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学院派批评都需警惕理论至上和理论主义的问题。而儿童文学的学院派批评除了紧贴创作的现实，还需保持对当下儿童文化现实、包括儿童阅读现实的密切关注。
方卫平的作品
方卫平：坚持文学“批评”的初心和本义
本报记者 | 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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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近期，您在德国的《图书城堡》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概貌》的英文特稿，您认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近40年来的发展成果如何？
方卫平：近40年来，得益于社会生活、文化环境、艺术探索、对外交流等多方面条件的支持与推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成果，也迎来了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最蓬勃的发展阶段。这期间，儿童文学不但以自己的方式全面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探索与艺术革新，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童年观、艺术观的重要拓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的书籍阅读在人们文化生活中所占比例总体下滑，儿童文学反而逆势而上，大为盛兴，其掀起的阅读和出版大潮，成为当代出版界乃至当代文化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当代儿童文学取得了几个突破性的进展。
一是童书商业的兴盛及其日渐走向成熟。毋须讳言，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商业位列首要的驱动力之一。这个力量推动着当代童书出版规模的迅速拓展，也使儿童读者自身的趣味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尽管商业童书模式本身存在一些亟需反思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在童书商业提供的经济利益保障下，艺术的探索得到了更宽容的许可，作品的文学质量与其市场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得到了更理性的认识。
二是儿童文学艺术探索的持续多元和深入。这一点，儿童文学界的体会最为深刻。这些年来，儿童文学在写作题材、艺术手法上均经历了多元拓展，其中既包括关于如何书写历史、战争等重大题材的新思考和新探索，也包括如何关于新的文体可能（如幻想文学、动物小说）、表现手法（如后现代）等的探讨。我们从当前活跃的年轻作家中，看到的是非常丰富的艺术生态和写作面貌。
三是全民性的儿童文学阅读圈的建立。我有一个判断，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全方位发展，当代儿童文学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全民启蒙普及期。儿童文学阅读圈将以儿童为核心，波及更广大规模的教师、阅读推广人、保育工作者和一大批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这个儿童文学阅读圈的建立，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是儿童文学对外交流的拓展与突破。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对外交流的有效性、双向性不断加强。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对外交流突破瓶颈、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讯号。在这个过程中，域外同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在逐渐增加，这种专业了解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你提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我应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约请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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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革新，对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卫平：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学界都被新的艺术开放和革新的氛围所笼罩，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其时，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于新的童年观念的敏锐感应，对于新的艺术动向的及时洞察、对于新的艺术问题的热烈探讨等，不但对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那个年代的儿童文学艺术拓展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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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原创图画书的研究，出版了《享受图画书》等专著，同时也参与或主持过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等的评审工作。小小一本图画书，可能包含着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您看来，优秀的或者说能成为经典的图画书，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方卫平：图画书的形态是很多样的，今天，它还在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样式和艺术面貌。