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的反思与前瞻：共商、共建、共享学术共同体

世界史学科自2011年被确立为一级学科以来，经过十年的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纵向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当代各历史阶段；从横向来看，各大高校已经成立了如美国史、英国史、日本史、中东史、非洲史等专题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然而，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专业人才培养还不够；其次，世界历史范围过大、语言多样、部分领域的资料匮乏，给世界史专业学习带来的难度较大，影响了青年学子对世界史学习与研究的热情；最后，学科布局不平衡，世界史研究阵地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西北地区学科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反思世界史学科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探寻其未来发展的出路，就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

线下参会学者合影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举办了世界史学科建设研讨会，其中一个主题是“世界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未来出路”，另一个主题是“世界史学科的团队建设、特色培育及其遇到的挑战”。特邀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复旦大学顾云深教授、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上海社科院郭长刚教授、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复旦大学黄洋教授、暨南大学李云飞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秉忠教授、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教授、复旦大学欧阳晓莉教授参加座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和杨长云副教授主持了两个主题的讨论，张勇安院长、王三义教授、柴彬教授、刘义教授、吴浩教授、张琨副教授、以及青年教师王佳尼、谢晓啸、沐越等参加了讨论。

主持人郭丹彤、杨长云

议题之一：“世界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未来出路”

围绕这个主题，有八位专家谈了自己的看法。内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从学科本身存在的不足，到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力量的不均衡，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陈晓律

陈晓律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总的来看，除了上海几所兄弟院校以外，世界史学科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不十分景气，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学科队伍建设方面，世界史团队的力量比较单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世界史学科专属的史学阵地较小。除《世界历史》外，没有其他以世界史为主的顶级核心期刊。再次，世界史学科队伍的后备力量严重不足。按照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留人的标准，学者必须要发表顶级刊物若干，还要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才有可能留下，这种压力也导致世界史研究队伍萎缩。其次，世界史学科本身的难度较大。无论是在语言学习方面，还是资料搜集方面，抑或是成果产出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也使世界史学科在与其他学科进行竞争时，容易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最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工作者很难拥有话语权。针对当前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现状，陈晓律教授提出几点建议：一是邀请与会专家多多交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困难，共同攻关；二是世界史学科建设应列入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考评指标；三是呼吁各大高校加强世界史学科队伍的建设，以提高世界史学科的整体水平。

顾云深

顾云深教授根据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工作经历，从“学科焦虑”、理论运用、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探讨了当前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第一是世界史的“学科焦虑”问题。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规划，社会对世界史学科也缺乏一定的了解和支持，导致部分学者对世界史专业的发展前景充满焦虑。要克服这种“学科焦虑”，学者必须确保其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因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一代代的传承。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人必须要沉下心来，在自己本领域内深耕、积累，不为形势、潮流所动。第二是世界史的理论运用问题。世界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对它的研究是一项传承的工作，也是一个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工作。所以世界史的工作者应该与当今一些所谓的“时髦”理论保持距离感，要结合学科本身进行理论的研究。第三是人才的培养问题。由于世界史涉及的范围太大，对各种语言的要求较高，各方面资料收集的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世界史人才的培养难度比一般的学科更大，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从总量上看还是太少。如何解决人才培养的难题？顾云深教授主张借鉴首都师范大学的做法，将世界史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尤其是语言类学科，从而帮助学生克服世界史学习的语言困难。其次要重视导师的作用。导师需要花费精力，引导学生思考，同时对学生们要求严格，在论文的规范性、开题，研究、写作、论文质量把关等方面下功夫。然后要多关注年轻人，多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有信心，不能让年轻人觉得没希望，觉得做世界史一点意思也没有。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来从事世界史研究。最后，世界史工作者要潜心深耕，不能“赶时髦”。世界史本来就是一个小的、后起的学科，它可能永远成不了显学，所以我们要有坚韧的耐心让这个学科成长，同时不断改进自身的不足，这也是世界史学科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赵学功

