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在记述1980年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笔会大会时说道：“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参加世界上这样一个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和具有很高威望的国际作家组织所召开的大会。”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作家就与该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国际笔会（或称世界笔会）是由英国女作家道生·司各德（Mrs Dawson Scott）夫人于1921年在伦敦发起的文人聚餐会，会名P·E·N Club取自Poets、Essayists、Novelist的首个字母，目的在于坚持创作自由，实现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它的首任会长是高尔斯华绥，后任会长有威尔斯、梅特林克等，罗曼·罗兰、高尔基、泰戈尔和陈三立等均是名誉会员，胡适则担任过主席团成员。在国际笔会倡议下，各国或某些大城市纷纷成立分会，并派代表参加每年的大会，造就了一场场世界性的文学盛宴，促进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的交流。
1927年，国际笔会，比利时布鲁塞尔
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30年5月12日，蔡元培、杨杏佛、胡适、曾朴、叶恭绰、宗白华、徐志摩、戈公振、谢寿康、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唐腴庐、郭有守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笔会发起人会，胡适说明了发起经过、通过章程和会址，徐志摩拟就了“缘起”。集体确定的会章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写作者和翻译家经2名会员介绍和理事会通过即可成为会员；本会设立理事会管理事务，7位理事由会员每年大会投票选举产生，理事互选出理事长1人，秘书1人，会计1人；每年12月1日前交纳会费4元，一次交50元者为永久会员；每月第一个周日聚餐一次，餐费自备，每人允许带一位客人，餐后如要开会务会，以30分钟为限，必要时理事会可变更会期或召集临时聚餐会；每年1月聚餐会为大会会期，改选理事、报告上年度会务和其他重要会务皆在餐后举行；会员不得借此从事政治活动或营业性宣传；可以自由退会。另外，理事或会员达到一定数量可以召集会议或提出修正案；中国笔会设在上海，会员10人以上可以成立分会。
发起人商定并修正的“笔会缘起”分两次刊在《申报》上，它指出国际笔会“已经扩大成为一个国际作家的联合会”，能够“打破国际的政治的界限”，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聚集一堂。而中国笔会的功能首先是使“我们的作家可以与全世界的作家有一个友谊的联线，并且享到因此得来的种种利便”，更深切的意义在于近年国内文学界的分裂乃至敌对的现象让人寒心，“这笔会的组织或许可以造成一个中性的调剂的势力。所谓各系各派间的成见与误解或许可以由此消解，更正确的文学的任务或许可以由此提醒”。发起人主张各派作家应该放宽度量，暂时搁置差异，不时聚晤，节省许多无谓的争斗，将精力移向更近人情的事业，国际笔会已经做了好示范，它的聚拢力让敌对国或持不同主张的作家，如巴比塞、高尔基、萧伯纳等欣然聚首。
