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中的陈梦家签赠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内有一册陈梦家先生的《禺邗王壶考释》，系《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抽印本，出版时间为1937年6月，由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其扉页右上方，自右而左写有三列毛笔字：

尔疋前辈先生教正

后学陈梦家谨上

廿七年二月杪香港

陈梦家于1934年9月，成为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的研究生。1936年7月，陈梦家研究生毕业，9月秋季开学后，留校在文学院任助理（子仪：《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年，71、90-91页）。《禺邗王壶考释》是诗人陈梦家向古文字学乃至考古学方向转型的早期之作。禺邗王壶成一对，有铭文十九字，陈梦家断句为：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赵孟【上厂下介】（通介）邗王之惖金，台为祠器。此器相传二十年代出土于河南卫辉，陈梦家因考证铭文中“黄沱”（即黄池）这一地理位置，认为此说“甚可信”。可惜文物当时已流失英国。1937年2月，陈梦家遵从容庚先生之命，依靠老师提供的伦敦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的图影及叶慈（W. Perceval Yetts）教授摹写的铭文，加以考释，“旬日成之”。陈梦家将铭文解释为：“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午黄池之会，晋正卿赵鞅与其事，鞅以敬金奉吴王，吴王以之作为祠器。”铭文背后隐藏着晋、吴两国于黄池之会上“争长”的历史事实。那么，铭文中禺邗王为何不直接称吴王？陈梦家解释：“其时晋吴争长，吴以兵威刧晋，使屈居亚盟，然吴亦许以称吴公不称吴王，故此器作邗王，疑所以避称吴王也。”6月，他对此又作进一步的解释：“……盖此器用晋卿所锡之金，令晋工铸之，晋工慑于吴之兵威，不敢不王之，然又不欲过事屈辱以损晋之令誉，故改称禺邗王邗王所以两全之也。”

陈梦家写成初稿后，曾和唐兰先生深入交流过。唐兰纠正了陈梦家“以赵孟为襄子之误”，而且他对铭文有不同的解释。唐兰认为“禺”非通假“吴”，而是动词“遇”，也非赐予，而是“摈介之介”，赵孟就是赵鞅派去和吴王联系的副手，他也是作器之人，断句也就不一样——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赵孟【上厂下介】（通介），邗王之惕金，台为祠器。断句后的铭文含义就变成：“作器之人为赵孟介以见吴王，吴王锡之金，因以为祠器也。”如此，唐兰的释义和陈梦家相去甚远。所以，唐兰认为此器为晋器，而非吴器，故称之为赵孟壶。陈梦家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作器者无主名，西周以下，决无其例”，所以唐兰不得不称之为“变例”，并从文法角度予以论证唐氏之说之误。当时和其后的学者，对于铭文的解释，分为两派，容庚、闻一多、吴聿明、董楚平、叶文宪等人持陈梦家的观点，杨树达、马承源、王文清、吴毅强等人持唐兰的观点（吴毅强：《赵孟介壶新研》，《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63-68页）。陈梦家先生当年的论证和观点自然可作进一步的商榷，但难掩其学术研究上的才气和锐气，笔者作为完全的外行，在学习过程中深以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此图引自方继孝所著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尔疋前辈先生”即岭南名士邓尔雅，容庚的四舅。邓尔雅于二十年代初避居香港，靠撰稿、刻印、教书等为生。邓早年留学日本，学美术，对于金文、甲骨文等金石书籍多有钻研，“工篆隶书法，刚健婀娜，画亦韶秀，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容庚年十五，父病殁，故在其成长道路上，邓尔雅扮演着亦师亦友亦家人的重要角色。1916年，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学画半年不成，“复从母舅邓尔雅学篆刻，编《金文编》”。容庚晚年为四舅所作的《绿绮园诗集跋》中追述前情：“余与弟肇祖游学京师，每暑假归省，必便道谒候起居。”（曾宪通编：《容庚杂著集》，中西书局，2014年，第2、9、147页）。因此，作为容庚弟子的陈梦家，到香港后将《禺邗王壶考释》签赠于邓，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

