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唐云先生学画的日子

唐云（1910—1993），海上书画名家，擅长中国画、文物鉴定。唐云以其潇洒敦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笔墨功夫和清新俊逸的画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人心胸豁达，狭义热肠，在上海书画界，受过唐云恩惠的人不在少数。对学生、弟子唐云亦悉心栽培，毫无私心。上海画家汪大文自少年时代拜唐云为师，一生受其指点。本文为汪大文对唐云的回忆口述。

据说，不少和我同辈的画家都曾希望拜唐云先生为师。唐先生书画造诣深、为人豪爽洒脱，尤其在收藏方面，自唐先生之后，能出其右者甚少。

拜师唐云先生送了一坛老酒

正式拜师前，我对先生已经非常熟悉。海上画坛，有很多老画家交往的佳话。钱瘦铁和唐云是其中一对。俩人志趣相投，互相欣赏，谈画论艺，形影相随。早前钱先生教我刻印作画时，唐先生在旁，常出言评论，对我提点一二。

我拜唐先生为师，是启蒙恩师钱先生的意思。1957年的一天，在我家客厅里，两位先生都在，钱先生对我说：“你山水画好了，图章也刻得不错，再去跟老唐学学花鸟，他的没骨用色很好，我有时也会用在山水画中。”钱先生这样说，很让人感动。他一心为我好，完全突破传统师门观念，一般人不会将自己的弟子让给别人，更别说入室弟子了。画坛旧事里，就曾经有两位声名显赫的海派画家，因弟子之争而翻脸闹僵，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1958年，唐云先生以没骨画法创作的设色纸本国画《棉花秋趣》

钱先生说这话时笑吟吟的，语态平和，将我推荐给他多年挚友，他很放心。唐先生听了，也哈哈大笑，爽快地说：“可以！”一口杭州话，声音很响，接着说：“拜师吧！拜师吧！”这就答应了。

这是我艺术生涯中第二次拜师，就在我家客厅，礼仪简单。我对着先生鞠了躬，比起之前跪拜钱先生，简朴许多。此时社会开始提倡移风易俗，很多人结婚都只鞠个躬、发几块糖而已，而且唐先生个性随意洒脱，不拘一格，对形式不那么讲究。

虽然唐先生随性，不计较，但我家总觉得太过简陋，心有不安。幸好他随口问我：“你家是不是有一坛酒？”我赶忙说：“有的，有的！”唐先生大手一挥，笑起来，说“明天送到我家去吧”。第二天，我父亲带着我，分乘两辆三轮车，我手里抱着那坛黄泥封口的老酒，送到了先生家。自此，我正式拜在唐云先生门下，有了第二位恩师。

拜师那年，我和唐先生分别处在做学生和做老师的最好年龄。唐先生四十七八岁，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眼中，四十几岁的人已经很成熟、很权威，足够老了。如今我自己年近耄耋，看到四十多岁的人，感觉他们好年轻，真是风华正茂。

上海中国画院首批学徒听丰子恺院长（中）讲画，左起：吴玉梅、毛国伦、邱陶峰、丰子恺、陆一飞、姜大中、汪大文

多年后，随着我走过的路更远，见过的人更多，阅历更加丰富，回忆起钱先生让我拜唐先生为师的初衷，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个决定，既有艺术角度的考量，希望我广泛学习，兼容并蓄，也有他不便出口的隐痛。这一年，钱先生因反对知名画家画檀香扇，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经历过大风大浪，甚至在日本坐过牢。人生的坎坷经历，促使他考虑问题更加周全，他不想我受牵连，因是他的弟子而前途黯淡。与钱先生的落寞境遇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很多领导欣赏唐先生，同辈中朋友又众多，晚辈也都喜欢他，唐先生在中国美协也有影响力。首都有创作项目，时常征调他进京参与。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刚成立，他是首任副院长之一。上海美协成立，他当选副主席。所以有了这次钱先生推荐的拜师。

在“大石斋”做入室弟子

市三女中是我的初中母校，那时我画画已经小有名气，文科功课也都好，只是数学太差，既是因为我不喜欢数学，也是我在画画上花了太多精力的缘故。1957年毕业后，父亲并不勉强我继续读高中，他说：“女孩子就在家学画吧！”我父母一贯开通达观，这是我们做子女的幸运。

学校对面一条弄堂，弄堂里石库门排列，唐先生的家就在这里，江苏路中一村5号。拜师后，我每天准时过来学习。唐先生看似随性随意，教导我却格外严格。20世纪40年代他曾在新华艺专当过教师，带很多学生，现在就教我一个，所有的精力和用心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

