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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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对于忽必烈来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及根源于此的军事力是权力的根源，还是得将此放在这个国家构想的根本位置来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这个是不行的。虽以武力取得了帝国霸权，但旭烈兀、别儿哥(Berke)、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西方三巨头相继死去，使得“统一的库力台”瓦解。要以武力来压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远在欧亚西北的钦察汗国等，原来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阵线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着旭烈兀骤逝而南侵的别儿哥，在与迎击的旭烈兀后继者阿八哈(Abaqa)的对阵中离开人世。
在稍早之前，别儿哥已经同意参加统一库力台大会。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时参加为条件才勉为其难的承诺，绝非欢喜甘愿的承诺。
对忽必烈而言，要令全蒙古，包括这些在内心深处反对他的势力在内，确实且持续地认同、接受忽必烈政权，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要迫其承认，还需要一股力量。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
那就是财富。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只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即可。如此一来，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回过头来说，蒙古对于属领的态度，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说到底皆非统治而是掠夺。但是，那在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才行。
财富的源泉就是巨大的属领，特别是有欧亚大陆上最多财富与人口的中国。要言之，“中华的经济力”是国家构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须将中国全境收入囊中。接着，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那可以说是军事与经济的共生，也可以说是草原与都市的复合。
只不过，只是单纯将两个世界、两个要素衔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为骨，以中华世界为肉，那么还需要给予其生机的循环血液才行。这里说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么，担当此一工作的又会是谁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经与蒙古联结，并掌握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统化地将他们较过往更多地吸纳到国家机构之内，使他们在政治权力与行政组织之下彼此密切相关且一体化。借由国家权力从流通面来诱导以形成巨大、多样社会的形式，更进一步促进有机化与产业化。也就是说，忽必烈国家构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
在此，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地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
当然，将草原与中华组合在一起的军事、政治体制是必要的，成为政治权力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将此一巨大城市作为起始点的交通、运输和移动的网状组织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于统筹所有构成要素的关键地位，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的要点，对物流、通商课税以使国家财政充实。将这些收入以赏赐形式分配给蒙古人，使之成为维持蒙古联合体的支柱。此一赏赐的大部分恐怕再度透过穆斯林商业资本，投入物流、通商活动，在蒙古全境进一步带来经济活动活性化。这就是忽必烈构想的蓝图。
如此一来，蒙古国家本身及其属领，就算再怎么以各种层次的分权势力来细分而成为马赛克状，物流与通商皆能超越这种分有体制。接着，掌握财富根源与流通系统的大可汗，成为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国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构想的大统合计划。如果说成吉思汗建国是第一次创业，那么这次根本性的改变，正可以被称作第二次创业。
在此必须要加以关注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似乎是在政权确立还不明的阶段就开始思考这个构想的。而且，几乎是在怀抱此一构想的起初，就将其与海上的联系也一并考虑进来。
换句话说，忽必烈与其侧近策士，构思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与海洋世界这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这一构想。（文/杉山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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