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中国古典战略的僵硬性对国家政策的损害

摘要

总体而言，徽宗和北宋统治集团最大问题可能不在于战略投机，而在于战略缺乏灵活变通，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已无能力支撑固有的战略传统，并为此追随战略传统过程中，使整个王朝覆灭，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战略的僵硬性而非灵活性对国家政策的损害更为明显。

宣和北伐的失败和北宋的灭亡可以说是汉族古典文明的历史最低点，“崖山之后无中华”本质上属于北宋失败的余波，这可能是中国古典战略中最低谷的时期之一，对这个时期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古典战略一系列的内在缺陷问题。

辽北宋西夏时期全图

宣和北伐失败及北宋灭亡的相关史料主要来自南宋高宗孝宗时期，亲历者的评价交杂着切肤之痛的现场感，以及身在此山的不客观。总的来看，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君昏臣佞，内政不修”；第二个是“战略投机，首鼠两端”；前一点强调北宋政治昏暗，党政激烈，国家政治失序且内耗严重，以至于出现亡国之祸。后一点则认为徽宗北伐根本不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运筹，而是一时侥幸下的失败冒险，朝廷既不能战又不能和，招惹强邻，不自量力。

北宋亡国的事实决定了它承受任何批评都属正常。但事实上，当我们还原史料尤其是宣和北伐运筹阶段的各种争论后，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对于徽宗和整个北宋统治集团来讲并不公平。总体而言，徽宗和北宋统治集团最大问题可能不在于战略投机，而在于战略缺乏灵活变通，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已无能力支撑固有的战略传统，并为此追随战略传统过程中，使整个王朝覆灭，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战略的僵硬性而非灵活性对国家政策的损害更为明显。

一、北宋末期的战略决策没有大的失误

这里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宋金海上之盟到徽宗宣和北伐，北宋末期的战略决策是不是失败的？很多人认为基于现代均势战略的传统，面对一个衰落的辽国和新兴的金国，明智的选择是连弱抑强，而不是连强分弱。他们为此指责徽宗及其宰辅智力低下。这样的批评可能并不公平。设身处地考虑，北宋“联击灭辽”的决策并没有大的战略失策，任何国家在那个时代都会做出类似决策，这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影视剧中的“海上之盟”

首先，北宋在“联金灭辽”时是不是处于国力衰弱的时期？南逃的士大夫们经过残酷的战争持这样的观念。但翻看宣和年间的史料，当时社会的认识明显不是如此。

在军事领域，宣和北伐前的北宋朝野，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在西北地区，蔡京任用名将王厚为经制，崇宁二年（1103）收复湟州。崇宁三年收复鄯州、廓州；彻底打垮河湟地区的吐蕃部队。占领吐蕃后北宋对夏展开大规模攻势，以浅攻进筑或浅攻扰耕之法不断蚕食西夏。公元1098年平夏城战役宋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宣和元年六月，夏主纳款请和，北宋西北开边战略以完胜告终。（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六章）河湟开边的胜利结束了夏攻宋守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仁宗时代西夏自立以来的最大军事胜利。

在西南地区，北宋徽宗时，由于大理国内乱，且河湟吐蕃被征服，北宋在西南地区最大的心腹之患大理—吐蕃军事同盟瓦解，自太祖时代开始的西南夷叛乱渐渐平息，南部边疆恢复平静，在经济和政治上极大强化了北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 

北宋拓边河湟之地，用政治手段与西夏争夺少数民族

针对农民起义问题，很多史学家常以花石纲及方腊起义佐证南宋政治军事局面的危局。这种说法并不客观，大规模农民起义一直伴随着北宋历代君主，即便在号称清明的仁宗时代，群盗之患依然是中央政府公开承认无力解决的。方腊起义的规模并没有比太祖太宗时期更大，并且由于朝廷调动了刚刚打赢平下城战役的西军，北宋政府也迅速镇压了这场起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方腊起义在军事和财政上影响了后来的宣和北伐。

在财政领域，北宋扩张性的财政体制极大繁荣了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徽宗时代丰亨豫大的局面虽被后人大为诟病，但在当时北宋财政极大宽裕却是基本的史实。依靠权相蔡京为首的新党推行的茶盐之法和钞法，“祖宗之盛时所人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扩张性财政政策达到巅峰状态的结果就是，除了北宋在西北、西南的军事活动一直有充裕的军费支持，徽宗可以沉迷于享乐外，北宋社会福利建设法案还有余力执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法案，从崇宁初年到宣和二年，北宋一直坚持设立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践行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理想。

军事胜利、财政宽裕、经济发达、社会风气安逸，这个时代的北宋社会氛围不太可能是悲观的，统治者也很难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无力施展进取战略的地步。

