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缺失的终结》,【美】克尔·哈里斯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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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什么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显然,对于今后要来到世间的数十亿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如今的网络技术将是一个巨大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极细微地知晓一点点,故事也很自然,因此都会被大家所忽视。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曾疯狂地迷恋电视机,但最终,电视机可以一直开着无人观看,正如他们之前的人冷落收音机,任凭它们低声细语、如泣如诉。我们之后的数代人也将被互联网淹没,对于互联网的基本目的和意义的疑问,也将不复存在。在他们的生活中,将会缺失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先辈们想当然就拥有的一种思想理念,而他们却几乎无法察觉这些重要东西的消失。
但是,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刹那,那是两种存在方式交替的刹那,这是非常难得遭遇的机会。我们这代人曾经一无所有。如今,我们可以获得互联网所提供的不可思议的联系。如今,我们尚有为数不多的时日,可以让我们亲身经历“前互联网时代”与“后互联网时代”的差异。
这个历史刹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验。在巴士站等车之时,我们的手会不假思索地去掏出手机。或者,我们跟朋友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听到手机的呼唤,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我们的谈话还是可以很融洽地进行,只需要说“稍等片刻”……
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乱糟糟的巨变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那唯一的差别,这也是我们的后代绝对很难抓住的一种差别,那就是“缺失的终结”,即永无缺失。白日之梦境,不再无声;独处之煎熬,再也无踪。
我是2008年接受温哥华杂志编辑工作的。当时,全球经济危机也给我们行业的摧枯拉朽出了一把力。有蒙特利尔的业界大亨一口气裁员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责任,也被我们幸存的几家杂志社非常不情愿地承担起来。十年前,没有几家杂志的编辑需要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管理推特(Twitter )或脸书(Facebook),进行互动。但如今,我们在管理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我们耗费着时间,盯着四四方方的电脑屏幕,创造着电子的虚无。
在编辑会议上,我们总是被抱怨,说我们在推特上的互动不够多。有一天,开过编辑会议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小隔间。桌上那两个永不关机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窗口。我开始写一篇关于太阳马戏团的小文章。刚敲了不到75个字,艺术版主任通过“iChat聊天”发给我一个视频——男模安德森•库珀自爆为同性恋。我马上去看那个视频。正看着,又一个iChat聊天窗口弹了出来,是主编发来的,问我一个问题。我只好打开电邮的收件箱去找一封旧的邮件。与此同时,我母亲也发来电邮到我的另一个邮箱,让我明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带上她喜欢吃的沙拉,等等,等等。不到十分钟,我进行了十多种数字互动,但是全都开了个头,没有做完。那个活泼的实习生飘过我身边,问我一个问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我想尽快关闭的窗口。早在1998年,女作家琳达•斯通就对我的这种状态做了一个经典的描述:“持续局部注意力”。这是一种即兴的状态,但我似乎每天都被这样的状态所主导。
如果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件事,然后再开始做第二件事,那么我们杂志社里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的。电脑屏幕上的警告提示,我从不放过;手机的每一个提示,我都会处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员盖瑞•斯莫博士(Gary Small)曾经写道:“人们一旦习惯了这种状态,就会在永不中断的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们的自我和自重将得到满足,而且不可阻挡。”我想,有那么多要跟我建立联系的邀请向我铺天盖地地袭来,我确实获得了某种满足感。我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一定非常需要我。我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在杂志社工作几年之后,情况变了,我对那些手机提示的态度变了。到底是什么变了?
