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代：波德莱尔的闲逛者和本雅明的游荡者

到底谁是这样的人物：他既归属于一个时代，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异己者和陌生人？本雅明选择了游荡者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异己者。这些人无所事事，身份不明，迈着乌龟一样的步伐在大街上终日闲逛。他们现身于19世纪兴起的现代巴黎都城之中，但是，他们和整个现代的分工要求和市场法则相抗衡。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巴黎的街道上：“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间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让多数人去关心他们的日常事务吧！悠闲的人能沉溺于那种闲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经无所归依。他在彻底悠闲的环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嚣躁动中一样无所归依。”这些游荡者在人群之中，但又和人群保持间距。他和人群格格不入——一切都不是他的归属。如果说街道上的人大多有具体的关心和目标（未来），因此是沿着一种线性（同质性和空泛的）的方式前行的话，那么这个游荡者行走在街道上，毫无目标，不知所终，不时转身，他只沉迷于闲逛和观看。此刻因此无限期地滞留——它并不包孕着一个明确的未来。

波德莱尔

这个游荡者显然是从波德莱尔那里获取的灵感意象。波德莱尔笔下的画家居伊是这样一个闲逛者的形象：“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行之便的君王。”画家也在到处行走，到处游逛，但是，他不是和群众保持距离，而是“和群众结为一体”。他是闲逛者，但他并不冷漠，而是充满激情，他不仅有“巨大的快乐”，也还有“小小的快乐”。

显然，波德莱尔的闲逛者和本雅明的闲逛者有所不同。尽管都是闲逛，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游逛者是否在保持“距离”地观看，或者说，是否是格格不入地观看。都是现代生活的热衷观察者，本雅明的游逛者置身于街头，但他是街头的一个外人，他对街道人群态度冷漠，他和他们背道而驰——他在细看他们的同时也和他们保持距离，发生抵触。而波德莱尔的游逛者充满激情，非常投入，兴趣盎然，他欣赏他们。本雅明借用了波德莱尔的这个游逛者形象，但是他又偏离了这个形象。本雅明为什么会采用这种保持距离的观看？这种偏离来自何处？这是布莱希特给他的启发。布莱希特这样谈到他的间离戏剧：

“我试图在这篇短文里阐述德国剧院使用的一种使观众跟舞台上表现的事件保持距离的表演技术。这种‘间离’技术的目的，是使观众对舞台事件采取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至于它所采用的手段则是艺术的……大家都知道，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通过移情作用而产生的。在今天，墨守成规的演员总把心力集中在创造移情作用这一点上，以致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 这就是他的艺术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与通过移情作用而产生的效果，正如水之与火，是绝不相容的。‘间离效果’的技术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演员去创造移情作用——至少是防止演员去创造通常程度的移情作用。”

布莱希特谈论的是表演技术，但是，表演的目的是观看，其最终目的是让观众不要“移情”地观看，不要全身心投入地观看。也就是说，让观众保持距离地观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想是，观众在看戏剧，但并不沉浸在戏剧之中进而被戏剧所吞没，相反，他们应该和戏剧和舞台保持距离，并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这是一个自觉的观众角色。事实上，观众也只有和舞台拉开距离，才能真正地对舞台洞若观火。

本雅明的游荡者，就是波德莱尔的游荡者和布莱希特的观众的一个奇妙结合：一个不移情的游荡者，一个四处闲逛的观众。对本雅明来说，布莱希特的舞台换成了19世纪中期的波德莱尔的巴黎；波德莱尔街头的热情游荡者带上了布莱希特式的冷静眼镜。这个独特的将街道当作自己居所的闲逛者，迈着闲散的步伐在街头四处打量，但又和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城终究是格格不入。他是19世纪中期的现代性的产物，但又是这个现代性的对抗者。他生活在他的时代，一刻不停地观看他的时代，他如此地熟知他的时代，但是，他也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他和他的时代彼此陌生。

1838年，法国人路易斯·雅克·达盖尔拍摄的巴黎街道

这样正在观看他的时代的游荡者是什么人呢？我们正是在这里切入当代（当代人）的概念。什么是当代？用阿甘本的话，“当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在此，阿甘本表明了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只有保持距离，才能“死死地凝视它”。也只有保持距离，才不会被时代所吞没所席卷，才不会变成时尚人。对于阿甘本来说，真正的当代人，就是类似于本雅明的游荡者或者布莱希特的观众那样同观看对象发生断裂关系的人。用尼采的术语说，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只有和自己的时代发生断裂或者脱节，才能“死死地凝视”自己的时代。这是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延伸：从布莱希特的格格不入地看戏到本雅明的格格不入地看城市，最后到阿甘本的格格不入地看时代。阿甘本将这样的观看自己的时代，观看现在的人，称之为当代人。

当代人必须死死地凝视他的时代，那么，他到底要在时代中看到什么？他是要像波德莱尔笔下的人那样紧紧地凝视如同充满电流的沸腾生活吗？“当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对于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来说，所有时代都是黯淡的。当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黯淡的人，他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也就是说，当代人并非被时代之光所蒙蔽的人，而是在时代之光中搜寻阴影的人。他和时代保持距离，就是为了观看时代的晦暗，是主动地观看这种晦暗。因为，“当代人”天生就是被这种晦暗所吸引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