其次，在当时战略环境的巨变当中，北宋是否可以遵循均势战略的经典假定，联辽抗金，而非践行海上之盟连金灭辽。仔细考察海上之盟前后的军事政治形势，可以说连弱抑强的战略完全是不可行之举。这是因为：

第一，均势战略要联合的是仍有一击之力的弱国，而非柩中枯骨般的必死之国。辽国在宣和元年左右的局势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不但主力全被歼灭，而且国内的契丹、奚、汉内讧接连不断。鼓动徽宗北伐并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的马植其其他北地降人，都是辽国原来的忠臣。辽国如果可救，他们何必抛妻子，捐坟墓，改投他人。 

北宋扩张性的财政体制极大繁荣了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第二，连弱抑制强的前提是弱势一方愿意和强势一方结成联盟且做出让步。但是辽国北宋关系却是历史积怨及深，两国高度不互信。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天柞帝讨伐阿骨打失败的时候，辽国依然对宋执行侮辱式的高压外交。北宋实际的军事首脑童贯在出访辽国时，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礼遇，反而被辽国君臣以宦官故大加侮辱，（“辽君臣指笑曰：“南朝人材如此!”见《契丹国志》卷十）。类似的侮辱事件后来连续发生，甚至到了“（辽乃）力强····· （宋）从者泣”的地步。（《铁围山丛谈》卷三）辽宋邦交相知极深，这种侮辱反复出现不大可能是由于傲慢和无知造成，最可能的解释是辽国因为衰落反倒要加大对南宋的威慑力度，试图威压宋朝防止其背后插刀。辽国不识时务到如此地步，北宋联辽抗金又有什么可能性呢？

第三，即便辽国态度极为不堪，事实上宋朝内部仍有很强的声音要求奉行均势政策。徽宗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他屡次违背和金太祖阿骨打海上之盟“不得私下与辽议和”的决议，派遣使者和辽国的君主及大将们沟通联系。最后，北宋甚至私留金朝使者“一住半年,滞了军期,更不遣回使,只得空书令军人送过海来”（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11.引《燕云奉使》）。北宋实际上从未执行夹击辽国的海上之盟，其出兵是在天柞帝被俘、辽国已灭的情况下做出的补救措施而已。

可以说，那种认为北宋违背联弱抑强均势原则的指控完全忽视了徽宗君臣所做出的努力。事实上即便到了辽国灭亡的前夕，北宋的选择从结果看仍称得上精准。宣和北伐选择的时机极好，当时15万北伐军面对的是辽国遗臣临时拼凑的三千奚族甲士，这意味着北宋是在辽国残部实力最弱的时刻投入战争的。这点上，北宋君臣没有犯大的错误，他们是在按照他们能看到的最好牌面出牌。

二、战略正确的前提下 北伐失败乃至亡国的原因

那么，在前期谋划皆没有犯错的情况下，宣和北伐为什么会突变为巨大的军事失败，以至于亡国？后人回顾历史，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失误相互叠加，最后导致了无从挽救的恶果。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这些失误是昏君奸臣独创的，还是政治传统的沿袭？前者要反思的是领导问题，后者要反思的则是制度、传统与战略问题了。

导致北伐失败的第一个公认的失误就是北伐军系统性的失败和无能问题。军事史学者注意到北宋打赢平夏城战役时有军容鼎胜的西军30万，到了北伐时只能动员15万，且内部矛盾重重；再到金军南下攻打汴梁时，种师道领导下的西军援军只有1.5万可用。北宋在大争之世不扩张武力怎么反而无兵可用呢？ 

宋徽宗赵佶名作《瑞鹤图》

军队腐败、吃空饷、文武不和、上下离心这些指控都是真的，继承了五代混乱兵制的北宋军事体系一直都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徽宗的责任并不比前任君主大。但到底是什么使一支在西南西北取得了无数胜利的军队十年间衰落若此？

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宣和初年对西夏军事作战的胜利。每取得军事胜利必裁撤军队、搞内部整肃是终北宋一代的的既定国策。取得对夏胜利的西军，占用了北宋每年80%的军费，而这支队伍中除了部分相对忠诚的禁军外，还包含了包括折家将、种家将等五代时就世袭兵权的传统军事贵族的私兵。即便是作为国家正规军事力量的禁军，也有大大小小的将门控制。抑制将领们对军队的人身控制、降低他们勾结对抗中央的风险，是以兵变起家的北宋，延续了两百年的既定国策，而不是宋徽宗本人的抉择。

辽国雪崩一样的失败，超出了北宋君臣的预料，在决定北伐时大宋已经裁军五年，西军人数减少、将领被朝廷分化挑拨已成事实。种家与折家的矛盾、冲家与童贯的矛盾，都已大大分裂了军队。（《文献通考》卷153）从过去两百年的经验看，这种分裂是正常的，北宋遇到过无数凶恶的敌人，北宋军队一直是这么分裂的，谁能预见到这次分化会导致亡国呢。