赵学功教授则从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培养模式、资料建设、学术话语权、学术共同体建设等六个方面讨论了世界史学科面临的一些挑战：第一，人才培养是世界史专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如何吸引更多有天赋、有潜质的学生对世界史的研究兴趣，如何鼓励并吸引他们将来从事世界史研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世界史的整体发展受到了诸多制约。作为刚设立不久的一级学科，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师资队伍建设、课题申请数目、学术交流，甚至整个学科的建设方面，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第三，在培养模式方面，可以借鉴区域国别学的方法，促使世界史学科与外语学科相结合。“世界史+小语种”的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语言不同的难题，也能够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全面均衡发展。第四，资料建设的问题。总的来看，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对有关世界史的国外数据库的订购较为齐全，其他学校可能只订购了其中的一部分，难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所以如何加强资料建设、如何提高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电子化程度，也是世界史学科面临的一大难题。第五，学术话语权的问题。国内学者从事世界史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增进国人对世界历史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某些领域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国外的同行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根据个人的一些了解，目前已经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在欧美有影响的期刊如《美国历史杂志》《外交史》《冷战研究杂志》等发表论文，应该还有一些学者在海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中国世界史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期盼将来能有更多的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对整个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第六，世界史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凝聚问题。近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各种研讨会举办得比较多，但是多数会议都是各个国家的专题研究，相互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如果能够成立一个世界史学术共同体，就包括学科建设、梯队团队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需求、论文发表、人才培养等问题一起展开探讨，或许能够更好地凝聚力量，推进世界史学科更好全面地发展。

沐涛

沐涛教授结合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工作经验，就世界史专业在招生、学生毕业、学科点设置等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世界史学科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面临招生不足的问题。近几年，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人均招生数不到1名，硕士生招生数在减少，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世界史方向的也比中国史少，这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全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学生们普遍认为世界史比中国史难学，对外语及外国资料的要求较高。招生的不足也给学科的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第二，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按期毕业比较难，特别是有发刊论文数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世界史专业期刊数量较少，除了《世界历史》外，缺乏其他以世界史为专题的权威性杂志。尽管还有一些以书代刊，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被列入核心期刊或评价指标体系内的刊物还是太少。再加上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国交流和留学中断，打乱了原有的培养计划，直接影响了论文的质量。第三，世界史学科全国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数量太少，每年新增1-2个。从事世界史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学者相对集中，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分布不太均匀，不利于全国世界史学科的均衡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以他建议，以后在一些项目的评审、论文的发表方面，适当地向中西部学校倾斜，扩大学科点的范围。第四，区域国别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世界史工作者可以参与国别区域学的研究，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准和对外交流；另一方面，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削弱和分散世界史本身的研究力量，且外语、国际问题、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对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也非常重视，所以世界史工作者必须要有一种紧迫感。

李秉忠

李秉忠教授则以《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为题，对区域国别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强调区域国别学可以推动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区域国别学从定义上讲，是一门跨学科的、对于某一地区或区域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它在二战之后，尤其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发展比较快。西方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主要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确定研究的选题，国家提供各种各样政策和经费支持，一些国家还特别注重文明史在区域国别中的地位。李秉忠教授特别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是西方对全球统治智识的体现，所以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被视为大国之学。中国学术界也习惯于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但“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前提决定了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追求的是如何认识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不同国家平等展开相关研究的合作和对话，进而助力于文明交流和互鉴。因此，简单地将区域国别研究视为大国之学并不能准确地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定性，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开展着区域国别的研究。那么如何在国内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李秉忠教授谈到了以下几点：首先，国内学者不仅要生产有关广大发达国家的知识，还要生产有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并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生产出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其次，区域国别学有三种构建模式，分别是以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世界史为主导的区域国别研究模式。陕西师范大学致力于以世界史为基础的区域国别研究，陕师大世界史传统的优势方向是苏联东欧史、冷战史和中亚中东研究，近年来逐渐向黑海地区发展，将世界史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再次，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开设的世界史班，既学语言，又学历史学，还增加了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理论和方法类课程。跨学科的方法对于世界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推动性作用。最后，需要强调中华文明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特殊经验。另外，学者们也应该做一些长期规划，促进世界史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黄洋