爱喝酒的唐云先生

按他的章法，我一早八点钟到他家，从一楼的厨房进门，直奔亭子间，每天如此，风雨不辍。唐家亭子间租住着一位老先生，姓袁，是冯超然的弟子。袁先生单身，民国时期曾在银行里做过事，学识好，修养深，教我古文，让我念唐诗宋词、读《古文观止》。唐先生这一代人坚持说，画要画得好，古文底子必须打扎实。如今我也这样认为。

一般学好早课，差不多九点钟，我上到三楼。唐先生的卧室兼画室就在这一层。先生到来前，我收拾画案、换水、磨墨、铺纸……做一切准备，这是入室弟子的本分。我那时年少，也常闯祸，唐先生砚台多，其中一方澄泥砚，我磨完墨后，没有及时将墨收好。后来因为放置太久，等我再去拿的时候，墨和砚已经粘在一起，密不可分了。这方砚台后来毁了。唐先生看到，有些心疼，倒没有过深责怪我，只说我浪费，暴殄天物。但是我很自责，这件事始终记得。

唐先生给自己画室取名“大石斋”。他大繁若简，用最朴素直白的表述，不饰装点。我也爱石，人在少年时代接触和喜爱的东西，有时会影响终身。大石斋布置拥挤又雅致，墙上挂着几幅画，都是唐先生的心头所爱。一幅石涛的荷花，题款“墨团团里黑团团，墨黑丛中花叶宽……”；一幅石涛赠八大的画“不勾新绿勾乾坤”；一幅八大的瓶菊；书桌后挂齐白石的册页；中间一幅三尺条幅，一老翁闲坐躺椅之上，应是罗两峰绘金冬心，附两句诗“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西风一日疏”，这两句诗悲凉的审美，真实又冷艳，一下子就入了我的心，一记几十年。

多年来，我国内国外，遍访名山大川，在各种机缘之下，收藏石头无数，闲暇时，玩赏这些造型各异的石头，会心生无限遐思。石者，集天地精华，每一块都不寻常，透过指尖的摩挲，好像有情感与人相通。后来我有了自己的画室，取名“神石轩”，致敬唐先生，表达与先生师徒相承之意。时光荏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理解唐先生对石头的喜爱，这是一种人性的归真，而先生很早就已经进入了此种境界。

“东西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在大石斋，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唐先生就进门了。见面后，我主动汇报一早所学。唐先生查功课，有时让我背一段，有时出一些题目让我答，若有差错，先生的脸色便有些严厉，所幸这种时候不多。在唐先生的教导之下，我虽然只读到初中，但古文方面的造诣，并不落后。

来唐先生画室最多的是各色朋友。唐先生朋友真多，海派画坛，交友最多、交游最广者非唐先生莫属。几乎每天都有人到访大石斋。大约十点开始，就听到楼梯上访客的脚步声了。我在这里见到的名家不胜枚举，画家并不多，倒是杂家来得勤，懂理论的邵洛羊、家世好会刻印的叶路渊、擅书法文采好的白蕉、精于竹刻的徐寿白、钻研碑帖的王壮弘，还有若瓢和尚……

来的人多了，空间就很局促，唐先生东西又多，画桌上已经放不下了。这张画桌是定制的，由他自己设计，中间只留可画三尺画的地方，画好的画被先生悬起来，挂在不远处，品赏修改。画桌两边均是他的随手玩物，五花八门，朋友亦可随手拿取赏玩，多是砚台、墨、纸镇、茶壶、印盒、竹刻，都很精美，艺术价值不菲。

唐云先生对汪大文收藏的这方竹节砚台非常赞赏

两张沙发上、桌上、椅子上也占得满满的，只余两把空椅子。唐先生自己坐一把，画画用，客人能坐的那把临窗而放，但基本来客都是站着说话。这是大石斋的独特一景。东方艺术交流叫“雅会”，西方称“沙龙”，据我的见闻，大石斋高朋满座，话题庞杂，畅所欲言，说是中国艺术雅集更合适。每每他和朋友谈到一物，便让我去找，我年龄小，凭借身形优势，有时需要爬进床底，拿出一方砚台或一幅书画。

大石斋收藏的书画以八大、石涛居多，杂件有秦代的美玉，几柄曼生壶我也常见，唐先生用它泡锡兰红茶，一边饮茶一边赏壶。这些藏品可以用三个字概括：“精”“真”“新”。唐先生见多识广，鉴赏力强，眼界高，品位佳，只有精品能入他眼，且必须品相好，不残破，没有明显瑕疵，多年来，他的藏品中，没有发现一件赝品，可见先生功力之深。很多画家都信服唐先生的眼光，跟着他买东西，他让买就买。如果自己去买，但凡有拿不准的，都会请唐先生给看看。