很多史料把北伐失败和汴梁失守的起因归咎于妪相童贯和权臣蔡京的矛盾，痛恨双方在北伐前和北伐中的争执不休败坏国事。但是任何熟悉北宋“异论相搅”、“以文驭武”统治传统的学者都该明白，北宋历代军事统帅出征前必须在后方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既能让皇帝放心也能让将领安心。前者不用担心后者造反，后者不用担心前者怀疑他造反。童贯蔡京之争不是两个恶人的个人恩怨，而是北宋两百年枢密院和宰相关于军事统帅权的制度纷争。太监童贯在其20年左右的军事生涯中是以取得胜利著称的，蔡京支持北伐且主导了徽宗时代的财政体制改革。他们间的矛盾不是路线分歧，而是“异论相搅”传统下必须进行的政治表演或现实。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其间以正直著称的宰辅和枢密，也都史有明文的这样斗争。徽宗除了任用一个打了很多胜仗的太监做统帅外，其实一切行动完全如常。

很多史料把北伐失败和汴梁失守的起因归咎于妪相童贯和权臣蔡京的矛盾

导致北伐失败的第二个公认失误就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复云州。北宋对收复云州的坚持恶化了两国关系。我们今天讲光复燕云，宋人在北伐时以燕云为目标，但实际上海上之盟，金国答应归还的只有燕，而没有云。很多历史学家指责宋朝君臣太过昏聩，不知道辽国统治时期,燕云被划分为燕州和云州两路（行政区划），海上之盟中宋人只强调收复燕地，以为燕云一体，最后金国人以此拒绝归还云州。（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11.引《燕云奉使》）这是对史料非常简单的误读。首先，宋朝设计“海上之盟”并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的大臣马植，世代在辽国为官，本人是云州人。这个对辽国绝望逃到北宋的降臣，不可能不知道燕云不是一体；更不敢明知道却欺瞒朝廷。其次，辽国乃宋朝百年来位居第一的谈判对象，燕云又是北宋汲汲不忘的故土。宋朝派往辽国的使臣极多，且大多精明干练回国还有写游记的习惯，北宋对辽的了解岂能连行政区划都弄不清。

对照太祖时期纵论北伐的著述和太宗时期雍熙北伐的失败，我们发现宋朝史料中燕云一体的地位是基于二者对中原政权的军事地理作用而言的。徽宗和马植在对金协议中故意模糊写下收复燕地，原因不在于他们不知道军事地理，而是在“光复燕云”的百年号召下，军事政治负责者中没有人敢站出来讲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大家只能用模糊燕云指代的方式，一方面应付国内的舆论，另一方面实际操作空间中看能不能用别的变通方法把云州收回。前线军事失败的糟糕局面，让北宋君臣支持者的层面越来越狭窄，这种情况下北宋更加不敢承认无法收回云州，反倒要租出更坚决的许诺一定要光复云州。迫不得已的宋朝开始通过向金国赎买、鼓励坪洲地方将领叛金投宋等形式，试图把云州收回来。此举极大激怒了金国贵族。

引发金国南下的第三个公认失误就是容留北人。辽国故地上既有契丹、奚族，同时也有汉人。宋朝容留了大量的汉人，甚至容留了云州的将领。这个过程激怒了金人，因为按照金人的军事奴隶贵族制度，这些汉人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私人财富。北宋大量搜罗北人，还引发了金国的警惕，担心北宋试图利用这些亡国之人反抗金在辽国故地的统治。

容留北人的风险徽宗君臣并非不知，辽地汉人对天下正统的忠诚感不强北宋也很清楚。从后来金人走向强硬后徽宗迅速退还北人将领军卒的行动看，徽宗在这方面也没有价值层面的执念。但是，北宋最初做出的容留北人决定，除了希望利用北人战斗力抵抗金兵外，更重要的是自宋朝仁宗时代开始的民族主义正统观念已经对朝廷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北宋自太宗北伐失败后边境作战一败再败，国内民族主义与悲观情绪相互交织，形成了宋代独特的正统观念。从石介的《中国论》，欧阳修的《正统论》再到王安石的一道德，北宋高度强调夷夏正统之辨，但又害怕战争强调价值优势是中国优越性的最高体现。这种观念使北宋对战争谨慎，但对远人来投等政治象征因素极度推崇，认为这属于圣德事，帝王无法拒绝。

（本文系于海洋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未完待续。编辑：棒茬粥）

作者简介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中国经济周刊》《世界民族报》《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研究专长：大战略理论与国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