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最新版的《小美人鱼》电影由非裔演员哈雷·贝利（Halle Bailey）饰演女主角。预告片甫一上线，就引发了网上的口水战。一方认为非裔小美人鱼不符合原著，另一方却认为原著本来就是想象中的童话世界，小美人鱼可以是任何种族。
《小美人鱼》海报
倘若非裔的小美人鱼也让你一时感到错愕，那么近些年来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以下简称“皇莎”）的现代改编大概会让你更摸不着头脑：《哈姆雷特》为何采用全非裔阵容的演员？《威尼斯商人》中慷慨解囊的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似乎怀有超乎友谊的感情？《奥赛罗》怎么会安排非裔演员来出演伊阿古？你或许会疑心，英国最权威的莎剧剧团是否为了实践西方的“政治正确”而不惜违背原文？
皇莎采用全非裔演员阵容的《哈姆雷特》
在下结论之前，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皇莎最新的一系列改编采纳了最前沿的学者研究。种种文本迹象表明，《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很可能是隐藏的同性恋者。美国拉斐特学院教授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撰文指出，《奥赛罗》里奥赛罗送给苔丝狄蒙娜的手帕应当是黑色的，而非我们原先想当然的白色。这些来自学界的“新发现”都被搬上舞台。当然，《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室不可能是非裔，《奥赛罗》里挑拨离间的伊阿古也应当是威尼斯白人。为何皇莎还要这么改呢？
本文以《奥赛罗》为例，谈谈莎剧以及莎剧改编史中隐藏的种族问题。
一、长期遭到粉饰的“种族”议题
《奥赛罗》的讲述者是伊阿古。因为奥赛罗将军提拔了凯西奥而不是自己，伊阿古怀恨在心，开始散布谣言，让奥赛罗以为新婚妻子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有染。伊阿古不断制造伪证，包括让妻子把苔丝狄蒙娜丢失的手绢转交给凯西奥。终于，奥赛罗经不住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构陷，亲手把妻子掐死在床上。
这部悲剧最大的疑团是伊阿古的动机，或借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提法，“毫无动机的恶行”（motiveless villainy）。倘若只是嫉恨受到提携的是凯西奥，那么伊阿古在军队移师塞浦路斯的第一晚就已完成了复仇。他灌醉凯西奥，酒后失态的后者被奥赛罗革职。但为何在此之后，伊阿古还如此执迷不悟地要彻底摧毁奥赛罗呢？
在早前的莎剧研究中，一个不被提起的答案是“种族”。《奥赛罗》的英语原版有个副标题：“威尼斯的摩尔人”（The Moor of Venice）。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艾安娜·汤普森（Ayanna Thompson）坦言，倘若时光倒流三十年，当时的她告诉她的大学老师，伊阿古对奥赛罗的恨含有种族歧视的成分，老师一定会直摇头，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摩尔人”（Moor）指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黑人或非裔。
的确，在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口中的摩尔人一般指穆斯林，尤其指西班牙或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然而，若我们回到莎翁的作品，摩尔人的深色皮肤是十分扎眼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王子长途跋涉来到贝尔蒙特，见到富家千金鲍西娅，王子的开场白竟是：“不要因为我的肤色而嫌弃我。我是骄阳的邻居和族人，是它赠与了我这一身暗色的制服。”《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中，那位埃及艳后被强调有张“褐色的容颜”。《奥赛罗》第一幕，勃拉班修不满女儿苔丝狄蒙娜偷偷嫁给奥赛罗，找威尼斯公爵评理，等公爵听完两位新人的证词，反而规劝勃拉班修：“若美貌之人必有美德，你这位女婿虽然长得黑，但他人美心善。”很显然，摩尔人在莎剧中最重要的指征是肤色，且深色皮肤折射出欧洲白人的偏见和歧视。
