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应邀在一些大学里谈了自己的写作。你们的国家——中国，我在童年时就多少次梦想过的地方，我在想象中在那里漫步，在一些把脚紧裹在小鞋里的女人、背上拖着一条大辫子的男人当中。晚上，我常常以为看到了被夕阳映红的云彩里的长城。后来，与六十年代的少数法国人一起，我以一种抽象的、没有画面的方式，经常把它“想成”一种统率着十亿不加区分的人的政治制度。当然，在最近十年里，一些影片、纪录片、书籍，改变了我简单化的观点，但只有在这个五月的早晨到达北京的时候，这种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杜撰、虚构的描述所构成的模糊一团才烟消云散。
我在街道和建筑工地的喧闹中、在偏僻的胡同和公园的宁静中漫步。我在最新式的高楼旁边呼吸着平房的气息。我注视着一群群小学生，被货物遮住的骑车人，穿着西式婚纱拍照的新娘。我怀着一种亲近的感觉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看到的一切，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里散步的——往往由一个祖母、父母亲和一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书产生了共鸣。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街道上偶然与一些男人和女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也常常自问他们的生活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童年、对以前的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译成你们的语言使我充满喜悦——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的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一种不断地呈现一切事件、歌曲、物品、社会的标语口号、集体的恐惧和希望的记忆。它根据对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同样勾勒了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心历程。
在让你们沉浸于这些你们也经历过——也许不一样——的岁月的时候，愿你们能感到，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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