1937年7月15日，陈梦家及其家人离开北平南下。经闻一多推荐，朱自清赞同，梅贻琦签发，10月20日，清华大学聘请陈梦家为该校中国文学系教员。11月3日，陈梦家同柳无忌、朱自清、金岳霖、冯友兰、燕卜荪等人赴设在南岳衡山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到次年约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教师陆续返回长沙。2月，师生分三批往昆明。第一批走水路，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的男生及全体女生，计六百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轮船到安南（越南）海防，再乘火车由滇越铁路入滇。陈梦家夫妇在第一批中，2月中旬（约15日）出发（《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101-109页）。

吴宓当时也是经海路转赴昆明的西南联大教职员之一。据其日记，他是随陈铨率领的团队挤火车南下，于2月13日凌晨发车，16日上午抵广州，休整数日，19日下午抵香港。吴宓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九龙的弥敦道至隔海对望的香港岛上环一带。他的好友叶公超住弥敦道上的新新大酒店，“其他清华教员住此者极多”，原因是“整洁有礼，房价亦廉”。长沙临时大学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设有办事处，其地点应该在上环的必列者士街——1918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在此建成本港首间拥有室内运动场、泳池、餐厅及宿舍之中央会所。所以，到港的联大教职员必定要和办事处有所接洽，如2月24日吴宓来办事处“领得赴滇过安南旅行须知各件”（《吴宓日记》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297-308页）。由此推断，陈梦家夫妇到港日期当在20日左右，很有可能住新新大酒店或附近，他也需要去临时大学办事处。凑巧的是，1937年7月遭受飓风后，邓尔雅已从新界大埔迁至香港岛。次年，他与友人合资，“于港岛文咸东街租赁小楼，曰季庐，以为游息之所，解衣挥毫，笑谑无禁，常至夜分乃去”（陈莉：《邓尔雅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62-163页）。而文咸东街，就位于必列者士街的北边，相距不到四百米，步行大约六分钟。不妨想象一下，2月底的一天，陈梦家从九龙渡海来办事处，他顺道赴季庐谒见邓尔雅，将《禺邗王壶考释》抽印本签赠予老先生。想必老先生会问起外甥在北平是否安好。

几天后，陈梦家作别香港。3月1日午后，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及其弟赵景伦登上去安南的广东船，与吴宓同舱。他们所乘的三等舱在船头。吴宓如此记述周遭环境：“梦家在宓下，而萝蕤则与梦家床成直角，景伦又在其上，均沿壁窗。三等窗外，人货满堆，厕所亦极不洁。且甲板上之左方为羊栏，群羊居拥，污秽可想，然比津、沪间之轮船已远胜之矣。”到了晚上八九时，船行颠簸，赵萝蕤已经生病呕吐。第二天，通过王烈介绍，吴宓和陈梦家曾多次到位于船尾的二等舱的中厅，进食咖啡和面包，那里的厕所也相当整洁（《吴宓日记》第6册，311-312页）。一行人于3月7日傍晚抵昆明，开始新的生活。

邓尔雅先生得到陈梦家的签赠本后，不知是否翻阅过，总之内页没有留下其任何批注。在此之前，陈梦家曾将《禺邗王壶考释》寄给在长沙的常任侠，1938年1月21日，常读完此文在其日记中记下：“梦家所贻《禺邗王壶考释》读毕。近来考古又成一时髦学问，虽写新诗习法律者，亦改辙为此。乃至鄙其故业，亦太过矣。……”（《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108页）常任侠快人快语，有惋惜之意。陈给他的签赠本不知尚存世否？邓尔雅1954年在港去世，此签赠本可能在其身后散出，它跟着新主人漂洋过海，最终落脚哈佛燕京图书馆，也算是他乡遇故知——来对了地方。

（注：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