说回《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他对奥赛罗的憎恨话语也闪现着浓烈的种族仇视的意味。第一幕中，为了煽动勃拉班修阻止女儿与奥赛罗成婚，伊阿古大喊：“你的心碎了，你的灵魂已经丢掉了一半。就在此时此刻，一头老黑羊正在跟您的白羊羔交欢呢！”最后那句台词里的“交欢”一词在英语中的原文是“tupping”。美国西北大学英语系教授杰弗里·马斯顿（Jeffrey Masten）在最新的《牛津莎士比亚文学指南》中撰文谈到，历史上诸多权威的莎士比亚注疏本都对这个词加以粉饰，很多时候，这个词直接被解释为“性交”（copulate with）。但在马斯顿看来，这个词有着公羊式的“撞击”（ram）以及暗示性体位的“覆盖”（top）之意。换而言之，伊阿古把女性物化为性资源，在性体位和权力关系之间构建关联，即，黑人无权占据白人的女性，更无权凌驾（top）于白人之上，这里也暗示了伊阿古对自己在军队层级结构中的身份焦虑，黑人（奥赛罗）无权统治包括他在内的白人大众。第一幕尾声，伊阿古表达仇恨的台词并非“我恨奥赛罗”，而是“我恨这个摩尔人”。
正如历史上莎剧注释本对这些具有种族意味的词加以粉饰一般（克莉奥佩特拉的“褐色”容颜很长时间未曾得到批注），莎剧演出史上对这些少数族裔角色存在着另一种“粉饰”。在文艺复兴时期，只有白人男性可以上台演出，他们戴上假发，扑粉化妆，饰演女性，为了扮演奥赛罗这样的摩尔人角色，白人男性会涂黑脸庞，穿上异域的服装。
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见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舞台上真实的情景，但是在欧美各国，由白人演员饰演少数族裔角色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常态。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这些赫赫有名的老戏骨分别在1951、1966和1981年的电影中出演奥赛罗。他们都把脸涂得黝黑，披上厚厚的皮草，裹着严实的头巾，饰演想象中的摩尔人。事实上，作为华人，我们对欧美戏剧和电影界的这种处理并不陌生，在1970年代之前，虽然有少数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电影中亮相，但更多的华人角色由白人担当：傅满洲（Dr. Fu Manchu）这个英美大银幕上凝聚着西方人对“黄祸”恐惧的形象，在很长时间内都由白人演员饰演，他们留起辫子，蓄着夸张的八字胡，模样滑稽、邪恶。在根据赛珍珠小说《龙种》改编的同名电影里，中国农民角色几乎都由白人乔装饰演。身为华人的我回看那些角色，会感到角色宛如僵硬的蜡像，因为白人演的都是想象中的他者，无论他们如何尽力——在充满种族隔离与偏见的时代，他们的想象就是那个时代的副产品。这也是白人出演摩尔人角色的问题所在。
1951年电影《奥赛罗》，奥逊·威尔斯扮演奥赛罗
1932年电影《傅满洲》，华人角色均由白人扮演
1944年电影《龙种》，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饰演中国农妇
二、抵制种族“典型”
然而，少数族裔角色的问题并不是让白人把这些角色让出来，一切就解决了。拿华裔好莱坞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为例，她确实因为出演华人角色而蜚声国际，但这些在西方人眼中典型而扭曲的“龙女”或“蝴蝶夫人”形象，本身就是种族歧视的产物。
《奥赛罗》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莎士比亚在构想这个人物的时候，没有任何与摩尔人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他的想象也留有伊丽莎白时期一个英国白人的认知局限。2013年英国国家大剧院出演奥赛罗的非裔演员阿德里安·莱斯特（Adrian Lester）坦言，这部莎剧总是激发他的怒火。因为奥赛罗是舞台上唯一的摩尔人，他被观众下意识地视作整个种族群体的代表。戏剧最后以他残忍杀妻为结，似乎之前威尼斯人对摩尔人的偏见都一语成谶：黑白通婚没有好下场，这些摩尔人野蛮，暴力，嫉妒心强。这也是为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即便有少数非裔演员饰演奥赛罗，他们也并不为出演这个角色感到骄傲——他们更感到自己成了种族歧视的帮凶：自己的肤色和外表让剧中有问题的摩尔人“典型”变得更加可信。
2013年英国国家大剧院版《奥赛罗》，阿德里安·莱斯特饰演奥赛罗