今天我们经常阅读和谈论的一批世界优秀图画书作品，其面貌也十分多元，难以一语概括。但我一直强调，对于图画书这一文体的发展来说，充分认识什么是图画书的典型艺术形态，充分探索这一典型艺术形态的叙事可能，在这一典型形态下创造、奉献一批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是原创图画书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所谓图画书的典型艺术形态，就是体现图画书不能为其他文体所替代的独特表现方式和表现力的艺术方面，用最简约的话来说，即是文图配合叙事。图画书中当然不乏主要以文字承担叙事任务的作品，也有纯以图画叙事的无字书，但最典型的还是文字与图画分担叙事。在文与图的配合叙说中，图画书的叙事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和解读的基本模式，文字与插图之间一方面呼应着彼此的表意，另一方面又为彼此留出表意的空间，从而造成图文间互为补充、巧妙配合的效果。这样的图文配合，不是如同两璧相叠，而是有若一璧的两半，彼此相合，从而构成一面完美的玉璧。理解了这一艺术的特点，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图画书的文字艺术和插图艺术，比之一般的创作和绘画究竟有何不同。而把握了这一点，原创图画书将在文字和插图的无止境的搭配可能中，发现丰富而独特的创意书写空间。
在图画书的文字语言和画面语言中，我们相对不熟悉的是后者。所以，就图文合作的艺术而言，不论文字还是插图创作，都应有充分的图画叙事意识。对文字作者来说，知道图画如何叙事，就会更明白文字中充满张力的留白对图画书意味着什么。对插图作者来说，知道图画如何叙事，也就会更明白如何将文字的张力演绎尽致，以及如何以独特的画面语言进一步拓展这种张力。
当然，对于儿童图画书而言，文图合作的创意仅是其一，这种配合是否体现了创作者对童年的贴近理解或深透思考，则是要素之二。在原创图画书走向经典的路上，两种考虑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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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某些儿童文学作品的“低幼化”以及“儿童文学不应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这种观点？
方卫平：我想你说的“低幼化”是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将世界、生活和儿童都写得过于单面、稚气，不够真实，它所对应的童年观念，实际上是将儿童看作不更世事、容易哄骗（包括文学上的哄骗）的小孩子。这种“低幼化”是儿童文学入门写作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如果仔细琢磨的话，它实际上也是生活中许多成人面对儿童、与儿童对话的时候最易犯的一种毛病。但我其实不很赞同“低幼化”这个说法，因为这个称谓在潜意识里，是以低幼儿童为次一等的读者，似乎这样的作品给低幼的孩子读，就没有问题了。我想说的是，即便在低幼儿童文学作品中，这种不知如何尊重一个孩子的认识和鉴赏能力、不知如何真实而单纯地处理童年现实的写作，同样是一种劣质的写作。
儿童文学不应回避童年生活中的复杂性。当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从不避讳这样的复杂性。但认识到童年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并不等于把生活的复杂原样搬到儿童文学的写作中，更不等于要把儿童文学写得复杂。
这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童年生活的复杂性，如何认识、表现这种复杂性？生活的复杂落在孩子眼里，不只是在一件听上去崇高的事情背后多了个功利的目的，也不只是一个看上去单纯的孩子内心多了些世故的内容。有关复杂性的书写比这样的设计要复杂和有难度得多。它首先是充分认识到生活本身的生动性，或者说，生动的生活本身即充满了复杂性。
而一切借着儿童文学的名义“简化”生活、“假化”生活的写作，恰恰都缺乏这样的生动性。童年是置身于成人世界中的童年，它不但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关照，也常常觑见或面对这个世界之“恶”；而它自身，同时也是一个缩微的小世界，也有一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与坏、善与恶，难以简单划出界限。
但是其次，儿童文学还须对这样的生动性加以文学的提取和提炼，不如此，它就很可能脱出儿童文学的边界，成为以童年为题材的一般文学作品。提炼的基本标准，我以为就是童年的目光和童年的精神。透过童年的目光，一个孩子看见的生活，其生动性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生动性就应得到充分的尊重。透过童年的精神，一个孩子看见的生活不论多么复杂，童年生活本身不论多么复杂，仍有一种单纯的本能运行于其内，并成为这种生活的核心精神——这份童年特有的单纯的精神和力量，是儿童文学向它所属的大文学世界呈上的一份独特、珍贵的文学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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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理论与创作是文学的两翼，您觉得目前我们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是否还存在短板？如何更好地使理论和创作互相促进？
方卫平：这些年来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大环境其实不错，儿童文学界对理论的关注和认可也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相关从业者意识到了理论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性。
但是，从原创儿童文学理论的更高发展来看，它面临的主要瓶颈可能有这么两个。一是理论的创造力还不够强大。这倒不是说儿童文学研究缺乏新的理论成果，而是指缺乏体现重大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比如一些既富前瞻性又切中当下儿童文学发展现实的、足以引发整个儿童文学界关注讨论的重大理论命题。实际上，在今天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特别需要理论的前沿目光和有力洞见，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一个呼唤重大理论命题的时代，但我们的理论似乎暂时还没能跟上这一现实的吁求。
