嬨就给他留下了异乎寻常的深刻印象。“郑女士甚质朴有为”，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貌（眼与唇，及其笑态）颇似慕愚，又使我怆悢不已”（1933年3月16日）。这位“慕愚”即谭慕愚，日记中又常称她为“谭惕吾”“健常”等，是顾颉刚先前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就一见倾心的女学生。顾颉刚对她一往情深，还曾大胆示爱求婚，可痴恋五十余年终无结果。“《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五《顾颉刚与谭慕愚》，载《顾颉刚日记》卷首）。就在一年多前，顾颉刚专程赴南京探望谭慕愚，却意外觉察到对方似乎已经别有所恋，不由得悲从中生，在日记中写下“百千量度都须废，只此愁心不可移”，“拼把吾生千斛泪，年年倒向腹中流”等诗句（1932年1月22日），尽管第二天就自我排遣道，“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爱彼者亦得安慰，复何恨焉。所惆怅者，从此友谊不得继续，即此躲躲闪闪之机会亦不易得耳”（同年1月23日），但这无疑是故作旷达而自欺欺人，“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智层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五《顾颉刚与谭慕愚》）。和郑侃嬨第一次相见时，顾颉刚还没有从失恋的痛楚中挣脱出来，骤然发现谭、郑两人面容、神情酷似，当即触动幽深隐秘的心事，乃至“怆悢不已”，表现极为失态。而自此以后，顾颉刚就屡屡将谭、郑两人牵合在一起：当通过长谈增进对郑氏为人性情的了解后，他立刻盛赞“侃嬨女士是一个极热烈的人，与健常相似”（1933年4月20日）；有一次他“梦与健常携手同游”，送她回寝室时“扪其肤，灼手甚”，正在忧虑焦躁，忽然又梦到自己“遇侃嬨”，并从她那里获悉谭氏的病症及境遇，而他恰在此时“愁绝而醒。时窗黑无光，众声俱寂，温寻梦境，悲怀不已，遂达旦无眠”（1935年11月25日）；数年后郑氏猝然离世，令他黯然泪下，再次将两人相提并论，“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1938年10月22日），足见在他心目中两人已难分轩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最初曾有计划与谭慕愚“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1931年2月4日）。为此他还写信给谭详加说明，希望“在以后的适当的环境中共成此巨著”（1931年2月5日《致谭惕吾》，收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而谭很快就有回复，“承受了我的要求”，并制定好计划，“每日抽出三四小时读书，并作笔记”，“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这让顾大感欣慰，觉得“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同年2月17日）。如今时移势易，合作者只能改换成郑侃嬨。在某种程度上，顾颉刚显然已经逐渐将郑侃嬨视为谭慕愚的化身，希求自己在情感上所遭受的种种苦痛烦闷，都能够在她那里得到宽慰和解脱。

1934年11月8日顾颉刚（中）与谭慕愚（右）、夏葵如（左）在西湖边合影留念，顾在当天日记中提到“与健常、葵如到岳坟前吃饭，并到岳坟照相”。

正是出于这种爱屋及乌的特殊心理，使顾颉刚对郑侃嬨有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刚刚认识才不到两个月，他就趁着“与侃嬨同归”的机会，“出前年旅行中寄履安信示之，又赠《古史辨》一册”（《顾颉刚日记》，1933年5月11日）。1931年4、5月间，他和洪业、容庚、吴文藻、郑德坤、林悦明等燕大师生组成考古旅行团，远赴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考察，沿途用书信向妻子殷履安汇报见闻和感想。如今又毫不见外地将这批书信转示郑氏，另附上概述个人学术志趣的《古史辨》，自然是希望她藉此增进对自己生平志业的了解。郑侃嬨看完这批信札后确实深受感动，在回信时表示“欲以一生之力”为顾氏作传（同年5月17日），让他在感愧之余顿生知己之感。此后随着相处日久，双方也相知益深。顾颉刚固然格外欣赏郑侃嬨、连士升夫妇“个性均甚强，又皆笃学、刻苦，甚可敬佩”，庆幸自己“与之作近邻，过从密接，谈吐不拘，亦一快事也”（1935年7月8日）；而郑侃嬨也坦诚相待，毫无矫饰，在读了顾氏早年所撰《对于旧家庭的感想》（连载于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至1920年第二卷第四号、五号）之后，甚至毫不避忌地当面批评他“顾虑太多，既要改造旧家庭，就不得怕尊长痛苦”，顾氏听完也不得不承认“予非革命家，即此可见，盖理智与感情不相让也”（同年11月21日）。顾颉刚成了郑氏夫妇家中的常客，在郑生日时还受邀和他们一家“同游北海公园。到侃嬨家吃寿面”（1936年9月6日）。而当顾颉刚因为种种家庭琐事而心烦意乱时，郑侃嬨更是成了他言无不尽的倾诉对象。在长女顾自明的婚姻出现危机时，他就提到“侃嬨来谈自明婚事，离婚恐不可免。然离后如何，大是问题”（1937年1月2日）。同为已婚青年女性的郑侃嬨，对此应该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供他参酌。由于时局动荡不宁，顾颉刚因为其父耽于苟安而愤恨不已，却又无计可施，只能暗自大呼“真气死人”，“我父子性情太不同了”（同年11月12日），直到第二天“写侃嬨信，一舒积郁”（同年11月13日），激切烦躁的情绪才逐渐缓和。