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就此抵制莎士比亚（好比说，如果你站在犹太人的视角去看《威尼斯商人》，你会感到整个叙事偏袒基督徒、鄙夷犹太民族）？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教授桑德拉·扬（Sandra Young）提醒我们重视戏剧的体裁特性。戏剧不仅是印在纸面上的台词，更是导演、编剧、演员和观众的互动。如何改编和呈现莎剧，体现了当今世界的我们如何回应文本中的历史局限。
2013年英国国家大剧院的《奥赛罗》在莎剧演出史上有着里程碑意味，演员阿德里安·莱斯特向导演尼古拉斯·希特纳（Nicholas Hytner）提出：为了避免奥赛罗被观众视作摩尔人的代表，必须增加台上非裔演员的角色。容我还是先用好莱坞电影中的亚裔角色作比。在科恩兄弟1996年的经典电影《冰血暴》（Fargo）里，有个神经兮兮的亚裔男子麦克·柳田，他是女主角的中学同学，打电话约女主角出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一会儿要坐到身怀六甲的女主身边，一会儿又说自己的老婆刚因癌症去世。之后我们得知柳田从未结过婚。这个场景本身没有问题，但因为柳田是全剧唯一的亚裔角色，在一个亚裔男性经常被视作“软弱，缺乏性吸引力”的主流美国话语里，这个角色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但类似的漫画式人物在全亚裔的电影里就不会引起此种歧义，在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里，开场的钢琴教师其实已经耳聋，却还假装自己能教钢琴，在之后学生公演失败的时候，他还兴冲冲地起身鼓掌。因为我们在影片里看到各种亚裔角色，所以不会把这个装聋作哑的老师视为某个种族的代表。
电影《喜福会》的全亚裔阵容中，亚裔不会被当成族裔的代表
阿德里安·莱斯特提出建议后，舞台上的军队里有了更多的非裔士兵。此后，增加少数族裔角色，以避免某个角色沦为某一族裔的“典型”已成为如今戏剧和影视界的新惯例——比如科恩兄弟最新的电影《麦克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cbeth），当他们邀请非裔演员丹泽尔·华盛顿来饰演最后走向谋杀和独裁的麦克白时，也意识到重整乾坤的角色麦克德夫同样应当由非裔演员出演。但是，莱斯特饰演的《奥赛罗》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倘若我们之前说，伊阿古对奥赛罗的憎恨基于种族仇恨，那么增加非裔角色是否会遮掩这种仇恨的本质？
2021年电影《麦克白的悲剧》，丹泽尔·华盛顿饰演麦克白
2021年电影《麦克白的悲剧》，科里·霍金斯饰演麦克德夫
三、拒绝简化复杂的文本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已死，读者有着对文本的诠释权。阿德里安·莱斯特为《剑桥莎士比亚与种族文学指南》撰文，认为“种族仇恨”一说实际上简化了伊阿古内心更复杂胶着的情感。
在莱斯特看来，《奥赛罗》最重要的主题是“背叛”。“背叛”指的不是谣言中苔丝狄蒙娜对奥赛罗的不忠，而是奥赛罗背叛了下属伊阿古多年来的信任和忠诚。奥赛罗所提拔的凯西奥是个缺乏军事阅历的黄毛小子，他长相俊俏，举止儒雅，讨人喜欢。但是伊阿古和奥赛罗出生入死多年，令伊阿古万万不能接受的是，奥赛罗竟然可以背叛这么多年的战友情谊。也是背信弃义所引发的痛苦触发了伊阿古的种族偏见：威尼斯同胞说的是对的，摩尔人不可信，他们野蛮、暴虐，根本不该握有这么大的权力。
实际上，在2013年英国国家大剧院的版本里，虽然增加了军队中的非裔演员比例，但因为奥赛罗仍然是唯一居于高位的非裔角色，所以战友情谊的破裂和伊阿古被所信之人抛弃的伤痛虽被置于前景，但仍比较朦胧。在我看来，真正将这一诠释视觉化的是2015年皇莎的版本，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奥赛罗和伊阿古两个角色皆由非裔演员扮演。
伊阿古由非裔演员扮演显然“不忠实于”原著，但到了舞台上却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从种族研究的角度看，《奥赛罗》还有一个局限，即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白人男性（伊阿古）。虽然这个白人男性十恶不赦，但以白人为主体的观众很大程度会站在他这一边看待奥赛罗，尤其是奥赛罗最后听信谣言，转而杀妻，观众很可能会彻底失去对奥赛罗的同情，相信残暴才是他（乃至他的族群）的真实性格。
当坦桑尼亚裔英国演员卢西安·马萨麦提（Lucian Msamati）上台饰演伊阿古，他颠覆了我们之前习以为常的种族及性别预设。第一幕中，当马萨麦提说出那句充满歧视意味的台词（“一头老黑羊正在跟您的白羊羔交欢呢！”）时，我感到浑身不适。但正是这种不适激发了我的反思，为何我以前觉得白人男性用同样的话语贬损非裔、物化女性就没有问题？也是这位伊阿古让我们看清了他和奥赛罗之间原先具有的深情厚谊，不仅因为他们族裔的相近加深了这种同僚情谊，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惺惺相惜的军事身份。