到了下午，唐先生如果没事，通常会带上我去古董店。一次，他与王壮弘先生同行，我们进一家店，看到一幅碑帖，宋代宣和藏本，帖上存有苏东坡弟弟苏子由的图章，套子是明代万历年间重制的，非常难得。两位先生对我说，是个好东西，可以买。买回来后，唐先生在上面题款，抬头写“大文小朋友……”如今，我翻开此帖，每每感慨万分，无比留恋在先生身边做小朋友的岁月，仿佛自己还没长大。

还有一次，我跟他去古董店，我们看到一个绿色杯子，道光年间的物件，他说好，买回来。回到家，先生倒上五加皮酒，色彩明快诱人，所谓“玉碗盛来琥珀光”便是如此吧。

跟着这样的恩师，慢慢我也喜欢上逛古董店，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唐先生告诉我说，东西用了才是自己的，不用不是自己的。我深以为然，几十年来，无论在美国、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我玩砚赏石，生活趣味无穷。这是唐先生教我的达观态度，是一种境界，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不为名利外物所累，进而可以推及到艺术态度上。

唐云先生的个性像李白

唐先生为师，当然会教我作画，怎样用笔，如何着墨，但更多的却是熏陶，一种建立在艺术技法之上、又高于方法的素养教导。那几年，我跟在先生身边，他作画，我拉纸头、裁纸，观察他的笔墨和构图；跟他学画花鸟，特别是他炉火纯青的没骨色法；听他分析点评那些传世古画的精髓；他各类五花八门的收藏从来不吝过手给我赏看，价值连城者亦在此列；他和挚友倾谈、交流，他的艺术观点、生活感悟、人生态度，让我比同龄画家更早开始接触艺术理论和艺术哲学。我在年轻岁月里能拜唐云先生为师，用句古话说，就叫“取法乎上”。

唐云在创作中

唐先生曾让我去买一本册页。他说，大文啊，我来帮你画，每次画一张。册页买来，先生果然践约，这本册页画得真好，幅幅用心，页页都是精品。后来钱先生看到，也画了一幅。谢之光先生看到，又画一幅。待全本画满，我去装裱的时候，想着唐先生的话，先生希望独自成册，便将他的画单独成集，首页是幅牡丹，洋红色用得极好，我常拿来看，叹为观止。

唐先生擅花鸟，挂起来宜室宜家，且他画得好，名声响，求画的人很多，上至达官，下至芸芸小辈，唐先生很少计较。他在美协时很忙，有时上午接待任务结束，风风火火赶回单位，刚一落座，汗还没擦，茶没喝一口，有年轻人凑过来，说：“唐先生给我画两笔吧!”他总是欣然答应，很少推诿。

这是他为人豁达豪爽，唐先生骨子里有执剑仗义的侠客精神，对待朋友从来肝胆相照。江寒汀先生身后，家人窘迫，他送钱应急。潘子云先生生病，他又拿出几十元。此类善行比比皆是。他和若瓢和尚交好，俩人的这段交往佳话，很像佛家说的因果互报。唐先生年少时曾受过若瓢和尚的帮助，此恩惠他念念不忘，1949年后，和尚生活困难，唐先生报恩，时常接济，我曾见他送一幅六尺大画给和尚，让他卖掉贴补日用。若瓢和尚不拘俗礼，有时外出用餐，唐先生就笑对他说：“戴顶帽子，行走方便！”

如果要找位古人对应，唐先生个性很像李白，一样的天赋异禀，才华出众，一样的闲情雅趣，个性洒脱，也都爱聚友，爱喝酒。来画室的朋友，常被他留下来一起吃午饭，家里是否有准备，他从不考虑，偶尔惹得师母措手不及。有时一顿饭，边吃边聊，能从中午吃到日沉西山。三四只菜总有的，最常见的是毛豆和咸菜，但一定会有酒，经常让我去附近小店买酒。装酒的容器很特别，是只葫芦。

唐先生喝酒，除了早餐，餐餐必备。他喝白酒、喝绍兴老酒，也喜好喝白兰地。我跟先生学画时，是他爱喝白酒之际，有时乘酒兴作画，一挥而就，神思敏捷，落笔生花。他说喝点酒，画画没顾虑，下笔果断，洒脱流畅。

有一次，他怂恿我也喝点。我那时年少，没喝过酒，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喝，听老师的话，喝了一汤匙。据在场的人说，白高粱酒一入肚，我立刻脸上发红，一红到底。酒释放了我的天性，那天我很高兴，话特别多，偶尔还语出惊人，引得唐先生不时哈哈大笑。自此以后，我知道自己喝不了酒，如今每到席间拒酒，便常想起当日情景。