但是，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对阿甘本来说，晦暗和光密切相关。晦暗并不意味着是绝望的深渊。相反，晦暗也是一种光，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曾抵达我们的光。所谓的黑暗，不过是光的未曾抵达的临近，是光的黑暗闪现，就像宇宙中有一些“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因此，这些黑暗不过是我们看不到的光，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光并非同黑暗一刀两断，而是被黑暗所包裹而难以挣脱它的晨曦。这是光和黑暗的辩证关系。就此，我们感知黑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去感知光，感知无法进入到我们眼帘中的光。时代的晦暗深处，还是有光在临近，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是当代人。作一个当代人，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也就是说，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感知注定会被隐没之光。在此，当代人，用本雅明的说法是，正是因为绝望，才充满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就是脱节之人：与时代的脱节，与时代之光的脱节。他对时代的光芒不敏感，而是对时代的痛苦，对时代脊骨的断裂异常敏感。

本雅明

这是当代人的特征。但是，还有另一种当代性。与时代保持距离，既指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但又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状况；同时，它也可以指人们将自身的目光投向古代和过去。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但是，“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当代的”。阿甘本这是对保罗和本雅明时间概念的呼应：当代是对过去的统摄，过去总是潜入到当代中。就此，起源也总是活在当代中，并在当代成为强劲有力的要素，它们不屈不挠地存在于当代，就如同儿童特性总是在成年人内心中持久而顽固地活跃一样。与此相似的一个例子是，先锋派总是在原始艺术中寻找素材。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也就是说，做一个当代人，总是要在某一个迫切的关头，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回眺。 

正是由此，保罗被阿甘本称为具有当代性的人。因为正是他特有的弥赛亚的时间观念，他让现在将过去统摄起来，现在不断地引证过去，不断地追溯过去，以至于时间流逝的线性进程被终止，被打断，时间不得不停滞下来。时代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断裂和凝固。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断裂，我们才有机会凝视这个凝固的时代，凝视这个断裂地带涌现出来的晦暗。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的意义。就此，保罗具有当代性，对阿甘本而言，就意味着保罗的时间概念具有当代性，保罗对历史和时间的思考具有当代性。或者说，我们必须领悟保罗和本雅明这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才可能成为当代人，才可能真正地思考什么是当代。

保罗确立了当代性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罗本人就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也是阿甘本和巴丢的差异。在巴丢论保罗的书中，他明确地宣称，保罗是我们的同代人。对巴丢来说，保罗是当代的，并不是因为他对历史和时间概念的特殊思考，并不是他对当代性的思考，而是因为保罗为普遍主义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保罗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一种真理的普遍的独一性（universal singularity）。更具体地说，保罗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思考，一种在今天仍旧具有紧迫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丢称保罗是我们的同代人。

为什么保罗对今天而言具有紧迫性？“在普遍化流通的时刻，在瞬间文化交流的幻影中，禁止人流通的法律和规则正在到处繁殖。”法国尤其如此，右翼的勒庞党要求一种纯正的法国人身份，他们信奉一种封闭的同一性，一种纯粹的身份原则，一种拒绝普遍性的独一性原则。巴丢认为这种身份同一性原则和资本主义达成了密谋，因为资本出于自己的目的对主体和身份进行创造和发明，尔后对其进行空间分类和同质化，进行德勒兹意义上的再辖域化。结果就是，一种同质化原则和绝对的单一的身份原则建立起来。就法国而言，将外国人，将一切非法国人拒绝在法国大门之外就变得自然而然。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是如何对此提出了反驳的，他是这样讲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保罗将好消息（福音）从严格的封闭中拉将出来，从严格限制它的犹太人群落中拉将出来。”福音和上帝是针对所有的人，上帝不偏待任何人。这正是耶稣复活的寓言所表明的东西——上帝成为所有人的上帝，而不再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成为一个普遍的上帝。所有的人都会不受限制地得到承认。二千年前的保罗的教诲对今天的排外主义和特殊主义仍旧是必要和迫切的回应——就此而言，保罗并没有远离我们。

就此，对阿甘本而言，保罗的当代性，意味着保罗提出了什么是当代性：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也即将现在将过去统摄在一起的时间观念。对于巴丢而言，保罗的当代性，是因为他所持的普遍主义原则，一种打破狭隘的地域主义的普遍性原则，在今天仍旧具有当代意义。所以他仍旧是我们的同代人。而且，他开启的普遍独一性原则，对于巴丢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不仅是我们的同代人，我们甚至要说，他更主要的是巴丢本人的同代人：正是从保罗这里开始，一种特殊的真理概念，一种普遍独一性的真理概念，播下了种子，而巴丢则将这粒种子培育成了一颗哲学大树：一种有关事件和真理的哲学大树。就此，巴丢，作为一个现在的时间，在向保罗——一个过去的时间——回眺。本雅明和阿甘本的破除空泛的线性时间原则，在巴丢这里得到了活生生的实践。

本文摘自汪民安的新作《情动、物质与当代性》。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汪民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胡杨文化，2022年10月版