这一版本中有两幕改编令人拍案叫绝。一是奥赛罗的首次亮相，他身穿白衬衫，西装马甲，手捧威士忌，身后跟着一位提着吉他的侍从。奥赛罗俨然成了浮华的上流阶层的一员，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身着军装的伊阿古来到舞台一角告诉观众，他对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婚姻深恶痛绝。我们很容易得到暗示：奥赛罗原本更接近于伊阿古，从最底层的士兵开始一路搏命，才换来今天的成就，然而娶了威尼斯元老的女儿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更在乎精致的外表和奢靡的享受，也是因为这样，他提拔了出身于上流阶层的凯西奥。我们能够理解伊阿古为何要摧毁看似无辜的苔丝狄蒙娜——她是奥赛罗背信弃义的罪魁祸首。
另一幕改编发生于戏剧中段。演员莱斯特在给《剑桥文学指南》的文章里也谈到这个问题，奥赛罗另一大疑难在于：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听信伊阿古，把矛头对准深爱的妻子？倘若这一部分把握不好，观众很容易觉得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奥赛罗愚蠢，或者生性嫉妒。很多早前的电影都强化奥赛罗内心的焦虑和狂躁，奥逊·威尔斯用很多摇晃的空镜头来凸显奥赛罗已经濒于精神奔溃，这种处理虽然有效，但很多版本忽略了奥赛罗首先是一名杰出的军事领袖，而非多愁善感的文人。莱斯特的版本一直强调奥赛罗的军人身份，后者急于维系军官的威严，在那样的体系下女性常沦为装饰物或牺牲品。而2015年皇莎的版本则添加了这样一幕：在军队对一名战俘施以酷刑之后，奥赛罗把伊阿古绑上电椅，用塑料袋套住后者的脑袋，勒令后者要么找出苔丝狄蒙娜不忠的证据，要么活吞自己散布的谣言。这一幕一箭双雕：一方面，我们见证奥赛罗的性格，他到底是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军官，有着他的血性乃至凶暴，可不是这么好骗的！另一方面，伊阿古执着于恶行也有了更复杂的理由，如今他已经登上贼船，无法回头，必须继续“证实”先前编造的谎言，不然小命难保。
2015年皇莎版《奥赛罗》，首次亮相的奥赛罗身穿白衬衫，西装马甲，不像军人
2015年皇莎版《奥赛罗》，奥赛罗把伊阿古绑上电椅，要求其找出证据
正是有了这些对原文中所缺失的逻辑的补充，奥赛罗和伊阿古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种族歧视的背景仍然存在，但不会掩盖人性的复杂，种族议题邀请我们看到作品和人物的多个维度。
2004年电影《威尼斯商人》剧照
2019年于皇莎首演的全女性演员阵容的《暴风雨》
如果用类似的眼光去看待近几年欧美院线和剧院对莎剧的演绎，有些看似激进的改编或是为了揭露原作所受的时代局限（英国导演迈克尔·莱德福2004年改编的电影《威尼斯商人》在开场用字幕提供了十六世纪犹太人的处境：他们的工作、居住地乃至出行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便在当时欧洲最开明的城邦威尼斯，他们也饱受歧视），有些看似前卫的演绎是为了更接近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我认为马萨麦提饰演的伊阿古让我理解了这个角色“毫无动机的恶行”）。当然，并非所有改编都和种族有关，由菲利达·劳埃德（Phyllida Lloyd）指导的全女性演员阵容的《暴风雨》2019年于皇莎首演。《暴风雨》被搬到一个现代女子监狱，原文里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实际上是个被囚二十多年的刑犯，即便是剧中最梦幻的米兰达的婚礼场景，“奴役”和“囚禁”的主题也从未隐退，每个宾客都手持一枚气球，上面投影着她们在美丽新世界的梦想：名车，大房子，海滩假期。劳埃德用莎士比亚的作品回应着她对当代生活的感受：我们都成了物质欲望的俘虏。
莎翁的作品在种族和性别议题上表现如何？对这个问题，我很同意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迈尔斯·格里尔（Miles Grier）的回应：“答案在我们手中。”但要把答案握在手里，首先要破除的或许是对作者和原文的迷信和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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