由于卢沟桥战事突然爆发，北平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顾颉刚被迫匆匆离京，远赴归绥。稍后不久，郑侃嬨、连士升夫妇也带着幼女连侨思逃难至香港。为了节省日常开支，郑侃嬨又独自带着女儿一度寄居在澳门的亲戚家中。四处流亡的顾颉刚则通过书信了解他们的近况，日记里不时说起“写侃嬨信”（1937年8月5日、8月29日、10月16日，1938年3月24日）、“问侃嬨行迹”（1937年9月20日）、“写士升、侃嬨信”（1938年3月1日、7月7日）、“写侃嬨夫妇及侨思函”（1938年3月15日），在和别人通信时也附带提到，“伯棠（按：连士升字伯棠）夫妇初同居香港，旋以侃慈病心脏扩大，独居澳门养疴，伯棠大约可望在港就事”（1938年3月24日《致陈懋恒、赵泉澄》，收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将他们的境遇转告友朋以释牵念。从信中的口吻来看，他似乎还在替郑氏一家终于能够暂时安顿下来而略感欣慰，绝不会想到短短数月之后，郑氏就突然因病辞世。据连士升说，郑侃嬨于1938年5月又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用功过度，致患心脏病，群医束手无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时便与世长辞”（《失业与失窃》，收入《回首四十年》）。由于战事正炽导致邮路不通，直到两个半月后顾颉刚才获悉此事，“拆视诸信，得侃嬨死耗！”“侃嬨已殁八十日矣！”“侃嬨竟死，伤哉！为之泪下不止”（1938年10月22日）。随后数日中，他始终哀恸不已，先是为此彻夜难眠，“痛哭一场，从此流泪到天明”，乃至整天失魂落魄，“在汽车中，想及侃嬨，又流泪不止。噫，我心碎矣！今晚剃头时，静坐默思，又流涕不止。理发匠一面和我剃，一面为我拭泪”（同年10月23日）；接着翻检出她去世当天的日记，追述道“哪里想得到，今晚十时，侃嬨在香港死了！”（同年8月3日附10月23日补记），觉得此事恍如一梦而难以置信；随后给连士升等人回信以示慰问，“又大恸不止。不是侃嬨死，我真不自知对她有这样的深情”，甚至说“自祖母逝后十六年矣，我未曾哭过别人，想不到这眼泪是贮藏了哭侃嬨的”（同年10月25日），始终深陷伤恸而无法自持。

即便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对于郑侃嬨的猝然离世，顾颉刚还是难以释怀。信手翻看以前的日记，寻常的琐屑都会勾起他清晰的回忆，忍不住要再添上几笔，“此日为我与侃嬨最后同游，览此伤叹”（1937年6月3日所附1939年3月4日补记），“今日门口，别了父大人与侃嬨，遂成永诀矣，伤哉！”（同年7月21日所附1939年3月4日补记）“此为我写侃嬨之末信！”（1938年7月7日所附同年10月23日补记）俨然已经将她视作亲密无间的家人。因为参与筹备安葬事宜，他又整夜辗转反侧，“昨夜八时即眠，然今日上午十二时半即醒，从此张眼到晓。写侃嬨墓碑，怅绝！”（1939年10月14日）还不厌其烦地将其生卒年月记录在日记中以防遗忘。门下其他弟子遭遇到的坎坷艰辛，也每每让他联想到郑侃嬨。侯仁之突遭日本宪兵逮捕拘押，他闻讯后忧心如焚，担心“今兹恐无生理。若不幸而永诀，实为予将来事业之大创伤，犹侃嬨之弃世也”（1942年6月8日）。童书业由于罹患精神疾病而敏感多疑，又让他徒呼奈何，“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嬨，则死矣”，“今丕绳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我也，怅甚怅甚！”（1946年5月9日）而想到自己曾经“寄以极殷切之属望”的刘克让、黎光明、郑逢源等年轻人，都纷纷如郑侃嬨一样“夭其天年”，更是令他“不胜其伤恸”，痛呼“此皆我国家我人类之损失也”（1947年1月3日）。他还不时翻检出以前主办的刊物，重温“《大众知识》上侃嬨文”（1941年8月18日）。为了策划主编《中国名人传》，他又相继“看侃嬨所作《子产治郑》”（1945年9月9日），“看侃嬨所作《费宫人》”（同年9月21日），“看侃嬨所作《勾践报吴》”（同年9月22日）。与郑侃嬨曾在《大众知识》编辑部共事的张秀亚“甚肯写作”，顿时让他喜不自胜，“深望其继侃嬨之志，成一部通俗的中国史也”（1943年3月21日）。而当与郑侃嬨交好的陈懋恒（字穉常）终于踵续其事并初战告捷时，他又不禁回想起郑侃嬨的《续西游补》“写得非常生动，激起了我的共鸣”，而那些历史人物传记“文字清健流畅，描写人物栩栩如生，颇得一般读者的好评”，感叹她当年“仓卒南下，在港病殁，使我失去一个最好的同志，伤痛到了极点。编写通史演义的梦想也只得暂时中断”（顾颉刚《中国上古史演义序》，载陈稺常著，顾颉刚、平心、章丹枫校订《中国上古史演义》卷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为之黯然神伤良久。