1930年11月16日，中国笔会在华安大厦八楼召开成立大会，除发起人外，出席者还有宋春舫、杨度、赵景深、章克标、罗隆基、李青崖等，他们公推胡适为主席，胡氏谈及五年前得英国笔会招待就有了组织中国笔会的意愿，近来笔会会员纷纷归来才具备了条件；中国作家十分散漫，为了使思想不同的人常能联欢一堂，建立组织实有必要；本年波兰华沙国际笔会大会来函相邀，临时商议请留学生郭子雄出席。大会宣读通过了修改后的章程，选出蔡元培、叶恭绰、徐志摩、郑振铎、邵洵美、戈公振、郭有守为理事，公选蔡元培为理事长，戈公振为书记，邵洵美为会计。12月10日，蔡元培等召开理事会，定于14日在雪园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中国笔会在1931年活动频繁，如1月12日在雪园开常会，狄平子、杨亮功、沈从文和张资平等20余人与会，蔡元培主席，胡适演讲谈论传记文学，提及写自传的计划，盛成论及传记写作，指出中国是世界唯一有家谱的国家，二千年不断，文艺复兴可助东方重见光明，再由邵洵美读新诗，戈公振报告会务。2月8日常会，蔡元培、章士钊、徐志摩、虞岫云等列会，蔡元培主席，章士钊谈及东北文艺界状况，程演生指出土耳其的民族和宗教与中国绝不相同，但国人喜引用土耳其革命成功之事，实为误解，戈公振报告国际笔会本年在荷兰开大会，已寄来修改章程征求意见。5月12日，本会在邓脱摩饭店开常会，到会员及来宾夏浒岑、傅彦长、潘光旦、孔士谔、邵洵美、盛佩玉、章克标、李金发、曾今可等20余人，戈公振报告此前推选参加国际笔会大会的谢寿康急着回国，改推郭子雄，是日与会者还有“比国对话戏剧家李当君（G Lten）”。8月9日，本会在邓摩脱饭店开会，戈公振谈到郭子雄来函报告参与笔会大会的经过，并承司各德夫人赠本会照片一帧；比利时诗歌报来函询问新诗坛状况，新诗、旧诗或语谣是否有译成外文，并请示新诗人地址以便通讯切磋。因“九一八”事起，中国笔会在邓摩脱饭店开会两次，到会者邵洵美、张若谷、舒新城、王礼锡、章衣萍、何炳松、庐隐和陆晶清等，讨论了英法文国际笔会章程，采纳了“会员不得假借本会集会为政治活动”一条，主张不以笔会名义发表宣言及其他政治的文件，改由会员个人参加“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致力于抗日救国工作。11月22日，本会在大西洋番菜社开常会，到章士钊、叶恭绰、宋春舫、程演生、罗隆基、曾今可、王右家等，因蔡元培公干，孟寿椿临时主席，先谈及接到伦敦等处笔会寄来会刊、信件，继而报告徐志摩遇难情形，全体起立静默三分钟致哀，决议出版笔会会刊，首期为纪念徐志摩特刊，限一周内集稿，末由戈公振报告会务。
笔会及其活动遭到了时人的嘲讽，如林辰指斥任何事物越过太平洋后均要大打折扣，连社团的宗旨也要掉一半，国际笔会的本旨原在沟通世界文化，聚餐仅是附带，而“中国的‘笔会’成立至今，已三开社员大会于上海。观其每次会议，除去一些墙上刷白粉的空头鬼话而外，聚餐倒有三次之多。文化未见沟通，穷凶极恶的馋痨腔却毕露无遗，号曰‘笔会’未免失真，改名‘吃会’岂不妙哉？”林辰讥讽中国笔会是无聊的吃会，即使有会务需要解决也在聚餐之后，而且以半点钟为限，可见它就是个以吃为急务及介绍朋友的集团，“伙计们，你想和党国要人闺阁名媛，或是诗哲博士之流的阔人发生些‘友谊’吗？你更想不想和俄国的高尔基，美国的辛克莱，德国的巴比塞，德国的雷马克等‘联络’一下吗？来！来！来！快些到‘笔会’来，而且‘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还有一顿餐饭可以吃呢？”这种质疑并未影响笔会的常规活动，如1932年中国笔会首次常会在邓摩脱饭店召开，到邵洵美、曾今可、李青崖、戈公振等十余人，活动包括讨论会务，设立笔会文学奖金，出版年刊，欢迎新会员，并由孟寿椿介绍高新亚“演讲俄国近代文化之趋势”。
中国笔会积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如1932年假邓摩脱饭店欢迎国联调查团，由戈公振出面招待李顿等。1933年2月17日，笔会在世界学社招待萧伯纳，随后引发了呼吁开除胡适的事件，当时他与笔会会长蔡元培就民权同盟问题打笔战，态度刚硬，中国笔会通知北平笔会款待萧伯纳，胡适不以为然，表示“任其独往独来，即对萧最佳之招待”，并有玩笑、戏谑之语，不少会员觉得他缺乏合作的诚意，主张将其开除。同年10月4日，笔会邀请赛珍珠在世界学社作题为《新爱国主义》的演讲，林语堂翻译，她谈及对中国的情感和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致力于平民生活的改善，寻得救济之道。1934年11月，司各德夫人逝世，中国笔会致电总会表示哀悼，并叮嘱郭子雄前往吊唁。
