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兴中产阶级的历史横切面：M町的生活组画

本文摘自《日本新中产阶级》，[美]傅高义 著，周晓虹，周海燕，吕 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

家庭的付出：母亲的投入

考试的成败不只关乎考生本人，更与一个家庭成败休戚相关。父母和子女共享着参加考试的自我牺牲、焦虑、激动和悲喜。人们假定孩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父母的帮助；而社会的观念则是，孩子的成败，同样也是父母的成败。但在考生之外，卷入最深的是他的母亲，当听一个母亲说起孩子考试的情况时，人们甚至觉得，她正在经受甚至比考生本人更大的折磨。

从一年级开始，一个孩子就要每天带着书包回家，这样，他就可以在母亲的帮助下完成每天的功课。即使家里暂时雇用了一个家庭教师，最终，辅导孩子完成作业（或者，从孩子的观点看是盯着他们完成作业）的责任还是落在母亲头上。这一工作通常非常困难，孩子们因此无法在没有母亲辅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功课，而一般来说母亲也无法在不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由于绝大部分M町的母亲只读过小学，或最多是战前的“女子学校”（相当于新教育体系的11年级），也由于战后的教育改革极大地改进了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母亲们而言，即使是小学的功课，辅导孩子也并非易事。许多母亲在孩子上课的时候阅读他们的教材和其他课本，还有人会向家庭教师或学校的老师咨询，以跟上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对于母亲们来说，超前于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并不容易，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母亲渴望孩子们取得成功，并不仅仅是为孩子考虑，也是在为自己着想。在家长会上，面对一大群母亲，老师往往会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表扬或批评孩子的母亲。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当自己的孩子演出之时，母亲要站在孩子的身后，而台下则是观看表演的其他妈妈和孩子。因此，对于演出的评价既是针对孩子的，也同样与母亲相关，因为人们认为母亲应该督促孩子，按照老师的指示在家里进行练习。

无论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母亲聚会场合，孩子们的表现都常常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多孩子穿着学校的校服，它就像军队制服一样显示着地位的高下。一些学校会在公告牌上张贴班级成绩排名，或者根据学习成绩来安排座位。但即使学校不作这样的公示，很多父母也有办法了解孩子的名次。当同班同学的妈妈们聚到一起，通常情况下，彼此都对其他孩子的学习状况心知肚明，孩子成绩一般的母亲通常会仔细地倾听孩子成绩较好的那位妈妈说些什么。而后者即使努力地表现出谨慎、委婉或谦虚的样子，也很难克制住不去炫耀孩子的成绩。例如，她可能很不经意地提到孩子在得到老师的表扬后计划专攻某个领域，或是描述如何对付孩子的一些有效技巧，说起因为这些技巧，孩子们现在表现不错。又或者，她会鼓励另一位母亲，描述自己的孩子也曾一度无论怎么敦促都不求上进，但现在却突然有了良好的表现。

孩子的表现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母亲的地位。例如，当学校试图为那些有发展障碍的孩子推荐一些特教班时，父母会非常抵触把孩子送进去，因为这就等于给孩子贴上了污名的标签。他们会四处奔走，恳请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常规班级，因为对父母而言，让孩子上特教班是件非常丢人的事。

即使是那些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也无法避免母亲之间这种建立在孩子成绩之上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流阶层的母亲面对的竞争甚至可能更为激烈，因为她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胜过其他的孩子。有一些母亲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比不上出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脸面上过不去，宁可让孩子停掉音乐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课程。

母亲们的地位会随着孩子考试成绩的好坏起落不定，但这类起落一般并不明显，因为家庭和社区通过成绩的好坏和预考的表现，对一个孩子在考试中表现如何已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不过有时还是会有意外的惊喜，而母亲们也总是满怀期望，希望孩子会被一所以难进著称的学校录取，然后，自己家在社区的名望就会随之上升。