黄洋教授首先回应了顾云深教授的观点，即世界史这个学科不是一门显学，所以不要指望它受到特别的重视。当然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像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都比较重视世界史专业的发展。但这些学校都是特例，像复旦大学这样的才是常例。从复旦大学的个案来看，世界史在学校里并不受重视，是边缘学科，与中国历史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世界史学科的这种情况也有好处，一方面来自学术之外的干预较少，学者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二是世界史学科尚未面临被“砍掉”的危险，所以暂时还没有生存的危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世界史工作者到底能够做些什么？黄洋教授谈了以下几方面：首先，在一个大的环境中，整个社会的支持，我们是左右不了的。但是学者们可以尽自己的一己之力，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发表更多优秀的作品。虽然有时候一个学校的招生指标很有限，但是学者们也有一些可做的工作，比如说现在各个学校都可以转专业、转方向，所以学者们还面临着如何将学生吸引到世界史的问题。因此，黄洋教授呼吁同仁们要做一些普及的、面向社会、面向高中生的工作，培养他们对世界史的兴趣。同时写一些有关世界史的通识书籍，面向广大读者，包括高中生。以此为基础，扩大世界史专业的受众面，促进其长远发展。

洪庆明

洪庆明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世界史从业者，对于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本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保持进取。这是因为，人文学科的兴盛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息息相关，对于我们研究外国历史的尤其如此。只有国家经济繁荣了，才会催生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和放眼世界的姿态；只有国家经济繁荣了，世界史研究才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以法国史研究为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水平并不高。但是到六十年代，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从事法国史的工作者比较容易申请到经费，从业者也方便到国外学习、访学和查阅资料，所以在这个时期美国的法国史研究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中国也是如此，2011年世界史学科能够升级为一级学科，也是以200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为基础性支撑。世界史学科发展至今已有十年，十年建设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也存在，第一个是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史工作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第二个是增长模式过于粗放。所以世界史的研究必须要包含大量的工作计划和整合，包括课程体系、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系统训练，因为这些对于史学研究者的逻辑思维训练至关重要。最后，洪庆明教授谈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建设现状。近十年来，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发展迅速，无论是纵向（古代-中世纪-近现代）还是横向（国家/区域）的分布都比较均衡，其中大国史、区域史和周边国家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整个大环境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平台建设还不够完善，历史学期刊太少，大多数杂志都是中国史占据主流，不利于世界史专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洪庆明教授呼吁必须加强世界史学术期刊平台建设，世界史学科学生向编辑岗位发展，以解决学术发表的瓶颈问题。

张勇安

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对这个主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世界史学科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无论是团队的建设、学科的发展，还是学术影响力都在提高，这当然跟学界、学科评审的领导们，还有社科基金评审们的努力是离不开的。此外，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借了一些国际的大势。近年来，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受过系统的教育，为世界史团队增添了力量。然而，根据相关数据，世界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以第五轮学科评估为例，当时参与评估的世界史高校大概有58所，而拥有博士点的只有二十多所。在整个学科评估的序列中，跻身A+类学科（排名前5%）的高校只有3家。绝对排名较低也导致了各高校在资源配置上的劣势。此外，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做得还不够。以上海大学为例，近些年来报考历史学的学生人数的确有所增多，但最终选世界史做毕业论文，或者选世界史来考研的人数还是较少。在这种大势之下世界史工作者能做什么？张勇安教授指出，一是要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二是需要对评价体系进行调整。以往对老师们的评价主要是看科研文章的发表数，或者项目的申请等，如何让老师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的培养上，这应该是最需回应的一个问题。在会议最后，张勇安院长也呼吁与会学者多多交流，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议题之二：世界史学科的团队建设、特色培育及其遇到的挑战

这个议题涉及高校世界史研究的途径、目标和任务等，尤其团队建设和学科特色培育，是一项长期积累之后始有成效的工作。具体应该如何做，十几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整理如下：