二是缺乏较为系统的原创理论体系。一种文学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能够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概念、命题和话语体系。其实，20世纪80年代，一批充满激情的中青年学者针对一系列儿童文学基础和前沿理论话题的探索，已经呈现出某种体系化的趋向，但在今天，这一理论体系可能反倒淹没在了大量一般话题的分散研究中。在我看来，推进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这一体系化的考虑可能要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相比于理论，创作与批评的关系要更密切直接。但我一直认为，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也必然具备相当的儿童文学理论素养。实际上，优秀的作家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学阐释理论，这理论的形态可能是感性的、散漫的，但其内容一定是深刻的，富有人生和艺术的洞察力。在具备文学创作能力和才华基础的前提下，一位作家对其创作的对象理解得越深入，对其写作艺术把握得越透彻，其创作所能够抵达的艺术高度也就越引人注目，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同理。
反过来，儿童文学理论也应努力贴近创作的实况，并善于读出、清理进而确立作品中有价值的学术话题和理论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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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起，您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开始举办“红楼儿童文学新作系列研讨会”。您曾谈到，初衷是为了倡导真正的儿童文学批评，回复“批评”在儿童文学评判和鉴赏中的基本功能。10年过去了，您认为它是否达到了初衷？这10年中，红楼研讨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您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问题？
方卫平：是的，红楼的系列研讨会今年5月刚举办了第24场。记录前20场研讨会实录的《红楼儿童文学对话》一、二两辑已于2014年、2017年分别由明天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10年的红楼研讨，我们坚持的是文学“批评”的初心和本义，即通过坦诚、细致、深入的文本批评，借以探讨具体的文学问题，促进当下的创作实践。让我格外感动的，一是多年来，每位被研讨的作家亲身在会、听取批评的亲切、睿智和大气，二是我们师生对儿童文学批评实践的天真、坚韧的守护，三是许多同行朋友对红楼批评实践的关注、认可和支持。研讨会上时有批评的交锋，也有批评者与作者的对话，一些文学问题在这样的交锋中得到了更为开放、深入的探讨。
红楼的“批评”没有“吓退”被批评者，这些年来，不断有作家、出版社向我表达携新作品到红楼来研讨的愿望。我想，红楼研讨的持续开展，除了一种批评精神的坚持，也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于当前的儿童文学界、对于任何一位有文学追求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坦率、认真、切中文本且有见地的批评，是受到真诚期待和欢迎的。
目前，红楼儿童文学研讨会的研讨对象覆盖了儿童文学的各个主要文体，如小说（包括幻想小说、动物小说）、童话、童诗、散文、图画书等。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将批评本身也纳入研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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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院派批评”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中，您认为学院派批评的优势有哪些？在学院派批评发展过程中，又有哪些方面需要加以注意？
方卫平：我所说的“学院派批评”，主要是想强调一种独立、纯粹、有思想、有积淀的批评传统，恰如学院本身应有的样子，立身一隅，洞观世界，抱持理想，关切现实。当然，今天的学院比之过去，与周遭社会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大变化，“学院派批评”在过去和今天，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有新变。但学院传统中的独立精神和理想主义，我以为是学院文化中不能遗失的命脉与核心。
一切学院派批评都需警惕理论至上和理论主义的问题。而儿童文学的学院派批评除了紧贴创作的现实，还需保持对当下儿童文化现实、包括儿童阅读现实的密切关注。我以为，儿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读者中心的文学，儿童的愿望、兴趣、需求、精神等直接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而儿童本身又是一个充满文化活力和变革力的群体，尤其是在今天急剧变化的媒介和社会生活语境中。
因此，学院派批评除了关注儿童的文学，也应密切关注儿童的文化，以及这一文化在儿童文学中的投射、表现和塑造、建构。另有一些与儿童文学紧密相关的童年生活现实，比如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接受、发展至为重要的亲子阅读现象，依传统学院派批评的标准，已经属于越出理论围墙的实践话题。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学院批评如能依托其专业积淀和理论优势，加强对这类话题的专业介入，则其理论的活力和效力都将在这样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印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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