另有一次，唐先生要把自己养的一只鸟送给我。绿色麻雀大小的一只，头上生了疮，关在笼子里。先生给的，我就带回了家，用心照养。那时我还在房间里养鸡。鸡和鸟相处日久，鸡学会了鸟叫，鸟学会了鸡叫。一鸡一鸟，整日叫嚷不停，吵得家里不得清净。有一天唐先生在，我对他说，鸡学鸟叫，一天到晚吵得不行。说话时他正和钱先生喝酒，就让我把鸡叫过来。他用筷子夹豆干，在酒里泡过，逗弄鸡跳着吃，鸡昂着头一回两回，几根之后，就没了声音，醉了，跑到旁边睡觉去了。唐先生多有趣啊！

父亲将我拜托给唐云先生

唐云先生与我父亲早年就认识，相处得很好。两人同年生，都属狗。有一年过年，唐先生给我父亲拜年，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他在纸上画一只鸡、一条火腿，几枝腊梅，还有一坛酒，都是拜年礼品。可惜这幅画毁于“文革”。

汪大文日常创作的国画小品

遗憾的是，我父亲早逝，1959年间过世。古语说，为师者，如父如兄。老人家驾鹤西行后，唐先生作为我的父辈，待我这个小弟子一如自己的子女，教导我，照顾我。我心里同样视唐先生为父，尊敬他，爱戴他。这是我们的年龄差和师徒之情使然。多年来，我每忆及父亲过世前的情景，总有一种冥冥中宿命安排之感，仿佛父亲将我托付给唐先生一般。这种想法，让我在数十年里，哪怕很少和唐先生见面，心理距离都无比亲近。

我父亲过世那年，我去报考上海市美术学校。这所学校虽然也简短叫过美专，却不是1912年刘海粟先生创办的那所。大名鼎鼎的上海美专，在1952年院校调整时已经搬离上海。这是一所中专院校，1959年春天刚刚成立，是当时上海唯一一所专业美术学校，第二年陈逸飞去读的时候，已经升级为本科。

我去报考的美专在淮海中路，原鸿英图书馆二楼。画家汤增桐主持校务，准备招收六十名学生。我本来很有把握，因为一直手不离笔，非常刻苦。意外的是，后来打听结果，说没有考取，因为出身不好。那时无论是考学还是招工，影响结果的因素很多，阶级出身是关键的一条。

我想，既然没考取，那就安心在少年宫继续画画吧。但是我很幸运，我考试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关心。上海市美术学校的上级单位是文化局，唐先生交友广，有熟人，据他得到的消息说，录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一天晚饭后，唐云先生来到我家，我家住愚园路十羊泾。那天傍晚，他走上楼，要把好消息告诉我卧病的父亲，也是惦记我父亲的病情，要探望一下。我父亲有严重的高血压，那几天发病，连续吃中药后，已经开始出现不适，一直拉肚子，但我们都没警觉，他仍然坚持吃药，此时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人已经虚脱在床。

据唐先生后来说，他和我父亲有两句对话。唐先生看到我父亲，说“大文考上了”，接着问：“你认得我吗？”我父亲看他，回答说：“你是唐云！”这是我父亲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我每每想起当日情境，总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父亲像是把我托付给了唐云先生一样。

拜师程十发

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考取上海市美术学校之后的第二年，唐先生推荐我进入上海中国画院。画院的成立历经波折，1956年才正式挂牌，能进画院是一种官方认可，第一批画师更是地位尊崇，海派画家都以能成为第一批画师为傲。除画师外，考虑到梯队建设，后继问题，1960年画院首次招收学徒。唐云先生对办公室主任邵洛羊说，这个女孩子画得很好，很有前途，出身不是问题，出身她又选择不了，不该由她负责。唐先生思维敏捷，话说到了点子上。一年前我报考美专落选就是因为出身问题，他为我解释，强调画院收徒，应重点看是否画得好，有没有潜力和前途，值不值得花力气培养。

唐先生画好，又任副院长，是个有分量的推荐人。画院信任他，很重视他的意见，就派人去市少年宫外调，了解我的情况。了解下来，知道我曾经为西哈努克、金日成、苏加诺等国际友人现场表演，并赠画他们，说明我画得很好，能代表上海青少年绘画的较高水平，而且政治上能过关，否则不会让我参与接待外国元首。