郭小凌

郭小凌教授从自己担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和博物馆馆长的管理经验谈起，认为世界史团队建设首先需要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或管理者。上海各院校世界史学科发展成绩喜人，就得益于拥有一批勇于担当、能力突出的学科带头人，这也是任何单位、部门、学科的共性。有了出色的学科管理者或学术带头人，学科的团队建设、特色培育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管理的意义。最后郭小凌教授表达了他对《路易十四时代》中关于世界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大都是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这一观点的不认同，在他看来，治理者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作用重大，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韩志斌

韩志斌教授从学科建设和团队建设的角度，结合自身研究心得，提出建立学术共同体、创办学术期刊、选好学术带头人、营造良性学术竞争环境等建议。第一，建立学术共同体。世界史学科应该以团结的精神，成立包括美国史、英国史、欧洲史、中东史、非洲史、拉美史等研究团体的学术共同体，打破区域国别分割状态，实现中外古今融通，加强交流，促进世界史学科整体发展。第二，创办学术期刊。世界史学科要呼应教育部破“五唯”要求，加强世界史学术评价共同体建设，既要积极创办新的世界史学术期刊，又要加强现有学术期刊的联动，为同行学人提供更多学术成果发表平台。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校长创办的《世界史评论》已作出有益探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创刊多年，已进入C刊行列，得到各高校认可，稿源广泛，目前西北大学又创办了《南亚史》辑刊。每个学校的世界史学科都要积极创办专业期刊杂志，扩大学术阵地。第三，选好学术带头人。韩志斌教授认为德高望重、理论独到的学术带头人对学科发展和团队建设非常重要，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为例，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奠定了中东研究团队的基础，后在王铁铮老师、黄民兴老师带领下，多年深耕，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第四，营造良性学术竞争环境。团队建设一定要有良性竞争的学术环境，不能寡淡，不能急功近利，要勇于探索。

黄民兴

黄民兴教授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西北大学世界史博士点申报经验，从学科困境、区域国别研究成就和发展机遇三个方面分析世界史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区域国别学科对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影响表达了看法。第一，学科困境。世界史学科困境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注重实用学科时就已呈现。历史学注重基础研究，不能直接应用于经济、科技发展，相对而言就不太受重视。随着历年来问题的积累和新情况的出现，世界史面临更多困境。英语、日语等通用语言的使用使世界史过分注重欧、美、日等大国史的研究，忽视欧洲小国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研究。受诸多因素制约，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并没有改善学科困境，世界史在各个方面仍然面临很多发展瓶颈，比如世界史学科点的数量特别是博士点的数量和其他学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第二，区域国别研究成就。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国内的认识存在误区。一种观点认为区域国别史直到今年才被列入学科目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很早就存在，比如1964年西北大学设立了中东研究所，这是国内最早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一，在中东研究方面颇有名气。此外，隶属于世界史的区域国别史研究也已经存在很久，比如西北大学世界史下属的“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学科点1986年就已设立。1986年以印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彭树智先生和中东研究所联合申报世界史博士点，本来申报的是世界近现代史，审批下来的学科点是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是全国高校中有关方向的第一个，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他已经拥有同类学科点的老校、名校相比，这突出了西北大学的学术优势，提高了学校地位。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早已名列国家学科目录，西北大学的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二级学科博士点就是实例。从学科的角度看，是世界史学科最早设立了区域国别史研究。几十年来，西北大学在该学科点培养了一百多位博士，发表出版了很多成果，世界史学人对学科发展一定要有充足的自信。第三，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机遇。社会对世界史学科有需求，世界史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创办刊物、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值得探讨。2022年9月发布的新学科目录增设区域国别学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可以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三个学科学位，这为世界史学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区域国别的研究重点不是历史，而是现状，因此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在立足基础研究的同时，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课题申报要适当地向中小国家、向现实问题、向应用领域转移，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区域国别史确实是世界史应注重发展的新方向，如何去发展，需要认真地讨论和研究。第四，学科评估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近年来，学科评估日益受到重视，它对评估学科有一定好处，但这个指挥棒被过度重视会冲击一些小弱学科的生存地位。一些地方高校拥有一些弱势学科，但这些学科对地方社会发展经济有用。现在，有的学校为了发展重点优势学科进入全国前列学科，把一些小的、弱势学科裁撤，这究竟是不是好事？高等教育终究是服务于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如果一切都为了学科评估，高等教育最后会走向何方？只能有待未来的观察。