“一·二八”事变对中国笔会影响至巨，导致会务和成规模的集会活动锐减。至1935年3月22日，他们在静安寺路七四九号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到蔡元培、傅东华、林语堂、赵景深等30余人，外国会员10余人，会议改选蔡元培、林语堂、曾虚白、宋春舫、茀立茨夫人、何柏成、傅东华、黎照寰、李青崖、邵洵美、全增嘏11人为理事，推蔡元培为会长，茀立茨夫人为英文书记，曾虚白为中文书记，宋春舫为会计，定南京路五十号国际戏剧协会余屋为会址，决心推进会务、广邀会员，接洽各外埠设立分会以资联络。1937年，中国笔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第九次大会，邵洵美、盛成、陈子展等数十人参会，因蔡元培未出席，由秘书长曾虚白报告开会宗旨，追请伍蠡甫至巴黎出席世界笔会大会，推傅东华为临时主席报告会务经过，由王统照报告伦敦笔会对中国笔会的关切，嗣由邵洵美提议出版刊物，选出理事孙科、温源宁、邵洵美、曾虚白、傅东华、李青崖、黎照寰、简又文、王统照、曹聚仁、全增嘏、董南选，推孙科为会长。
“七七事变”后，中国笔会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如赵景深所言：“中国笔会却是走的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他忆及最后一次会议“由最后的书记曾虚白召集，在锦江川菜馆，情形最为凄惨，只是零零落落地到了五六个人，就这样终了中国笔会的命运”。部分笔会成员入了各种组织参与抗日，为民族国家鼓呼，萧乾1940年在伦敦笔会的演讲提到了总会设在重庆的全国作家联合会，而“多数中国作家加入正规军及游击队服役，但中国之文学仍能追随一般之进步”。
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和发出中国声音
国际笔会成立后，每年在不同国家举行大会，前八次分别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挪威、奥地利、波兰，在1930年第八次大会之前已有中方代表参与，但是由外籍人士充任。某中国报纸曾载有一则报告：“世界笔会最近要在瑞士举行，他们曾写来一信，请中国笔会派代表列席参加，在信上，而且提及梁启超，意思是因为梁氏前在欧洲曾出席过笔会，所以这次欢迎梁被选出席。只不幸，中国被世界所注意的梁启超氏，已死了多年了。如何再能破浪乘风的重渡太平洋‘为国争光’呢？一个伟大学者的死亡，没有给世界笔会知道，正像笔会，在中国的民众眼里一样的程度。”这种略显尖刻的评价揭示出国际笔会与中国文坛缺乏足够的交流。不过，自1930年起，数名中国作家见证了这项世界性的盛事，而限于经济条件或空间距离，代表由在欧洲留学、访问的作家学者或在欧洲公干的文化人士充当，以就近、方便为首要原则。
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入伦敦大学专研国际关系的川籍诗人郭子雄是国际笔会大会的首位中国代表，他先后出席过三次大会。1930年6月，第八次大会在波兰华沙举行，郭子雄18日到会，先随英国作家、笔会书记赫尔曼Hermon Ould参加了茶会，次日有新闻记者就中国文坛现状采访了他。20日上午正式开幕，高尔斯华绥等致辞后，一一点名，唱到中国时响起了两次鼓掌声和脚踏地板声。下午二时起，各国代表报告本国文坛状况，郭子雄表示中国太缺乏国际宣传，中国文学并不像一般外国人想象的那般寒碜。在波兰总理举办的晚宴上，他与高尔斯华绥有了交流，谈及中国剧坛的现状，高氏作品的中文翻译等。21日上午，郭子雄接受采访，谈及中国女作家、作品和相关翻译问题。下午，郭子雄、高尔斯华绥受邀到无线电局去播音，高氏朗读了自作小说片段，郭氏朗读了几首自作诗。22日，大会讨论了世界文学奖的相关事宜，初步规定通用一种文字的国家选送一本，两种以上的可以多送，郭子雄解释中国采用多种文字，赫尔曼答应增加名额。当晚，郭子雄在波兰笔会举行的公宴上谈了对大会的良好印象，表达了希望国际笔会在中国举行的愿望。24日，司各德夫人与他长谈，为能见到中国代表感到欣喜，并邀请他回伦敦后常聚。与会代表27日赶到布拉格，郭子雄接受当地报馆采访时为此次笔会作了总结：“我很荣幸地代表了中国第一次参加笔会在华尔沙的年会。我要保存着这美妙的记忆当作生命里的宝藏，到呼吸的最后一俄顷也不会忘怀。这是一个开端，表示着中国著作界已来加入了国际间的智识合作运动，为着世界的永久和平努力。”
1930年，国际笔会，波兰华沙，郭子雄参会