斯莫博士说,如今,这种破坏的气氛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刺激我们的肾上腺喷发肾上腺皮质醇和激素。
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在短期内大量释放能量,使记忆力得到增强,但是长期来看,这会损害认知能力,导致忧郁症,并且改变脊椎海马体、杏仁核以及脑前额叶外皮的神经元回路(脑前额叶外皮是大脑控制情绪和思想的部分)。长期慢性的技术烧脑甚至可能改变大脑的内部结构。
“技术烧脑”,真形象,真生动。在那备受折磨的午后,曾有一度,我停下手头的工作,算了算两个屏幕上开启着的窗口的数目。14个!我一边数着,手机又响了一下。
跟互联网一样,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使某些工作变得荒诞无稽或毫无用处(永别了,修道院缮写室里的抄经员),而且它的摧毁程度远非如此。由于活字印刷,复制书籍的精确度和速度得到极大提升,于是出现了类似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数据大爆炸:在巴黎进行的布道会佳作,可以在里昂完美地复制。(品牌价值也有了提高:有史以来第一次,臣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君王的相貌。)这样的统一性,为知识与科学理解的巨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的知识界还是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在此之后,他们可以开始进行国际性的讨论。
学者与权威人士可以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而不是重蹈他人之覆辙。印刷术的影响席卷整个欧洲,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导致了马丁•路德打破天主教会的禁锢,更触发了启蒙运动。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出版书籍价格低廉,数量众多。很多人,从读诵史诗的人,到有财力、拥有手工制作的书籍的少数权贵,均受到影响。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写过一本小说《约翰•古登堡的辩护》(The Justification of Johann Gutenberg)。在书中,古登堡与一位修道院的院长进行了辩论,他们针对的不是印刷的内容,而是阅读这些印刷物的方法。
那位修道院的院长说:“上帝的语言需要由祭司来解读,而不是像粪土一样被传播。”印刷物的泛滥,使得普通人对其内容唾手可得,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构成重大威胁,也剧烈动摇了文化基础。但是,在1450年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印刷界只在数量上有了发展(书更多了),而有限的市场、有限的流通、有限的识字程度都阻碍了印刷术的真正发展潜力。我们目前的情况与之不同,我们能够立刻感受到生活有了本质上的飞跃。我们的命运被网络技术重新谱写,立刻、马上,而且非常全面。
任何一个人若能在有生之年经历这样的变革,那真是三生有幸。毕竟,1450年古登堡的印刷术所带来的变革,不是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的。那是一场缓慢的演变,历时数个世纪,其完全的作用才最终得以显现。在英格兰,19世纪之前,普罗大众识字水平很低,跟印刷出来的书本的接触本来就很少。而在印刷机出现后的350年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而如今的时代,大浪淘沙,前仆后继,此必灭彼,后后灭前前。我们所经历的是某个单一的刹那,而不是一个时代。
作品简介
《缺失的终结》,【美】克尔·哈里斯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缺失的终结》是一本反思互联网时代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影响的书。作者认为,我们都曾渴望有一段远离现实生活烦扰的“瓦尔登湖”时光,悠闲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从飞速变化的漩涡中暂时“缺失”。然而,互联网生活让我们每时每刻被互联网化,手环监测着我们的心跳和睡眠,微信、脸书、推特让我们人在床上就与世界链接起来,跑步了吗?走路了吗?英语单词背了吗?早餐的卡路里是否超标?坐在办公室,无数亟待处理的信息狂风暴雨般地涌上电子屏幕和手机屏幕,十几个窗口同时打开,每个人都成为数字移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真实地活着,不再具有专注力,不再耐心,无法深度思考。我们的记忆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背诵诗歌、名字和史实吗?维基百科可信吗?网络欺凌能被制止吗?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一批做白日梦的人?作者担忧的是,我们这代人还能够短暂地远离互联网,而出生在00后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用拇指和食指放大一本杂志上的照片。“缺失”被永远地终结。
此必灭彼?大可不必!
作者认为:技术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删除或归零呢?技术无所谓好和坏,我们每个人各自决定要与技术进行多大程度的互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真正能够从中获益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要如何生活?
这本书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反思,而不是开出一张救世良方。不加思考地拥抱和一味地拒绝,都不是答案。绝对的拒绝,其实也是一种依赖。但你可以尝试告诉你5岁的儿子,圣诞节期间,互联网放假了;也可以像中国人一样,挤上春运拥挤的火车,和家人有一个真实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