李剑鸣

李剑鸣教授首先谈及当前世界史学科发展面临的不利形势。不过李剑鸣教授也指出，大的局面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能做的事情，一般限于学科自身的范围。建设好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当下能做的一件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来推进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首先，我们要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国际性和跨国性。世界史研究者一定要有国际主义的情怀和眼界，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向国际史学尤其是欧美史学取法。在这方面，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的学者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值得其他领域的学者效法。其次，世界史研究要跟整个中国史学一起成长。中国史领域近年有许多出色的成果，比如黄道炫教授的党史研究，刘永华教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都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世界史学者应当跟中国史同行多沟通，抱着小学生的心态向他们学习。世界史研究只有跟上中国史研究的步伐，才有更大的希望。最后，同行之间需要互相分享，彼此交流，这是学术共同体的支柱。要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同行的研究，不仅要分享研究资料，而且要相互引用研究成果。费正清当年写《中国新史》，就引用了近千种同行的论著，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全部有代表性的文献。同行之间的讨论、批评和引用，有利于增加本土的学术积累。第四，师生关系也是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老师和学生、特别是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也属于同行的范畴，而不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老师要跟学生平等地探讨问题，学生可以发问，也可以质疑；老师要接受学生的追问，要反思自己的想法。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最好是采取讨论的方式，而不要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灵感，增强他们的自信。总之，世界史学科虽然是一个小学科，似乎也不太受重视，但我们这些世界史研究的“从业者”，还是要有一点学术上的“贵族气质”，在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同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学者，一个好教师。

李云飞

李云飞教授结合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研究体会，谈了学科方向整合的困境、资政建言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三个问题。第一，学科方向整合的困境。暨南大学基于特殊的办学使命，历来重视东南亚史、华人华侨史的研究，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多聚集到了学校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学科虽然也有部分教师研究东南亚史，但总体来说，不得不采取与国际关系学院差异化发展的道路，着力建设古代中世纪史、冷战国际史、南亚、西亚史。第二，党和国家在国际新格局下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需求，暨南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特别重视资政报告的撰写，并出台了一系列应用类研究成果的认定和激励的措施。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确实有资政建言的空间、潜力和责任，但是世界史学者应当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平衡和取舍，值得深入思考。第三，学术共同体中同行互相交流和引用。李云飞教授特别认同李剑鸣教授提出的构建学术共同体及同行相互交流和引用的观点。他指出，微观研究的深入使得中观、宏观的理论问题容易被忽视，学者之间彼此自说各话，缺乏共同话题，由此造成学术共同体之间关系松散。结合自己研究体会，李云飞教授建议学界同仁在开展微观个案研究时更多关注同行，甚至是中国史同行所关注的话题，比如国家认同、国家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文明互鉴、比较帝国史等。微观研究如果能与共同话题有勾连或争鸣，就更有益于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科发展。

郭长刚

郭长刚教授以乐观的心态看待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从知识生产、历史理解等角度，探讨了世界史学科研究范围、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特色培育等问题。第一，历史研究不应期待被高度重视。实际上，世界史学科也没有被漠视，不然也不会在2011年被升格为一级学科，现在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也是对世界史重要性的认可。第二，拓展世界史研究范围和领域。我们现在的世界史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十几个国家，主要是欧美，现在世界上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除了我们还有13个，这13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只有对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相对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突破西方中心论是很难的，所以，世界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必须扩大研究的覆盖面，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供给。第三，特色培育。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传统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如工业化问题、全球发展问题；可以设置更多的议题，如族群冲突问题、宗教冲突问题、地缘竞争问题等。最后，郭长刚教授呼吁上海市世界史学界勇担重任，提前谋划，推动世界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早立潮头。