1931年，国际笔会第九次大会在荷兰海牙举行，郭子雄6月21日从巴黎出发抵达，晚餐后与赫尔曼、司各德夫人谈及中国笔会的情况，并与高尔斯华绥闲谈。22日上午会议开幕，司各德夫人午餐时交给他一张照片赠予中国笔会作礼物。下午二时第一次会议召开，赫尔曼报告了会务，随后逐条讨论笔会章程，在提议各国的表决权时，郭子雄主张应当平等，不能依据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决定表决权的多寡。23日上午第二次会议召开，高尔斯华绥再次当选笔会会长，然后讨论世界文学奖的议题，郭子雄十分惋惜中国没有选送作品，他觉得中国作家必须体会到民族的灵魂深处，发现民族的优点和弱点，抓住民族的基本概念，才能写出代表四万万中国人的作品。一些作家表达了希望到中国开会的愿望，郭子雄表示欢迎大家，但暂时不能邀约，因为国内正在革命，国家秩序尚未建立，等政治经济上了轨道才行。24日晚，笔会举行公宴，郭子雄在演说中感谢了各方的邀约与招待，谈到中国代表只是第二次参加笔会，中国笔会是最年轻的，但中国已创造并保持着笔会的精神与优美的理想，目的也是保护作家的权利，增进作家的力量，与保持永久和平以维持世界正义。中国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有以文会友的传统，诗人或登上高山或泛舟中流，举行各种集会，说明中国笔会式思想甚浓。中国历史悠久，印度佛教、欧洲文明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东西文化的调和是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他还与当地出版家讨论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荷兰的问题。郭子雄写成的年会报告由徐志摩刊在《新月》上，不久他将徐氏去世的消息函告狄更生和赫尔曼，他们悲伤不已，赫尔曼还将信函刊于笔会的杂志让全世界作家共同怀念徐氏。
1934年，国际笔会第十二次大会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郭子雄6月17日上午报到。次日上午，笔会开幕，国际笔会会长、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演讲时谈到国际社会正陷入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恐慌，国际笔会与德国笔会等因意识形态问题决裂，他指出国际笔会不能沦落成旅行团体，必须为表达自由的惟一目的而战。这次笔会充满了矛盾，代表不同阵营或观点的作家激烈辩论，持续了三天，而设立援助贫困作家基金、翻译委员会，创办国际杂志的提案均相继通过。经选举，威尔斯连任世界笔会会长，奥地利、加泰隆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英格兰、法兰西、印度、苏格兰和美国当选国际执委会委员。
国际笔会主席、英国作家威尔斯
伍蠡甫参加的是1937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五次大会，据《申报》记载，他2月就抵达英国，“伍氏为国际笔会会员，到英后被邀参加英国笔会纪念普式庚百年之大会，并被请演讲，题为《普式庚之拜伦主义与中国》，深得在座会员及报纸之赞许。”他会后重返伦敦，举办了中国山水画展。
熊式一参加过两次大会，先是1938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第十六次大会，会议通过了他提议的声讨日本案，“当场一致决议，声讨日本轰炸城市、屠杀平民，并将日本笔会摈出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国笔会继任云。”他发表了演说，谈道：“中国的作家，在这紧要的关头，向他世界上的兄弟们致意，并感谢他们所表示的好意。笔会所取的‘不问政治’的政策，若行之太过，便近于‘不顾人道’，则我们大可‘不必生存’了。……中国作者，若不问政治，今日我不能出席。西班牙不问政治，今日决无代表参加；捷克若不问政治，大家今日决不能在此开会了。”数日后，郭有守等在重庆开会商议设立通讯处，由伍蠡甫担任通讯联络事宜，并以中国分会名义致电笔会大会感谢通过声讨日本轰炸平民一事。1947年6月，熊式一又与旅法文化人萧凌卓女士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十九次大会。
陈源出席的是194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十八次大会，当时任职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的他与五位同事出席，他的提议获得通过：“鉴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简称文教会）是新的国际组织，旨在提倡各国之言论自由，相互了解与合作，此固为笔会之素愿，本会希望保证在文教会未来种种活动与吾人目标一致时，全力予以支持。”