郑侃嬨去世两年多后，连士升再婚，旋即举家逃难至越南，数年后又移居新加坡。他和郑侃嬨的女儿连侨思则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德州工作。顾颉刚和父女俩一直保持着联系，屡有往还。连士升在1955年出版散文集《南行集》（南洋商报社，1955年），还专门恳请顾颉刚为其题署书名。书中有一篇《学习顾颉刚》，回忆起“1934年至1937年间，我和先生的过从颇密。我读过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稿本，我看过他的读书笔记，我更有机会时常跟他通讯和谈天”，虽然并未详细述及，可毫无疑问是因为郑侃嬨的关系，他才能得到顾颉刚如此的信赖。此后连士升还将《泰戈尔传》《闲人杂记》等著作先后寄呈顾颉刚（参见俞国林编《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卷二），而顾在日记里也提到“略翻连士升寄来文集”（1963年6月26日），“看连士升《南行集》”（同年10月28日、11月2日），“看亡友连士升所赠《闲人杂记》讫”（1980年10月7日），想来披览之际也免不了会睹物思人。

连士升

连士升著《南行集》

刚认识郑侃嬨时，顾颉刚曾为她书写过一幅联语作为纪念（参见1933年6月13日日记）。时隔二十年，他在日记里对此做过一番诠释发挥，“予前为侃嬨书联语曰：‘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盖自知最无嫉妒心，只愿人好，不愿人坏。而一般人不似我，见人之略有成就者则排挤之，予诚不能解其意也”（1952年8月31日），可知这既是对郑氏的勖勉鞭策，也是他本人的自剖心迹。又过了二十年，顾颉刚再次书写这幅联语赠予连士升，题款中则改称“此四十年前为士升同志所书联也，战中遗失，今日重会，嘱为补书以留纪念，即乞指正”（《为连士升题字》，书于1973年5月，收入顾潮整理《顾颉刚全集补遗》，中华书局，2021年）。在濡墨挥毫的时候，他眼前必定又会浮现出一幕幕悲欣交集的往事，勾起对郑侃嬨天不假年而未尽其才的哀惋痛惜。

和年逾耄耋、声名显赫的顾颉刚相较，郑侃嬨不过是现代学术史上稍纵即逝、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由于冥冥中偶然的机缘凑合，才使得顾颉刚在无意间发现她浑融蕴藉的潜力；更由于个人抑郁苦闷的情感经历，使得顾颉刚对她一见如故而格外垂青。而郑侃嬨既兢兢业业，充当他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又赤诚以待，成为他生活中的异性知己。可惜两人的合作仅仅持续了短短五年，就因为战火频仍而被迫终止，业已完成的部分著述也未能及时整理出版。郑侃嬨从此更是饱经流离播迁，终至赍志而殁。顾颉刚对她的遗作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在晚年写给连侨思的信里还特别提到，“你母生时，好作历史短篇小说，当本世纪20-30年代，发表了不少文章，在燕大出版的《睿湖》《燕大月刊》和彼时风行的《大公报·历史周刊》中”，提醒她留意蒐求整理，并相机谋求出版，“我年已八十，不便行走，无法自己动手。每念当时与你父母交谊之深，不忍不对你作此希望和提议，不知道你以为如何？”（1973年9月14日《致连侨思》，收入顾潮整理《顾颉刚全集补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此事当然绝无可能着手进行，以致迁延至今，当初那些流传极广的作品也逐渐乏人问津。迄今所见，似乎只有盛仰红编著的《20世纪中国名人儿童作品精选·历史故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独具慧眼地选录过一篇《谢安》，证明郑侃嬨的这类作品依然有着历久弥新的活力。只是该书在介绍作者生平时仅有短短二三十字，内容多有阙漏讹谬，令人又不禁为之唏嘘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