唐云先生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布景画

就这样，1960年，我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批学徒。我们这批共五个人，看得出是精挑细选。能进画院大门并不容易，陆一飞是正泰橡胶厂的工人，当时已经入党。邱陶峰年龄最大，也来自工厂。吴玉梅从松江农村广播员的岗位上来，比我大一岁。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红色出身。毛国伦十七岁，年龄最小，进画院前在大同中学读书。我没有职业，也一早离开了学校，身份算社会青年。幸好唐先生有威信，人缘又好，人家给他面子，我才没有重蹈一年前的覆辙。

很多人以为唐先生费尽心力将自己的入室弟子推荐进画院，是为了方便自己继续教导。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进画院后，唐先生做出一个决定，他推荐我拜程十发先生为师，去跟随程先生学人物画。先生对我说：“现在宣扬新风尚，艺术要为大众服务，画画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了，人物画最有前途，你有天赋，跟钱老学过山水，跟我学花鸟，再去跟程十发学学人物……”

唐先生做这个决定完全是为我着想，当时山水画和花鸟画已经非常边缘。为个人前途考虑，当然是画人物画前途光明，但我是个女孩子，没有父亲，不到二十岁，人生阅历简单，想不到这一点。退一步讲，即便当时能想到，让我放弃师门，主动转投其他老师，我也不能做。这些唐先生都为我考虑到了。因为唐先生的决定，不久有了我的第三次拜师。

很多年后，我回忆起当时决定我艺术走向的这个节点，无比感慨。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唐先生承前启后，他接手钱瘦铁先生，又亲手将我交给了程十发先生。钱瘦铁的山水、唐云的花鸟、程十发的人物，使我接受到中国画的全面学习和熏陶。每忆及此，总感先生德义，高山仰止！

在画院很少见到唐云先生

画院初创，地址在白崇禧以前的公馆（汾阳路150号），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光阴。当时名家汇集，院内出入者皆是声名显赫的画坛大家。白公馆高大开阔，地上几层辟为画室和办公之用，宿舍在半地下室。我们这些新招录的学徒，就住在这里。我和吴玉梅一间，那间没有窗，面积也不太大。陆一飞是学生组长，独自一间。吃饭有食堂，当时正逢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我记得西安过来两位教师，来交流学画，和我们同吃同住，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发生了浮肿。我还好，周末能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安然度过了困难时期。现在回想起来，才醒悟那几年生活多么艰苦，但在当时并不觉得，既是因为年轻，初入画院，一切充满希望，也是人在困境中的坚韧有时超过想象。

虽然同在画院，却不能常常见到唐先生。唐先生非常忙，美协那边事情多，又兼着展览部的工作。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和吴玉梅从大楼梯走上去，老先生们正在大厅开会，坐成一排，院长丰子恺居中，左右是唐云先生和王个簃先生。我们崇拜这些大师，心情激动，从佣人走的小楼梯进去，将这些老先生们再看一遍。

我晓得他们是来看新人的，就是我们这些学徒，商量拜师的事情。那天我在院子里遇到一个人，肚子大，戴宽边眼镜，后来知道是吴湖帆。画院里常见到的还有贺天健、王个簃，他们都有职务，是副院长，经常过来开会。女画家也见到过，吴青霞、周炼霞、李秋君、陆小曼、陈佩秋。对周炼霞印象最深，她人有点胖，学识真是好，教过我们古文。

这之后不久，画院组织我们拜师，陆一飞、邱陶峰两个年龄大些的，跟随吴湖帆、贺天健先生去学山水。吴玉梅拜唐云先生为师。我和毛国伦的老师是樊少云、程十发两位先生。拜师后，我与唐先生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但我总盼望能见到他，一者有我父亲过世前，我的心理归因，觉得父亲把我托付给了唐先生，由此我心里生发出对唐先生的亲情。又有两年多时间作为入室弟子，与先生朝夕相处，我对他的熟悉和信任。有时吴玉梅说起唐先生的时候，我总用心听，还会打听一下先生的情况，如果能见到，那就更加高兴，心里很温暖，觉得自己在画院有亲人，很安心！

汪大文（右）回国后去探望恩师唐云（左）

1981年，我去美国。回国后我去中一村看过唐先生。之后他搬了家，我也去过。明显感觉先生老了。后来有一次，程十发先生跟我说，唐云先生不大好。当时唐先生已经住在华东医院，两日后传来先生过世的消息。据说是他潇洒惯了，不愿留在世间苟延残喘，亲手拔掉维持生命的医用导管，一挥衣袖，决然而去。我听后很悲痛，因为熟悉而了解，相信这是一种唐云式的死法，是先生的个性。

（本文由汪大文口述，上海市档案馆馆员魏松岩整理，原文刊载于《世纪》杂志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