对母亲和孩子的评价如此紧密得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成功属于孩子还是母亲，或功课是孩子还是母亲做的，都眉毛胡子混在一起。暑假里，孩子们每天都要做作业并完成一些选修项目，并在开学时交上去。那些做得好被老师表扬的作业，众所周知部分或几乎全部是由母亲做的。尽管绝大部分母亲对“妈妈做的作业”持批评态度，但她们仍然觉得必须帮助自己的孩子不落人后。许多母亲很清楚地认识到，母亲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过度介入颇具危险，这会导致结果成为针对母亲的教育而不是孩子的学习。也会有很多有见底的母亲担忧这样会让孩子变得做作业时过于依赖母亲，失去自己的创造力。但是，也有人认为辅导孩子做功课并不会干扰孩子的学习，他们觉得，孩子需要指导，他们的帮助使得孩子们能够更充分迅速地吸收知识。

认真负责的母亲对孩子寄予无限希望，但也会意识到，欲速则不达。然而，一些母亲过于希望获得他人的赞美，以至于为了让孩子的成绩更快地上升而不得不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即使母亲会使用各种小手段，努力在孩子的实际能力和自己的期望之间达至均衡，但她为孩子考试成功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毫无疑问孩子也会感同身受。

考试的膨化

只有分析了与入学考试相关的各种制度及实践，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入学考试会受到如此重视。然而，M町的居民觉得这个制度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自己成了考试制度的奴隶。他们为那些被迫过着严酷生活的孩子感到悲哀：孩子们被剥夺了快乐，被剥夺了音乐、运动、自己的爱好、电影、电视，无法享受阅读的愉悦。例如，一个女孩说，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她闲暇时间的活动只是偶尔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在百货公司逗留一小会儿。由于有考上学校之后生活会稍微轻松些的希望，这种苦行主义还不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听上去倒和传统农民的看法差不多。准备考试之所以痛苦，不仅因为一个人必须为此做出牺牲，还因为除非他通过了升学考试，否则，那种担心自己无法成功的焦虑和恐惧感，至始至终都高悬在年轻人的头顶上。

毫无疑问，在这个苦行主义的阶段，这些学生会吸收大量的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自己的本国语言、文学和历史，还需要学习英语，并熟知欧美历史和文化。数学和科学课程的要求较之美国的学校也要高一些。

但与此同时，学生们必须牺牲那些无法以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学识。例如，因为考试是以笔试而非口试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就不会练习日常对话，而是将精力集中于阅读，在语法中获得高分，以及在某些个案中，他们会更关注那些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学术表达方式。中学老师抱怨说，学生们对与科学紧密相关的实验室课程不感兴趣，因为考试的方式是阅读考题然后纸面答题。由于考试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一个在某领域显现出强烈兴趣的孩子可能受到老师的鼓励，但他的家长则试图让他的学习兴趣更广泛一些，这样他才能够在其他的科目中进行充分的考试准备。由于多选项方式的考试无法衡量原创性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考试的重点只是记忆而已。

即使不参加考试的学生试图模仿考生的学习模式，他们也会觉得有失落感——被班上的尖子生在竞争中抛在身后，又受到学校老师的忽视。由于在这个阶段不允许学生退学，学校理应为家境较差的孩子进行补习。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穷孩子们常常抱怨说，学校的补习课程提供给了那些要准备高难度考试的尖子生。一方面人们希望学校去帮助那些想做兼职的孩子，帮助他们在读完9年级之后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这类学生却觉得他们被忽视了，因为学校对安排那些会继续学业的学生更感兴趣。即使是那些没有抱怨的家庭也会烦恼，他们的孩子失去了成为工薪族一员的机会。

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里，教育青年的工作不是在家庭而是在教育系统中进行。但是，对于这些工薪家庭来说，教育既在学校，也在家庭中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家长成了教师的助理，为老师们检查作业，帮助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师生关系。母亲必须监督孩子，给他布置功课，检查作业，给予必要的惩戒以促使他完满完成功课。然而，在许多工业化的社会里，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严格地限制在基本的社会化过程之上，主要是提供情感上的帮助，而在M町的工薪族家庭里，他们必须接受另一项额外的工作，其目标是母子协力为考试作准备。

作品简介

《日本新中产阶级》，[美]傅高义 著，周晓虹，周海燕，吕 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

作者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还在日本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那么《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是活泼的小品，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