陈恒

陈恒教授的发言体现了资深教育者和专业学者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他首先肯定了上海市世界史学会是全国最团结合作的团体，然后话锋一转，抛出了世界史学科及相关讨论令人悲观的境遇。第一，教育的异化。各种讨论看似热闹，却是教育的异化，即“见物不见人”，因为所谈一切都脱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很少有人在讨论和实践中考虑这一问题。第二，世界史学科未来前景不容乐观。世界史本就属于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问题，所以世界史同仁不能太乐观。有机会能为这个时代，为世界史学科做出贡献，实属时代眷顾。第三，做大世界史学科困难颇多。受大环境影响，世界史研究队伍小，基数不够。目前全国从幼儿园到大学有1884万教师，在编在岗全职高校教师256万，其中专职教师187万，世界史研究者不足1000人。2011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也只有京津沪、东南沿海的高校世界史发展较好，很多传统的世界史强校日益衰落。所以世界学科一定要抓住区域国别学可以授予历史学学位点的机会，不要讨论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要乘势壮大学科队伍，扩大话语权，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提升学科地位。第四，世界史学界现实关怀不足。首先，缺乏面向公众阅读的写作，学识没有用于服务社会、服务当下；其次，缺乏改革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的讨论，各学校基本遵循传统，很少思考如何设置应时代之需的课程体系；再次，缺乏优秀教材。陈校长提议上海大学、华东师大等上海高校联合召开研讨会，认真讨论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改革的问题。关于教材，陈校长极为推崇葛兆光先生讲义的写作模式：熟稔中国传统，叙事能力高超，熟知学术前沿，文笔生动，通俗易懂。法无定法，式无定式，他呼吁专家学者们发挥聪明才智，为学生为研究者写好教案，编好教材。第五，学界缺乏三个意识，即问题意识、分享意识、世界意识。克服体制的弊端、改变自娱自乐的治学旨趣、减少内卷、把中国传统文化做成世界性学问应该是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

欧阳晓莉

欧阳晓莉教授回应前面几位嘉宾的话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想。她对李剑鸣教授提到的师生关系、同行对话交流、同行互相赞赏、互相分享感触颇多，谈到硕士期间导师资助电脑，博士毕业后美国导师帮助修改其即将出版的书稿，感慨指导学生写出好文章难于自己写出好文章，并向发言的各位老师致以敬意。她还通报了复旦大学《西方古典学》和《西方史学史》两份辑刊的创办情况，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学程项目，该项目为本科生提供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从而激发了学生对古典学和古代文明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欧阳晓莉教授拥有良好的学科知识普及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她给小学二年级学生做讲座，教他们写楔形文字，她去博物馆开展知识普及活动，她为游戏公司做专业咨询，为古代文明学科能够在中国获得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徐有威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徐有威教授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史，对世界史颇感兴趣。他介绍了自己近年来从事中国小三线研究的经历和感受。第一，要有世界史的视野，擅于从世界史的视角发现中国史研究的新亮点。当代中国的三线建设是冷战的产物，搞清楚小三线建设有利于深入理解国际冷战史，也体现中国史学研究对国际冷战史的学术贡献。第二，要有国际主义的情怀，积极向国外宣传推介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他的小三线口述史著作，已经在美国出版。第三，尝试多元化的历史知识普及方式。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研究成果已成为电影、电视、纪录片和博物馆的素材，普及了历史知识，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现实价值。徐有威教授的研究为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成功经验，也为世界史学科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提供借鉴。

刘义、柴彬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刘义教授和柴彬教授也参与了讨论。刘义和柴彬教授结合工作经历谈及宽松的团队氛围、协作团结的团队精神和勇于担当、富有魄力的学科带头人对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作用。

最后，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作总结发言。张院长衷心感谢线上线下各位前辈、专家及同仁们的支持、指导和真知灼见，也期待各位同仁能够有机会线下相聚，为世界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共商、共建世界史学科学术共同体，将来共享这个共同体带来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