1946年，国际笔会，陈源提案通过，萧乾著作列入丛书
世界变局与国际文坛
中国媒体对自1930年以来的国际笔会大会有或详或略的报导或评价，可以见证各国作家在特殊历史时代的分化。当国际政治风起云涌之时，国际笔会亦难幸免，如1932年第十次大会就以“笔会会员，将以何种办法，可以协助和平运动，而不涉及政治？”为主题，会员认为呼吁和平的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罗曼·罗兰“谓自由表示主张之举，实于宣传和平观念及国际谅解，大有裨益。而和平与国际谅解的实现，正为笔会的主要目的”。大家表示同意，只有意大利未来派作家马里耐谛Marinetti保留意见。这次讨论遭到国内文人“佛”的嘲讽，他认为笔会会员即便涉及政治也不过做几篇文章，发几个和平通电，发挥发挥妙论，黔驴故技，有笔阶级斗不过有枪阶级，国联讨论的中日关系议决案不就被日本军国派撕了，因此“欲不涉政治，以协助和平运动”只能是寝语，不免陷入如吃素的老婆婆常念阿弥陀佛以保佑阖家平安、子孙兴盛的境地。
随着形势益发紧张，讨论的火药味愈浓，如1933年第十一次大会上威尔斯组织代表“小心地讨论着世界在政治思想是趋向着哪一种方向，而且大家应对这种倾向采甚么态度”，持不同观点的各国作家辩论不已。由于大量德国笔会会员被驱逐去国，参会者除了秘书之外无一真正的笔会成员，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等或未出席或一言未发即离开，部分他国代表指斥发生在德国的不人道运动。德国代表极力掩饰，抗议反对德国的议案，与他国代表起了严重的冲突，威尔斯组织了调和茶话会也无效果。年底，笔会执行委员会通过议案宣布国际笔会应兼容共产主义作家，德国代表宾列反对无效，宣称德国永远与国际笔会分离，将重组作家组织。在第十三次大会上，众作家主张向德政府拍电抗议。在第十四次大会上，爱弥尔·路德维希对某些笔会成员强调的“不管政治，应该以讨论自己的职业为限”的观点予以抨击，“一个国际作家的会议，对于这样的事情可能漠然无动么？反抗野蛮主义，争取言论自由，难道不是我们团体的基本原则之一么？”第十七次大会干脆上演了全武行，意大利代表曼特纳为本国辩护“不特欢迎法西斯蒂的作家，而且竭诚欢迎凡是同情于法西斯蒂之制度而不能积极地与之联盟者”，比利时代表皮拉得讥讽意大利是羔羊之国，他人都是豺狼，又以意国著名作家、学者克洛西为例，“谓法西斯蒂之警察如何搜查他的住宅，充公他的著作。”“曼特纳登时跳上讲台，饱之以老拳。卒由笔会会长以最高的权力镇压排解，此一幕世界文人之武剧始告结束。”战火席卷欧洲后，大会停止了，至1946年才恢复。
解放战争期间，因中国大陆发生惊天之变，对笔会的报道大为不同，如批评在1948年国际笔会第二十次大会上“反动派企图使大会成为反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场所，此种阴谋完全被击溃了。大会驳斥了英国及挪威的提案，该二提案对于捷克共和国尽了污蔑讥刺之能事。”次年，新华社报道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十一次大会，“通过抗议战争宣传的决议称：‘大会参加者谨表示将在日常工作中维护和平、反对散布战争心理状态的决心，并代表不分其政治和宗教信仰与种族的知识分子，警言反对新战争的威胁，确信各国间的任何分歧与不和都是可以和平解决的。’”1949年后仍有关涉国际笔会的讯息，如1956年新华社报道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大会，而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作家回归国际笔会是在1980年。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知悉了国际笔会阶段性的发展历程，它在世界文坛或中国文学演化中产生过的影响，也可见出中国现代作家试图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与努力，这些总结或探讨对于拓展、深化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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